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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一事件被赫鲁晓夫视为中共进行的“反对苏共的分裂活动”，悍然在国际共运中掀起针对中共的“围剿”，并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次会议是中苏争论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苏分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当时作为翻译，目睹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
会议召开背景
1960年2月4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意在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为定于5月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造势。中共中央派康生等人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大骂毛泽东，同时以文件的形式给中共中央口头通知，全面攻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成为从1958年夏天开始交恶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要迁就西方，以反对中国讨好西方。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1960年4月中下旬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随后，苏方也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由此，揭开了中苏争论的序幕。
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原定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但5月1日发生的美国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击落事件，使得四国首脑会议最终流产。事件发生后，即5月16日，赫鲁晓夫仍然按原计划从莫斯科飞到巴黎，随后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要美国对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遭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拒绝。
5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拜会邓小平、王稼祥，并向中方通报了苏联关于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邓小平说，赫鲁晓夫5月16日的讲话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力的讲话。从这个讲话中看到了苏共的坚定立场。这也是中共的立场。中共正在研究开展一场运动来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
5月20日，为支持苏联，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1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群众大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群众情绪激昂，空前热烈。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了分析，指出赫鲁晓夫有两面性，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两人对骂起来。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森豪威尔对抗，是因为美国派飞机入侵苏联，把他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毛泽东指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会议强调，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方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
6月2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6月4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来信。会议结束时，邓小平提出，考虑到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形势，有必要更广泛地宣传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里所阐述的观点，要正面宣传，不是批判苏共或南共的观点。现在宣传更加有利，时机也很合适。美国这样横蛮的态度正给我们一个好的时机，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本质没有变，不能对它抱有幻想。邓小平说，我国工会代表团要在即将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按照这个方针阐述我们三篇文章所说的观点，动员全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会议基本情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在国际组织如青联、世界工联等中，经常有所反映，而且愈演愈烈，常常爆发激烈的争吵。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反对苏共把它的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工联等国际组织，把这些组织作为它的外交工具。这次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决议草案中，仍然写进了反映和支持苏联对外政策的内容。
1960年6月2日，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到达北京。经中央同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在格里申抵京的当天同他进行了会谈。会谈是在北京饭店的一个会客室举行的。苏方参加者有格里申、斯科沃尔佐夫(中文翻译)；中方参加者有刘宁一、我(俄文翻译)、傅也俗(记录)。在谈话中，刘宁一涉及到许多问题，先是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决议草案的有关内容提出指责，批评了苏共的对外政策，宣称中共与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策的主要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刘宁一还指名批评了苏联领导人。据当时负责记录的傅也俗回忆，刘宁一对这次谈话显然没有充分准备，只是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中的观点谈。我当时的感觉是刘宁一谈得不系统，虽提出不少问题，但都没有展开谈。会谈气氛顿然紧张起来。会谈结束后，格里申和他的翻译立即步行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汇报所发生的情况。当天下午，我们将这次会谈的记录报送中央。次日，刘宁一对我说，小平同志看了会谈记录后给他打了电话，说：“你怎么谈得那样乱，是不是喝醉了?”
