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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乡土叙事在不同作家笔下以多重面貌表现了中国现代审美的多样性和思想的多元化。如鲁迅启蒙视域中的《故乡》呈现出凋敝的乡景和庸俗的农民，而茅盾革命视域中的《春蚕》则展示了苦难的乡景和困顿的农民。乡土叙事因作家主观诉求的不同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艺术创造性”，但都是作家力求改变乡土社会现状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乡景叙事 乡民叙事 启蒙 革命
村庄作为一个独立的书写对象出现在“五四”后。“五四”精英对中国乡土的书写意在以文化启蒙改造国民思想，以少数精英“智者”的理性干预“愚者”，去愚昧开民智。当“五四”的启蒙呐喊在历史与社会的双重阻力下逐渐步入低潮，革命的政治启蒙意识形态取而代之进入文学领域，推动民众走向阶级斗争的革命诉求取代了改造落后国民思想的渴望。
乡土中国面貌的多样性是不同作家站在不同视域进行书写的结果，其叙事带有主观性的个人诉求或集体诉求，这与作家的个人思考与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以鲁迅启蒙的乡土叙事的代表作《故乡》和茅盾革命的乡土叙事的代表作《春蚕》为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对此展开文本层面的论证。
一、不同视域中的“乡景”叙事
在乡土叙事中，“乡景”是作家进入故事的艺术铺垫，是叙事目的与情感的先行呈现，往往具有确定主题基调、引导读者审美的作用。在《故乡》和《春蚕》中，鲁迅和茅盾都于开篇就全景式地描绘出农村的总体轮廓，他们的“乡景”叙事也因思想观念和生命体验的不同呈现出各自的审美形态。
（一）凋敝乡景：“听将令”的启蒙叙事 鲁迅此次回乡是要卖掉老屋举家到异地谋生，这不仅意味着他只能在故乡短暂停留，且意味着将与故乡做永久的告别了。“我”是在阴晦的深冬冒着严寒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的，心情自然也是灰暗沉郁。鲁迅在船上远观故乡乡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1}，自家老屋的枯草断茎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种感觉多是因为寒风、阴天、荒村几个意象呈现出的视觉效果，但作者的心却禁不住悲凉起来。现实与期望的严重不符让鲁迅发出一声悲叹：“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2}
离开时鲁迅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对乡土的排斥，不仅对故乡的山水毫无留恋，且感到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自己隔成孤身。这堵横亘在鲁迅与故乡之间的高墙，从鲁迅早年离家开始恐怕便逐渐筑起。他进城求学，后又在日本弃医从文，回国后成为城市知识精英，其间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也亲眼见证了国人的愚昧与麻木，且又在启蒙热潮中开始做文章，当然再也无法融入故乡的生活当中。
鲁迅的启蒙文本长时间被学界理解为他受到时代热情的感召并全力投入战斗的产物，但在《呐喊》自序里鲁迅坦言做文章主要是为了“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同时“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3}。而在他自身的小说中，启蒙者不是像“狂人”、夏瑜、“疯子”一样被启蒙客体绞杀，就是像涓生、吕维甫、魏连殳一样走向自我消解式的颓废；启蒙主体都走向沉默与灭亡，启蒙对象“从昏睡入死灭”……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寂寞”与“悲哀”，不禁感叹：“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4}
对故乡凋敝乡景的叙述固然是启蒙思想的形象化呈现，但在启蒙热潮中，人至中年的鲁迅小说中流露出的对启蒙的困惑与反省实际上表示他已背对狂热走向清醒。“五四”的乡土书写往往以极度衰败凋敝的农村景象来昭示文化启蒙的决心，这不免让我们质疑《故乡》中的破败乡景是否也有此等“听将令”的成分。
（二）苦难乡景：“主题先行”的革命叙事 《春蚕》是茅盾“左联”时期的作品，其笔下的农村呈现出一派苦难景象。左翼的知识精英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视角，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尺度来衡量农村的落后，当初他们向往的西方工业文明此时却成为帝国主义破坏农村经济的罪魁祸首。
茅盾的乡景叙事是对农村环境的客观描述。在《春蚕》中老通宝先看到的是快板船上辛苦拉纤的乡下人和传统的桑田耕地，然而这一番传统的农耕乡景很快就被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西方物质文明打破了。乡下“赤膊船”为威严的小轮船让道，轮机声和洋油臭打破了乡村田野的宁静，“茧厂”“小轮船”等原本与陈旧的中国农村毫无联系的西方工业文明意象对传统农业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挤压，长期以来依赖小农经济生存的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生产方式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艰苦不堪。
