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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26日和28日，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分两期刊登了一封署名贝德士（Miner Bates）的公开信，向国际社会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南京自1937年12月沦陷以来，毒品严重泛滥，截至发稿时，估计已有5万市民即1/8的南京人口染上毒瘾。正是这个庞大的吸毒群体，支撑起了每月220万元的鸦片贸易和300万元的海洛因贸易，使多达200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土膏行”和72家海洛因销售点生意兴隆，并为日伪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税收。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引发媒体高度关注，《中国评论周报》《大陆报》《新晚报》等其他一些英文报纸相继转载贝德士的公开信。1939年1月，中国著名学者、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辑的《日人战争行为集要》（A Digest of Japanese War Conduct）一书，也将该信收录其中。这些英文书报资料广为传播，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和强烈义愤。
1946年7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针对日本战犯提出的指控之一，就是“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腐败手段和高压政策”，准确地讲，是“通过其在中国和其他已占领，或打算占领的国家的军事长官和平民代理，来推行它的系统的侵略计划——这些计划是通过暴行，通过武力和武力胁迫，通过贿赂和腐败，通过地方政客的阴谋，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鼓励鸦片和其他麻醉品的生产销售，通过促进毒品在这些人中的普及，来逐步削弱当地民众的意志”。
在法庭上站出来指证日本侵华期间毒害平民罪行的有三个人：一位是中国的许传音博士，他曾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前身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担任委员；另外两位则是仗义执言的国际友人——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以及写出前述公开信的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其中又以贝德士的证词最为详尽，因为这份证词的底本，就是他1938年在《大美晚报》上发表的公开信。
贝德士有何背景？他为什么关注南京的毒品问题？原来，贝德士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家庭，具有良好的家教，并先后在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和牛津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学位。1920年夏，贝德士以传教士身份到南京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金陵大学教学生涯。
1925年至1926年，贝德士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耶鲁大学进修。虽然只在耶鲁大学度过了一年的时光，但他对该校感情极深。1978年去世后，贝德士的文稿全部按其遗嘱捐献给了耶鲁大学神学院。1991年，贝德士在金陵大学教过的学生、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到耶鲁大学神学院访学，对贝德士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使我们对贝德士指证日本侵略者罪行的义举有了更多的了解。
贝德士对日本侵略者毒害平民罪行的关注，要感谢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arold Timperley）。田伯烈早在1935年即已开始关注华北地区的毒品泛滥问题，并怀疑日本人是幕后黑手。为此，他先后考察了昌黎、北平、天津等地，证实了日本人借助治外法权操纵毒品贸易的罪恶真相。1938年2月，他将调查报告交给了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员的贝德士，由后者将其提交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人，希望日本当局加以管制。然而，日方对此置若罔闻。
1938年夏，贝德士在南京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期间，发现毒贩经常诱惑难民吸食鸦片和海洛因，继而对当地的毒品泛滥现象产生警觉。他震惊地发现，日本操控下的傀儡政府的财政基础，竟是得自毒品贸易的税收。于是，他发动在华传教机构加以调查，继而得出了触目惊心的结论：日本及其傀儡政府取得的“第一位和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毒害普通民众”。
