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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克强总理执政刚过百日，但已释放出三大明确的政策信号：一是新一届政府绝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是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三是全面而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透过这些政策信号，人们看到无论前面还会遇到多大风浪，中国经济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带着阵痛加速转型，中国的阵痛期才刚刚开始。
从“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到十八大后的“政府简政放权”再到近期钱荒潮中的“铁腕治理”，过去三个月，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执政思路也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继《经济学人》的“克强指数”后，海外投行巴克莱提出了“克强经济学”一说，总结“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其认为，除非经济和市场面临迫在眉睫的崩溃风险，预计中国决策者不会采取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巴克莱的报告称，虽然“克强经济学”的前两大支柱可能正在造成痛苦，但它们对于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铺平道路却有重要作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克强经济学的基调，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近十年间，在决策部门的轮番扩张和紧缩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并未得到期望中的平稳增长。
在一轮轮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中，出现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新能源设备等众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大量使用率极低的“铁公机”设施。“做与政府投资相关的生意最挣钱。”已成为多数商人的惯性思维，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愈发增强。
而为了抑制扩大投资可能导致的通胀，在每一轮剧烈的紧缩之后，往往形成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停产的现象。
据统计，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决策部门11次调整利率、22次调整存款准备金，2008年上半年还在“防通胀、防过热”，2009年又抛出4万亿抗衰退，2010年四季度再次抗通胀，2012年上半年再刺激，下半年扩张政策偃旗息鼓重新防通胀
在经过30余年的高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高投资、低成本和高流动性的增长惯性或路径。但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做大后，要维持相同或相似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和货币扩张，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即使同比增加投资，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其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只会递减。
不仅如此，刺激政策也会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催高生产成本，致使企业利润越来越薄，逐渐丧失价格竞争力，这是中国外需萎缩的一大重要原因。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和增长？这正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如今可谓到了这样一个增长瓶颈的时候。对此，李克强的答案是，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和制度升级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李克强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同时，推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眼下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把泛滥的流动性驱赶到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在中间环节，以创新名义进行套利。这就是金融改革的任务。
在日前发生的银行短期流动性危机中，作为“央妈”的央行是有很多手段和政策工具出手挽救的，如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及降息等，但央行居然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出“无动于衷”，目的就是要借“钱荒”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因为此次银行问资金面的紧张，主要问题出在银行套利资金庞大和期限错配上。
过去几年，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流动性都进入了投资和投机领域，致使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率不断放大，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这使“影子银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使风险不断积聚。此外，过度膨胀的银行信贷体系也易形成风险。此种情况下，央行若放水支持银行渡过“钱荒”，虽然能解银行燃眉之急，但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银行的“杠杆化”，且随美国经济的复苏，资金回流美国的速度加快，央行投放的资金最终会流向美国。
所以，央行需要顶住银行短期流动性紧张的压力，将在中间环节的套利资金和期限错配的金融资源驱赶到实体经济，这就必须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是依靠市场机制，而非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去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具体到金融改革，就是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以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为此，李克强在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缩紧的“钱袋子”
进入今年上半年，曾经一度高歌猛进的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不仅放缓甚至出现连续两月的同比下降，让外界对缩水的“钱袋子”能否支撑中国经济走向“升级版”，暂时打了一个问号。
可供对照的是今年1—5月，中央财政收入27134亿元，仅增长0.1%；全国公共财政收入56214亿元，增长6.6%，增幅同比回落6.1个百分点。未达到年度8%的指标。这一“惨淡”表现被视为中国经济“非预期性”降速的一个有力佐证。
与2008年不一样的是，履新100天的新一届政府迄今并未出手类似4万亿的刺激政策。而只是让央行为部分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让离谱的银行间市场利率回归正常。
经济增速放缓自然是财政收入骤降的首要原因，但决策层看到的显然不止于此，而是将当前视为推进财税改革、进而使财税体制更加适应于“升级版”中国经济的重要机遇。凸显了中国政府由“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决心及持续推进改革的信心。 与此同时，肇始于财政“钱袋子”日益鼓胀背景下的民生高速投入，并没有受到当前财政收入增速骤降的波及。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包括教育、医疗、就业及节能环保等在内攸关民生的重要领域支出均延续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一减一增间，由“国富”到“民强”的治国理念转变，跃然纸上。