《春蚕》是典型的主题先行的农村题材，这番乡景为续作《秋收》和《残冬》最终走向革命主题进行了有力渲染。茅盾本人并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他构思《春蚕》的过程是“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国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5}。对城镇的影响波及周边农村，在《春蚕》里茅盾将这种影响直接叙述为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现实。他笔下的农村与城镇界限模糊，农村是一个与乡镇、都市同构的开放场域，因此农村被纳入到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辐射范围，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影响直接被表述为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困苦不堪。
二、不同视域中的“乡民”叙事
“乡民”是乡土叙事的客体，往往体现着作品的思想价值和作家的创作理念。不同作家站在不同视角塑造的“乡民”大相径庭，他们会刻意突出“乡民”身上符合自我言说的特征。鲁迅强调的是农民小农思想的历史积弊，而茅盾着力刻画的则是经济生活困境中的农民状态。
（一）启蒙视域下的庸俗农民 鲁迅对乡土中国的基本形态和农民的精神气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那些长期生活在闭塞农村的底层农民无非就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6}。他们是困在“无物之阵”里的“庸众”，既是“庸俗”的受害者又是“庸俗”的帮凶。杨二嫂、闰土与阿Q、卫老婆子等人一样都是遵守规范进入到“庸俗”文化圈套中的农民，他们身上的乡土习性和气质是落后小农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启蒙者试图撼动乡土文化最大的阻碍。 譬如曾被称为“豆腐西施”的杨二嫂，如今成了一个“细脚伶仃的圆规”，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7}。她每日必到鲁迅家来的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讨些小便宜罢了，假若一番假惺惺的谄媚与做作没有得到回应，便变脸似的马上愤愤起来，一边絮叨一边顺手牵羊。她身上典型地体现着落后农村妇女的特质，我们无法用善恶好坏来判断她，但正是她身上这种因袭的传统习性构成了无法被启蒙者撼动的乡土文化壁垒。
杨二嫂出现在“我”回忆闰土和“我”与闰土重逢之间，这一情节结构暗示着一个疑问：儿时的“豆腐西施”如今成了尖酸的“圆规”，那么“我”的儿时玩伴闰土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的结果必然是令鲁迅和读者失望的。他们都从未离开过这闭塞的农村，都遭受着生活的挤压和打磨，都因袭了传统农民的精神气质，他们必然都有着同样的乡土属性。
眼前的中年闰土再也不是那个西瓜地上戴着银项圈的小英雄，“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困窘而笨拙，恭敬地喊“我”为“老爷”，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障壁正是那种鲁迅熟悉而害怕的“卑怯”。闰土有着传统农民的憨厚、善良、隐忍，又有着小农意识的愚昧、自私、狭隘，提及生活的艰难“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8}……乡土社会熏陶出来的几乎所有优缺点都集中在闰土身上，让鲁迅痛心又无可奈何。
中年闰土之所以令鲁迅如此沮丧和失望，正是因为卑怯的闰土就是中国农民的普遍写照，他深刻意识到了国民性的根深蒂固任凭启蒙者的几声呐喊是无法撼动的。鲁迅只能告别故乡走自己的路，但他对中国社会的路感到深深的迷茫和担忧。如今后辈们又像儿时的鲁迅和闰土一样玩成一气，但他们日后也将各走自己辛苦的路，重复着这种隔绝。这次“返乡”不仅是与现实故乡的永别，也是鲁迅自身失败的“精神还乡”。
（二）革命视域下的困顿农民 《春蚕》着意刻画的是老通宝这类迂腐守旧、封建迷信的老农民，他不相信“茧厂关门”的市场信号，不愿意养洋蚕种；警戒儿子不要招惹倒霉的荷花；迷信以“蒜”占卜蚕种好坏，以为不吉利的事情连想都不能想……尽管《春蚕》里的人物也有着鲁迅笔下的“庸俗”，如荷花的轻佻刻薄、六宝的尖酸泼辣，还有全村妇人因荷花家的蚕不好而对她特别“戒严”以免传染晦气，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祝福》中受到鲁镇强烈排斥的“晦气”之人祥林嫂。但在《春蚕》中，农民的种种行为都是围绕养蚕这一经济活动展开的，他们的性格特征是经济生活的客观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只与赖以生存的经济事业相关。农村经济生活这一主题削弱了农民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弱点，突出了“人”受到的现实生存环境的深刻影响。
茅盾在小说中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来表现贫苦农民的坚强隐忍，这是他们的生存哲学，“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9}老通宝的困境就是农民的普遍困境，他们在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生存环境时根本想不出什么应对的办法来，只能遵循传统的惯例、沿袭传统的活法，在不断忍耐的同时暗自祈求劳动能够得到回报。与鲁迅对落后农民毫不留情的讽刺与揭露比起来，茅盾甚至流露出一种“人道主义”式的同情。