当年11月22日，贝德士根据调查结果完成了前述公开信，题目是“关于南京毒品问题的公开信”，随后在上海《大美晚报》发表。贝德士在信中对日伪庇护下的毒贩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他悲愤地写道：“日本人正在利用战争把一个原本较为良好的社会加以毁灭，他们带来的只有饥馑、病痛和绝望。他们如此短视，如此贪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强烈质疑：日本人大肆纵毒，究竟是何居心？“廉价倾销，广告推销，公私并进，牟取暴利，这种政策既蠢又贪，极不人道。未来中国或日本的利益，难道要靠一群短命、孱弱、懒惰、堕落的烟民来维持吗？”贝德士的结论是：日本人所倡导的“远东持久和平之梦”，不过是“一盏致命的烟灯”。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在毒品问题上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极力蛊惑外国人吸食毒品，从不限制其购买毒品的数量；另一方面，他们却严格禁止本国人吸毒。田伯烈在调查华北毒品问题期间，就曾多次被毒贩纠缠，兜售各种毒品。为《南京国际事务委员会公报》调查天津毒品问题的马库斯·麦尔文，也有过一个晚上先后被六名毒贩推销毒品的经历。
在日本当局看来，贝德士的正义言行不啻为大逆不道之举，若不是碍于其美國公民身份，应该早就对其下毒手了。虽然人身安全暂时没有问题，但贝德士还是感受到了日方的压力。早在1938年3月3日，亦即替田伯烈向日本当局转交华北毒品问题的调查报告之后不久，贝德士在给田伯烈写信时称，日本人已将他定为“反日分子”，并视其为“神经病”。1939年11月2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田中彦藏致信美国驻南京领事帕克斯顿（John Paxton，中文名包懋勋），抗议贝德士“严重干扰”日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希望后者“施加影响纠正这种情况”。所幸帕克斯顿顶住了日方的压力，只是将此信转寄贝德士了事。
1946年7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陆军省大厦，贝德士以证人的身份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带着当年田伯烈的调查报告和自己的公开信，对日方辩护律师的种种诘难作了有力的批驳，坐实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等地毒害平民的罪行。贝德士的同事、金陵大学医院的威尔逊医生也指证了一个细节：1939年春，他曾在南京卫理公会和唱经楼之间发现多达21处公开营业的鸦片商店。此外，许传音博士也以亲身经历证实，日本人曾在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公开销售含有海洛因的香烟。
令人惋惜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时，只提出了四种罪行：谋杀和大屠杀；用刑罚折磨；强奸；抢劫、偷盗和疯狂破坏财产。毒害平民的罪行未能列入其中。可能与前者相比，它还算不上“暴行”，毕竟鸦片并非毒气，侵略者旨在谋财而非害命。即便如此，贝德士等国际友人的仗义指证也提醒我们，在日本侵华期间的众多罪行中，毒害平民这一项还远没有得到清算。
最近，有学者研究发现，1937年至1945年间，日本仅在华北贩毒所得的利润即高达33亿美金。在当时，这笔资金至少可以建造16艘翔鹤级航母。以此推论，若将研究的时段扩展到1931年至1945年，范围扩展到全中国，定会有更多发现。在此，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把贝德士等国际友人当年的工作延续下去。（编辑 赵鹏）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流动站研究人员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引发媒体高度关注，《中国评论周报》《大陆报》《新晚报》等其他一些英文报纸相继转载贝德士的公开信。1939年1月，中国著名学者、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辑的《日人战争行为集要》（A Digest of Japanese War Conduct）一书，也将该信收录其中。这些英文书报资料广为传播，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和强烈义愤。
1946年7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针对日本战犯提出的指控之一，就是“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腐败手段和高压政策”，准确地讲，是“通过其在中国和其他已占领，或打算占领的国家的军事长官和平民代理，来推行它的系统的侵略计划——这些计划是通过暴行，通过武力和武力胁迫，通过贿赂和腐败，通过地方政客的阴谋，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鼓励鸦片和其他麻醉品的生产销售，通过促进毒品在这些人中的普及，来逐步削弱当地民众的意志”。
在法庭上站出来指证日本侵华期间毒害平民罪行的有三个人：一位是中国的许传音博士，他曾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前身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担任委员；另外两位则是仗义执言的国际友人——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以及写出前述公开信的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其中又以贝德士的证词最为详尽，因为这份证词的底本，就是他1938年在《大美晚报》上发表的公开信。
贝德士有何背景？他为什么关注南京的毒品问题？原来，贝德士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家庭，具有良好的家教，并先后在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和牛津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学位。1920年夏，贝德士以传教士身份到南京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金陵大学教学生涯。