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钱袋子”瘪了，相应投入却增多了，钱从何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今年的记者见面会上指出，“可以推想，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我们还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这便是今年以来，决策层反复强调的政府要过“紧日子”的重要背景。
已经成为共识的是，政府“勒紧裤腰带”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解决财政困局，乃是转变政府职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升级版”中国经济的应有之义。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认为，在财政收入可能进入一位数增长的情况下，加大税收，或者扩大财政赤字都不可能是明智的选择，而压缩政府三公消费，减少政府经皆陛投资，增加民生投入，是下一步财政政策的走向。
在此背景下，决策层对“营改增”实施“双扩围”，除了为企业减税、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等考量，最为重要的是，这项改革有利于完善税制，从而倒逼中央和地方重新明确已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税收分成问题，充实地方税体系，保障后者履行事权所需的财权，从而使“营改增”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得以充分发挥。
新一届政府上任3个多月来10多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调研，发现均有关实施市场化改革方向措施。一些权威专家也认为，新一届政府对于经济采取的是市场化改革方向，进而释放经济活力。经济调控的目标，从今年三月的稳增长、防通胀、控风险、促转型，已经转变为6月26日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
舆论寄望，增速骤减的财政收入能够助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同时在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助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有所作为。毫无疑问，这将成为能否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个重要筹码。
用“减法”回归市场
“克强经济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结构改革。
经济的转型、结构的调整说了很多年，知易行难。结构改革，需要稳中有进。人口红利消失了，改革红利就要抓紧补上。结构改革需要坚持，不能拖延。既是改革，也就一定会有各种拦阻。中国经济转型要成功，就必须拒绝权力支配市场，必须攻克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拦阻。如果不能更符合正义地重新分配利益，何谈良善的改革呢？
向市场放权让利，亦是“克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李克强用“减法”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推进机构改革，转换政府职能；扩大“营改增”试点，结构性减税；保持合理的货币总量；减少政府开支，把资金用于转型升级；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3月份答记者问时，李克强承诺新政府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目前已进行了两轮。李克强还明确本届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他还指出分析说，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问题，无论是金融、通信、物流，还是养老、医疗产业、非义务教育，都存在行政性垄断、审批过多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门槛较高甚至很高，而这些产业恰恰是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而言，政府官员需要从不适应到适应——不能不直接参与经济就不会做官；官员考核体制需要从唯GDP到更全面的考察。说到底，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政府一纸文件命令出来的，而是市场自身不断演进与合理发展的过程。
地方财政债务风险、信贷扩张、过度投资、生态严重破坏，以及政府掌控过多资源导致的经济效率底下和全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越来越凸显出支撑经济高增长背后的代价过于沉重，中国必须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深层次改革。
从“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到十八大后的“政府简政放权”再到近期钱荒潮中的“铁腕治理”，过去三个月，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执政思路也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继《经济学人》的“克强指数”后，海外投行巴克莱提出了“克强经济学”一说，总结“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其认为，除非经济和市场面临迫在眉睫的崩溃风险，预计中国决策者不会采取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巴克莱的报告称，虽然“克强经济学”的前两大支柱可能正在造成痛苦，但它们对于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铺平道路却有重要作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克强经济学的基调，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近十年间，在决策部门的轮番扩张和紧缩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并未得到期望中的平稳增长。
在一轮轮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中，出现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新能源设备等众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大量使用率极低的“铁公机”设施。“做与政府投资相关的生意最挣钱。”已成为多数商人的惯性思维，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愈发增强。
而为了抑制扩大投资可能导致的通胀，在每一轮剧烈的紧缩之后，往往形成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停产的现象。
据统计，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决策部门11次调整利率、22次调整存款准备金，2008年上半年还在“防通胀、防过热”，2009年又抛出4万亿抗衰退，2010年四季度再次抗通胀，2012年上半年再刺激，下半年扩张政策偃旗息鼓重新防通胀
在经过30余年的高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高投资、低成本和高流动性的增长惯性或路径。但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做大后，要维持相同或相似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和货币扩张，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即使同比增加投资，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其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只会递减。
不仅如此，刺激政策也会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催高生产成本，致使企业利润越来越薄，逐渐丧失价格竞争力，这是中国外需萎缩的一大重要原因。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和增长？这正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如今可谓到了这样一个增长瓶颈的时候。对此，李克强的答案是，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和制度升级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李克强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同时，推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眼下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把泛滥的流动性驱赶到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在中间环节，以创新名义进行套利。这就是金融改革的任务。