6月2日，世界工联理事会执行局召开会议，刘宁一在会上再次阐述了中方对当代国际问题的看法，批驳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提法，同与会的苏联工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工会的代表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写道：“据尚昆告诉我，小平同志同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交换了意 见。他们三人在6月5日一起出席我党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负责人座谈会。”接着又写道：“座谈会首先由我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同志致词，说明我们的基本观点，但苏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反对刘宁一的致词，并拒绝听取小平同志的解释，也拒绝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挽留，断然退出座谈会。”这一段叙述与事实不符。事情的经过是：
邓小平看了6月2日刘宁一和格里申的谈话记录后认为他“谈得乱”，没有说清楚问题，于是同刚从外地返京的刘少奇、周恩来研究决定，由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外国工会代表团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员代表举行座谈，阐明我党的观点。
6月4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团长、国家主席列希和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长贝利绍娃，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我担任翻译，赵仲元记录。刘少奇在会谈中介绍了中苏两党间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贝利绍娃回到宾馆后立即跑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苏方汇报，说刘少奇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后来贝利绍娃遭到阿劳动党中央的谴责，认为中国同志向阿党同志介绍中共与苏共的分歧是中国党对阿劳动党的信任，而贝利绍娃去苏联使馆汇报是一种背叛。因此，阿劳动党撤消了贝利绍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开除了她的党籍。6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杨尚昆陪同接见，我担任翻译，王荩卿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中苏分歧是局部分歧，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我们要在原则基础上，坚持团结，共同对敌。
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作报告。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在下午的会议上发了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飞机入侵苏联事件作了呼应。马赛尔·布拉表示：世界工联谴责美国军国主义集团和艾森豪威尔及其政府的侵略和伪善政策，他们在花言巧语的掩盖之下事实上在奉行实力政策和“边缘”政策。他提出：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放弃准备和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依然对各国人民要求缩减战争预算、停止原子弹试验、禁止制造和使用热核武器等要求充耳不闻。面对这样的事实，加强全世界工人和工会为保卫和平的统一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格里申指出：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美国的这些行为破坏了各国正常关系的基础，增加了军事武装冲突和新战争的危险。在当前形势下，维护和巩固和平是各国人民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正如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不止一次指出的：苏联今后要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苏联现在和将来都主张和平共处，和平谈判争取达成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两位工联领导人在讲话中都谈到了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会议决议草案中的观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纲领。
6月5日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出面邀请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17个国家的工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员代表共40多人，共进晚餐，晚饭后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交换意见。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自己的事，希望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给各自的党中央。接着，邓小平开始发言。他原准备讲五个问题，但讲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后，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刘少奇宣布休息。邓小平随即退场。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请彭真接着发言。这时，会场中议论纷纷，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其他国家的工会代表站在一起，紧张地议论着些什么。当刘少奇宣布继续开会、请大家坐好时，格里申大声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中国同志要干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对苏共的指责……除保加利亚工会主席坐在座位上之外，其他国家的工会代表也跟着格里申站在会场里，不肯入座。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相继讲话，希望把会开下去，但遭到格里申等人的拒绝。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后，座谈会不了了之(回国后，格里申被选进苏共中央主席团，而没有随格里申站起来起哄的保加利亚工会主席则被撤职——作者注)。鉴于此，中方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
根据这一方针，6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话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为了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发言中，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明确表明了与会议决议草案不同的认识。刘长胜指出：中国人民不赞成那种不区别战争性质而笼统地提“赞成不赞成战争，反对不反对战争”的错误论调，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正义的战争也“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对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走入歧途。对于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刘长胜在表示赞同后说：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建议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依靠这种建议，就能根绝“战争危险”，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着，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刘长胜的发言得到亚非拉国家许多代表的发言支持。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为此，世界工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力争，世界工联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努力，终于达成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会议通过了一个妥协的决议后闭幕了。