1925年至1926年，贝德士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耶鲁大学进修。虽然只在耶鲁大学度过了一年的时光，但他对该校感情极深。1978年去世后，贝德士的文稿全部按其遗嘱捐献给了耶鲁大学神学院。1991年，贝德士在金陵大学教过的学生、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到耶鲁大学神学院访学，对贝德士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使我们对贝德士指证日本侵略者罪行的义举有了更多的了解。
贝德士对日本侵略者毒害平民罪行的关注，要感谢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arold Timperley）。田伯烈早在1935年即已开始关注华北地区的毒品泛滥问题，并怀疑日本人是幕后黑手。为此，他先后考察了昌黎、北平、天津等地，证实了日本人借助治外法权操纵毒品贸易的罪恶真相。1938年2月，他将调查报告交给了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员的贝德士，由后者将其提交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负责人，希望日本当局加以管制。然而，日方对此置若罔闻。
1938年夏，贝德士在南京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期间，发现毒贩经常诱惑难民吸食鸦片和海洛因，继而对当地的毒品泛滥现象产生警觉。他震惊地发现，日本操控下的傀儡政府的财政基础，竟是得自毒品贸易的税收。于是，他发动在华传教机构加以调查，继而得出了触目惊心的结论：日本及其傀儡政府取得的“第一位和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毒害普通民众”。
当年11月22日，贝德士根据调查结果完成了前述公开信，题目是“关于南京毒品问题的公开信”，随后在上海《大美晚报》发表。贝德士在信中对日伪庇护下的毒贩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他悲愤地写道：“日本人正在利用战争把一个原本较为良好的社会加以毁灭，他们带来的只有饥馑、病痛和绝望。他们如此短视，如此贪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强烈质疑：日本人大肆纵毒，究竟是何居心？“廉价倾销，广告推销，公私并进，牟取暴利，这种政策既蠢又贪，极不人道。未来中国或日本的利益，难道要靠一群短命、孱弱、懒惰、堕落的烟民来维持吗？”贝德士的结论是：日本人所倡导的“远东持久和平之梦”，不过是“一盏致命的烟灯”。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在毒品问题上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极力蛊惑外国人吸食毒品，从不限制其购买毒品的数量；另一方面，他们却严格禁止本国人吸毒。田伯烈在调查华北毒品问题期间，就曾多次被毒贩纠缠，兜售各种毒品。为《南京国际事务委员会公报》调查天津毒品问题的马库斯·麦尔文，也有过一个晚上先后被六名毒贩推销毒品的经历。
在日本当局看来，贝德士的正义言行不啻为大逆不道之举，若不是碍于其美國公民身份，应该早就对其下毒手了。虽然人身安全暂时没有问题，但贝德士还是感受到了日方的压力。早在1938年3月3日，亦即替田伯烈向日本当局转交华北毒品问题的调查报告之后不久，贝德士在给田伯烈写信时称，日本人已将他定为“反日分子”，并视其为“神经病”。1939年11月2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田中彦藏致信美国驻南京领事帕克斯顿（John Paxton，中文名包懋勋），抗议贝德士“严重干扰”日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希望后者“施加影响纠正这种情况”。所幸帕克斯顿顶住了日方的压力，只是将此信转寄贝德士了事。
1946年7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陆军省大厦，贝德士以证人的身份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带着当年田伯烈的调查报告和自己的公开信，对日方辩护律师的种种诘难作了有力的批驳，坐实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等地毒害平民的罪行。贝德士的同事、金陵大学医院的威尔逊医生也指证了一个细节：1939年春，他曾在南京卫理公会和唱经楼之间发现多达21处公开营业的鸦片商店。此外，许传音博士也以亲身经历证实，日本人曾在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公开销售含有海洛因的香烟。
令人惋惜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时，只提出了四种罪行：谋杀和大屠杀；用刑罚折磨；强奸；抢劫、偷盗和疯狂破坏财产。毒害平民的罪行未能列入其中。可能与前者相比，它还算不上“暴行”，毕竟鸦片并非毒气，侵略者旨在谋财而非害命。即便如此，贝德士等国际友人的仗义指证也提醒我们，在日本侵华期间的众多罪行中，毒害平民这一项还远没有得到清算。
最近，有学者研究发现，1937年至1945年间，日本仅在华北贩毒所得的利润即高达33亿美金。在当时，这笔资金至少可以建造16艘翔鹤级航母。以此推论，若将研究的时段扩展到1931年至1945年，范围扩展到全中国，定会有更多发现。在此，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把贝德士等国际友人当年的工作延续下去。（编辑 赵鹏）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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