在日前发生的银行短期流动性危机中，作为“央妈”的央行是有很多手段和政策工具出手挽救的，如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及降息等，但央行居然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出“无动于衷”，目的就是要借“钱荒”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因为此次银行问资金面的紧张，主要问题出在银行套利资金庞大和期限错配上。
过去几年，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流动性都进入了投资和投机领域，致使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率不断放大，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这使“影子银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使风险不断积聚。此外，过度膨胀的银行信贷体系也易形成风险。此种情况下，央行若放水支持银行渡过“钱荒”，虽然能解银行燃眉之急，但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银行的“杠杆化”，且随美国经济的复苏，资金回流美国的速度加快，央行投放的资金最终会流向美国。
所以，央行需要顶住银行短期流动性紧张的压力，将在中间环节的套利资金和期限错配的金融资源驱赶到实体经济，这就必须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是依靠市场机制，而非政策刺激和政府直接投资，去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具体到金融改革，就是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最该去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以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为此，李克强在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缩紧的“钱袋子”
进入今年上半年，曾经一度高歌猛进的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不仅放缓甚至出现连续两月的同比下降，让外界对缩水的“钱袋子”能否支撑中国经济走向“升级版”，暂时打了一个问号。
可供对照的是今年1—5月，中央财政收入27134亿元，仅增长0.1%；全国公共财政收入56214亿元，增长6.6%，增幅同比回落6.1个百分点。未达到年度8%的指标。这一“惨淡”表现被视为中国经济“非预期性”降速的一个有力佐证。
与2008年不一样的是，履新100天的新一届政府迄今并未出手类似4万亿的刺激政策。而只是让央行为部分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让离谱的银行间市场利率回归正常。
经济增速放缓自然是财政收入骤降的首要原因，但决策层看到的显然不止于此，而是将当前视为推进财税改革、进而使财税体制更加适应于“升级版”中国经济的重要机遇。凸显了中国政府由“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决心及持续推进改革的信心。 与此同时，肇始于财政“钱袋子”日益鼓胀背景下的民生高速投入，并没有受到当前财政收入增速骤降的波及。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包括教育、医疗、就业及节能环保等在内攸关民生的重要领域支出均延续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一减一增间，由“国富”到“民强”的治国理念转变，跃然纸上。
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钱袋子”瘪了，相应投入却增多了，钱从何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今年的记者见面会上指出，“可以推想，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我们还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造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这便是今年以来，决策层反复强调的政府要过“紧日子”的重要背景。
已经成为共识的是，政府“勒紧裤腰带”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解决财政困局，乃是转变政府职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升级版”中国经济的应有之义。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认为，在财政收入可能进入一位数增长的情况下，加大税收，或者扩大财政赤字都不可能是明智的选择，而压缩政府三公消费，减少政府经皆陛投资，增加民生投入，是下一步财政政策的走向。
在此背景下，决策层对“营改增”实施“双扩围”，除了为企业减税、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等考量，最为重要的是，这项改革有利于完善税制，从而倒逼中央和地方重新明确已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税收分成问题，充实地方税体系，保障后者履行事权所需的财权，从而使“营改增”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得以充分发挥。
新一届政府上任3个多月来10多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调研，发现均有关实施市场化改革方向措施。一些权威专家也认为，新一届政府对于经济采取的是市场化改革方向，进而释放经济活力。经济调控的目标，从今年三月的稳增长、防通胀、控风险、促转型，已经转变为6月26日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
舆论寄望，增速骤减的财政收入能够助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同时在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助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有所作为。毫无疑问，这将成为能否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个重要筹码。
用“减法”回归市场
“克强经济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结构改革。
经济的转型、结构的调整说了很多年，知易行难。结构改革，需要稳中有进。人口红利消失了，改革红利就要抓紧补上。结构改革需要坚持，不能拖延。既是改革，也就一定会有各种拦阻。中国经济转型要成功，就必须拒绝权力支配市场，必须攻克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拦阻。如果不能更符合正义地重新分配利益，何谈良善的改革呢？
向市场放权让利，亦是“克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李克强用“减法”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推进机构改革，转换政府职能；扩大“营改增”试点，结构性减税；保持合理的货币总量；减少政府开支，把资金用于转型升级；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3月份答记者问时，李克强承诺新政府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目前已进行了两轮。李克强还明确本届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他还指出分析说，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问题，无论是金融、通信、物流，还是养老、医疗产业、非义务教育，都存在行政性垄断、审批过多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门槛较高甚至很高，而这些产业恰恰是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而言，政府官员需要从不适应到适应——不能不直接参与经济就不会做官；官员考核体制需要从唯GDP到更全面的考察。说到底，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政府一纸文件命令出来的，而是市场自身不断演进与合理发展的过程。
地方财政债务风险、信贷扩张、过度投资、生态严重破坏，以及政府掌控过多资源导致的经济效率底下和全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越来越凸显出支撑经济高增长背后的代价过于沉重，中国必须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深层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