中方考虑到这是工会会议，成员和政治背景比较广泛。为了缓和气氛，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并在讲话中邀请各国代表团会后在中国参观。苏联代表 团的副团长和部分团员留下参观了。
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刘宁一同格里申的谈话、刘少奇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邓小平同世界工联党员代表会面中的谈话、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的致词以及中国工会负责人刘宁一、刘长胜在大会上的发言，都涉及到对苏共观点的批评。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运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在获悉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事件后，决定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声讨”中共的“反苏分裂活动、宗派活动”。
对于苏共可能发动的“反击”，中共也有所警惕和准备。1960年6月10日到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在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充分准备没有坏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在这次会议结束前，中央决定由彭真代替原定的柯庆施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兄弟党的“会晤”。
不出所料，6月17日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途径莫斯科时，与苏共领导人柯兹洛夫等进行了会谈。柯兹洛夫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无理指责，并拿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说事，指责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同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代表的谈话是“把两党分歧公开化”、“企图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背后分裂国际共运”。彭真就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阐明了中方的观点，指出了同苏共的分歧，并说明中方同世界工联的党员代表交换意见是针对工联内部的问题表明我党中央的观点。
6月22日晚，彭真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大部分时间是指责中共。如说中国“在工会会议上进行反苏活动真是闻所未闻”等等。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安德罗波夫把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送给中共代表团。通知书有中文译文，共84页，对中共进行了全面攻击，说中共在世界工联理事会议上公开号召反对苏共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在背后搞“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说刘少奇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是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并为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辩解，对中共进行指责。
针对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一些其他兄弟党代表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问题上对中共的指责，彭真回答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报告草案中对自由世界的表达没有加引号，而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奇迹全都打上了引号。这等于反对中共的总路线，干涉中国内政。彭真指出，为解决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期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经刘宁一和格里申商定，约请17个国家的代表交换意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通知各个代表团的代表时，7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没有被通知到。鉴于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决定利用聚餐时间，来说明中共对这些分歧的观点。邓小平本想讲五个问题，但因身体不好，只讲完第一个问题后，就去休息了。为此，格里申拒绝再听下去。最后，中共没能讲明对有关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其他问题的观点。中共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就一系列国际形势问题确实交换了意见，但不能说中共在反苏共斗争中想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薄弱环节拉到自己方面来，说这就是企图改变苏共中央现在的领导，等等。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的对中共的“突然袭击”遭到中共代表团理所当然的反击和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兄弟党代表团的抵制，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严厉批评。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断然采取了撤专家、毁合同的手段，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苏中两国的国家关系上来。
布加勒斯持会议结束不久，苏共中央于7月13日至16日召开全会，科兹洛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若干原则问题上所持错误立场的报告》。在报告中，科兹洛夫对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情况作了描述，对中方进行了指责。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了赫鲁晓夫采取的恶化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
此后，在1960年9月举行的中苏两党谈判、lO月举行的26党代表的起草委员会和11月举行的8l党代表的会议期间，苏共继续利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指责中共在进行反对苏共的“分裂活动”、“派别活动”，企图发动整个国际共运来谴责中共。
针对被苏共大肆宣扬的所谓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事件，邓小平1960年10月10日在26党起草委员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四国首脑会被美国破坏了，随着发生了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事件。围绕这个事件的争论，实质仍然是在于究竟要不要在工人运动中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和莫斯科宣言的方向。在当时，仍然拒绝谴责艾森豪威尔和仍然认为帝国主义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确实使人格外惊异。为什么有些同志不看到问题的这个主要方面呢?为什么苏联同志能够在报刊上、在酒会上大喊大嚷地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一些兄弟党内进行一系列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而中国同志不可以在少数兄弟党负责同志的场合内交换意见呢?同志们可以不同意我们的文章，也可以不同意我们对工联组织中负责同志所说的一切，我们愿意对这些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这决不能成为召集一次正式发动反对中国党的国际性运动的会议的理由。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布加勒斯特会议本来是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一次兄弟党会谈，结果却突然变成了一次一部分兄弟党经过事前预谋，共同激烈地、全面地谴责中国党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苏联同志把去年9月以来的反对中国的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国际性的阶段，正式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不要和平与和平共处、搞民族主义和派别活动的阶段，把思想争论扩大成为国家关系的危机的阶段。
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实事求是说明了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中国同志所以同少数兄弟党负责人交换意见，是由于对当代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和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起，终于取消了会议声明草案中谴责中共的所谓“分裂活动”、“派别活动”的提法。同时在中苏代表团达成妥协方案后，中共代表团表示，中共决定从国际群众团体中撤出中方代表。
邓小平向苏斯洛夫转达了中方的决定：鉴于前一时期中苏之间的分歧往往引起国际群众团体的争论，而群众团体的争论又加剧了已有的分歧，中共决定撤出中国在所有的国际群众团体的代表。当时由国内派往世界和大的代表正途经莫斯科，将赴维也纳接替任期已满原驻会的中方代表。刘少奇、邓小平获悉后决定请他们同驻和大的中国代表一起回国。杨尚昆在1960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然，我们也应十分的谨慎从事”，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可以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责任编辑 刘荣刚)
会议召开背景
1960年2月4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意在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为定于5月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造势。中共中央派康生等人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大骂毛泽东，同时以文件的形式给中共中央口头通知，全面攻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成为从1958年夏天开始交恶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要迁就西方，以反对中国讨好西方。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1960年4月中下旬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随后，苏方也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由此，揭开了中苏争论的序幕。
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原定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但5月1日发生的美国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击落事件，使得四国首脑会议最终流产。事件发生后，即5月16日，赫鲁晓夫仍然按原计划从莫斯科飞到巴黎，随后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要美国对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遭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拒绝。
5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拜会邓小平、王稼祥，并向中方通报了苏联关于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邓小平说，赫鲁晓夫5月16日的讲话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力的讲话。从这个讲话中看到了苏共的坚定立场。这也是中共的立场。中共正在研究开展一场运动来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
5月20日，为支持苏联，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1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群众大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群众情绪激昂，空前热烈。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了分析，指出赫鲁晓夫有两面性，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两人对骂起来。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森豪威尔对抗，是因为美国派飞机入侵苏联，把他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毛泽东指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会议强调，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方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
6月2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6月4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来信。会议结束时，邓小平提出，考虑到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形势，有必要更广泛地宣传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里所阐述的观点，要正面宣传，不是批判苏共或南共的观点。现在宣传更加有利，时机也很合适。美国这样横蛮的态度正给我们一个好的时机，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本质没有变，不能对它抱有幻想。邓小平说，我国工会代表团要在即将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按照这个方针阐述我们三篇文章所说的观点，动员全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会议基本情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在国际组织如青联、世界工联等中，经常有所反映，而且愈演愈烈，常常爆发激烈的争吵。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反对苏共把它的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工联等国际组织，把这些组织作为它的外交工具。这次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决议草案中，仍然写进了反映和支持苏联对外政策的内容。
1960年6月2日，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到达北京。经中央同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在格里申抵京的当天同他进行了会谈。会谈是在北京饭店的一个会客室举行的。苏方参加者有格里申、斯科沃尔佐夫(中文翻译)；中方参加者有刘宁一、我(俄文翻译)、傅也俗(记录)。在谈话中，刘宁一涉及到许多问题，先是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决议草案的有关内容提出指责，批评了苏共的对外政策，宣称中共与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策的主要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刘宁一还指名批评了苏联领导人。据当时负责记录的傅也俗回忆，刘宁一对这次谈话显然没有充分准备，只是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中的观点谈。我当时的感觉是刘宁一谈得不系统，虽提出不少问题，但都没有展开谈。会谈气氛顿然紧张起来。会谈结束后，格里申和他的翻译立即步行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汇报所发生的情况。当天下午，我们将这次会谈的记录报送中央。次日，刘宁一对我说，小平同志看了会谈记录后给他打了电话，说：“你怎么谈得那样乱，是不是喝醉了?”
6月2日，世界工联理事会执行局召开会议，刘宁一在会上再次阐述了中方对当代国际问题的看法，批驳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提法，同与会的苏联工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工会的代表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写道：“据尚昆告诉我，小平同志同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交换了意 见。他们三人在6月5日一起出席我党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负责人座谈会。”接着又写道：“座谈会首先由我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同志致词，说明我们的基本观点，但苏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反对刘宁一的致词，并拒绝听取小平同志的解释，也拒绝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挽留，断然退出座谈会。”这一段叙述与事实不符。事情的经过是：
邓小平看了6月2日刘宁一和格里申的谈话记录后认为他“谈得乱”，没有说清楚问题，于是同刚从外地返京的刘少奇、周恩来研究决定，由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外国工会代表团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员代表举行座谈，阐明我党的观点。
6月4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团长、国家主席列希和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长贝利绍娃，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我担任翻译，赵仲元记录。刘少奇在会谈中介绍了中苏两党间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贝利绍娃回到宾馆后立即跑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苏方汇报，说刘少奇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后来贝利绍娃遭到阿劳动党中央的谴责，认为中国同志向阿党同志介绍中共与苏共的分歧是中国党对阿劳动党的信任，而贝利绍娃去苏联使馆汇报是一种背叛。因此，阿劳动党撤消了贝利绍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开除了她的党籍。6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杨尚昆陪同接见，我担任翻译，王荩卿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中苏分歧是局部分歧，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我们要在原则基础上，坚持团结，共同对敌。
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作报告。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在下午的会议上发了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飞机入侵苏联事件作了呼应。马赛尔·布拉表示：世界工联谴责美国军国主义集团和艾森豪威尔及其政府的侵略和伪善政策，他们在花言巧语的掩盖之下事实上在奉行实力政策和“边缘”政策。他提出：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放弃准备和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依然对各国人民要求缩减战争预算、停止原子弹试验、禁止制造和使用热核武器等要求充耳不闻。面对这样的事实，加强全世界工人和工会为保卫和平的统一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格里申指出：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美国的这些行为破坏了各国正常关系的基础，增加了军事武装冲突和新战争的危险。在当前形势下，维护和巩固和平是各国人民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正如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不止一次指出的：苏联今后要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苏联现在和将来都主张和平共处，和平谈判争取达成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两位工联领导人在讲话中都谈到了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会议决议草案中的观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纲领。
6月5日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出面邀请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17个国家的工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工人党员代表共40多人，共进晚餐，晚饭后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交换意见。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自己的事，希望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给各自的党中央。接着，邓小平开始发言。他原准备讲五个问题，但讲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后，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刘少奇宣布休息。邓小平随即退场。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请彭真接着发言。这时，会场中议论纷纷，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其他国家的工会代表站在一起，紧张地议论着些什么。当刘少奇宣布继续开会、请大家坐好时，格里申大声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中国同志要干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对苏共的指责……除保加利亚工会主席坐在座位上之外，其他国家的工会代表也跟着格里申站在会场里，不肯入座。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相继讲话，希望把会开下去，但遭到格里申等人的拒绝。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后，座谈会不了了之(回国后，格里申被选进苏共中央主席团，而没有随格里申站起来起哄的保加利亚工会主席则被撤职——作者注)。鉴于此，中方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
根据这一方针，6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话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为了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发言中，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明确表明了与会议决议草案不同的认识。刘长胜指出：中国人民不赞成那种不区别战争性质而笼统地提“赞成不赞成战争，反对不反对战争”的错误论调，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正义的战争也“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对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走入歧途。对于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刘长胜在表示赞同后说：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建议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依靠这种建议，就能根绝“战争危险”，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着，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刘长胜的发言得到亚非拉国家许多代表的发言支持。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为此，世界工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力争，世界工联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努力，终于达成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会议通过了一个妥协的决议后闭幕了。
中方考虑到这是工会会议，成员和政治背景比较广泛。为了缓和气氛，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并在讲话中邀请各国代表团会后在中国参观。苏联代表 团的副团长和部分团员留下参观了。
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刘宁一同格里申的谈话、刘少奇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邓小平同世界工联党员代表会面中的谈话、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的致词以及中国工会负责人刘宁一、刘长胜在大会上的发言，都涉及到对苏共观点的批评。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运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在获悉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事件后，决定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声讨”中共的“反苏分裂活动、宗派活动”。
对于苏共可能发动的“反击”，中共也有所警惕和准备。1960年6月10日到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在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充分准备没有坏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在这次会议结束前，中央决定由彭真代替原定的柯庆施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兄弟党的“会晤”。
不出所料，6月17日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途径莫斯科时，与苏共领导人柯兹洛夫等进行了会谈。柯兹洛夫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无理指责，并拿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说事，指责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同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代表的谈话是“把两党分歧公开化”、“企图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背后分裂国际共运”。彭真就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阐明了中方的观点，指出了同苏共的分歧，并说明中方同世界工联的党员代表交换意见是针对工联内部的问题表明我党中央的观点。
6月22日晚，彭真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大部分时间是指责中共。如说中国“在工会会议上进行反苏活动真是闻所未闻”等等。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安德罗波夫把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送给中共代表团。通知书有中文译文，共84页，对中共进行了全面攻击，说中共在世界工联理事会议上公开号召反对苏共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在背后搞“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说刘少奇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是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并为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辩解，对中共进行指责。
针对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一些其他兄弟党代表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问题上对中共的指责，彭真回答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报告草案中对自由世界的表达没有加引号，而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奇迹全都打上了引号。这等于反对中共的总路线，干涉中国内政。彭真指出，为解决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期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经刘宁一和格里申商定，约请17个国家的代表交换意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通知各个代表团的代表时，7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没有被通知到。鉴于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决定利用聚餐时间，来说明中共对这些分歧的观点。邓小平本想讲五个问题，但因身体不好，只讲完第一个问题后，就去休息了。为此，格里申拒绝再听下去。最后，中共没能讲明对有关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其他问题的观点。中共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就一系列国际形势问题确实交换了意见，但不能说中共在反苏共斗争中想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薄弱环节拉到自己方面来，说这就是企图改变苏共中央现在的领导，等等。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的对中共的“突然袭击”遭到中共代表团理所当然的反击和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兄弟党代表团的抵制，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严厉批评。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断然采取了撤专家、毁合同的手段，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苏中两国的国家关系上来。
布加勒斯持会议结束不久，苏共中央于7月13日至16日召开全会，科兹洛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若干原则问题上所持错误立场的报告》。在报告中，科兹洛夫对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情况作了描述，对中方进行了指责。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了赫鲁晓夫采取的恶化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
此后，在1960年9月举行的中苏两党谈判、lO月举行的26党代表的起草委员会和11月举行的8l党代表的会议期间，苏共继续利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指责中共在进行反对苏共的“分裂活动”、“派别活动”，企图发动整个国际共运来谴责中共。
针对被苏共大肆宣扬的所谓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事件，邓小平1960年10月10日在26党起草委员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四国首脑会被美国破坏了，随着发生了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事件。围绕这个事件的争论，实质仍然是在于究竟要不要在工人运动中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和莫斯科宣言的方向。在当时，仍然拒绝谴责艾森豪威尔和仍然认为帝国主义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确实使人格外惊异。为什么有些同志不看到问题的这个主要方面呢?为什么苏联同志能够在报刊上、在酒会上大喊大嚷地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一些兄弟党内进行一系列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而中国同志不可以在少数兄弟党负责同志的场合内交换意见呢?同志们可以不同意我们的文章，也可以不同意我们对工联组织中负责同志所说的一切，我们愿意对这些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这决不能成为召集一次正式发动反对中国党的国际性运动的会议的理由。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布加勒斯特会议本来是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一次兄弟党会谈，结果却突然变成了一次一部分兄弟党经过事前预谋，共同激烈地、全面地谴责中国党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苏联同志把去年9月以来的反对中国的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国际性的阶段，正式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不要和平与和平共处、搞民族主义和派别活动的阶段，把思想争论扩大成为国家关系的危机的阶段。
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实事求是说明了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中国同志所以同少数兄弟党负责人交换意见，是由于对当代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和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起，终于取消了会议声明草案中谴责中共的所谓“分裂活动”、“派别活动”的提法。同时在中苏代表团达成妥协方案后，中共代表团表示，中共决定从国际群众团体中撤出中方代表。
邓小平向苏斯洛夫转达了中方的决定：鉴于前一时期中苏之间的分歧往往引起国际群众团体的争论，而群众团体的争论又加剧了已有的分歧，中共决定撤出中国在所有的国际群众团体的代表。当时由国内派往世界和大的代表正途经莫斯科，将赴维也纳接替任期已满原驻会的中方代表。刘少奇、邓小平获悉后决定请他们同驻和大的中国代表一起回国。杨尚昆在1960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然，我们也应十分的谨慎从事”，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可以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