与此同时茅盾还事无巨细地描写整个养蚕、收蚕过程，着重于表现农民的殚精竭虑，而结果却是蚕丰收了，债反而增加了！过程与结果的巨大反差颇具讽刺性。茅盾强化了被客观因素改变的现实环境对农民的压迫，也渲染了在这一经济现实下农村的水深火热、农民的贫穷无助，以达到唤起民众起来反抗、进行革命的目的。
《春蚕》中唯一有可能打破这个困境的是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这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明白现实环境下“拼死命干”的毫无意义，他像其他人一样认真工作只不过是因为遵循传统常规行事，当生存危机将农民逼迫到无路可走，他将会挣脱老通宝们顽守的旧习约束，走向一条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暴力反抗”道路。
通过比较鲁迅和茅盾乡土书写的代表作，我们可想而知，不论是在启蒙视域还是革命视域下，乡土叙事本质上都是知识精英们力图改造中国社会主观意志的体现，每一种乡土面貌都不免带有作家主观的意识形态和审美态度。虽然作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呈现不可避免地具有“艺术性”的改造或者渲染，但从中国乡土文学流变中我们仍然可以窥得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以及他们力图真实还原乡土中国社会面貌、力求改变现代中国社会现状所做的努力。
{1}{2}{7}{8}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第501页，第506页，第508页。
{3}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4} 鲁迅：《“碰壁”之后》，《鲁迅全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5} 茅盾：《我怎样写〈春蚕〉》，《茅盾全集（二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6} 鲁迅：《书信·两地书（十）》，《鲁迅全集（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9} 茅盾：《春蚕》，《茅盾全集（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一、三、十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茅盾.茅盾全集（八、二十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 宋剑华.“呐喊”何须“彷徨”？——论鲁迅小说对于思想启蒙的困惑与质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54（1）.
[4] 宋剑华，晏洁.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景”叙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
关键词：乡景叙事 乡民叙事 启蒙 革命
村庄作为一个独立的书写对象出现在“五四”后。“五四”精英对中国乡土的书写意在以文化启蒙改造国民思想，以少数精英“智者”的理性干预“愚者”，去愚昧开民智。当“五四”的启蒙呐喊在历史与社会的双重阻力下逐渐步入低潮，革命的政治启蒙意识形态取而代之进入文学领域，推动民众走向阶级斗争的革命诉求取代了改造落后国民思想的渴望。
乡土中国面貌的多样性是不同作家站在不同视域进行书写的结果，其叙事带有主观性的个人诉求或集体诉求，这与作家的个人思考与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以鲁迅启蒙的乡土叙事的代表作《故乡》和茅盾革命的乡土叙事的代表作《春蚕》为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对此展开文本层面的论证。
一、不同视域中的“乡景”叙事
在乡土叙事中，“乡景”是作家进入故事的艺术铺垫，是叙事目的与情感的先行呈现，往往具有确定主题基调、引导读者审美的作用。在《故乡》和《春蚕》中，鲁迅和茅盾都于开篇就全景式地描绘出农村的总体轮廓，他们的“乡景”叙事也因思想观念和生命体验的不同呈现出各自的审美形态。
（一）凋敝乡景：“听将令”的启蒙叙事 鲁迅此次回乡是要卖掉老屋举家到异地谋生，这不仅意味着他只能在故乡短暂停留，且意味着将与故乡做永久的告别了。“我”是在阴晦的深冬冒着严寒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的，心情自然也是灰暗沉郁。鲁迅在船上远观故乡乡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1}，自家老屋的枯草断茎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种感觉多是因为寒风、阴天、荒村几个意象呈现出的视觉效果，但作者的心却禁不住悲凉起来。现实与期望的严重不符让鲁迅发出一声悲叹：“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2}
离开时鲁迅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对乡土的排斥，不仅对故乡的山水毫无留恋，且感到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自己隔成孤身。这堵横亘在鲁迅与故乡之间的高墙，从鲁迅早年离家开始恐怕便逐渐筑起。他进城求学，后又在日本弃医从文，回国后成为城市知识精英，其间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也亲眼见证了国人的愚昧与麻木，且又在启蒙热潮中开始做文章，当然再也无法融入故乡的生活当中。
鲁迅的启蒙文本长时间被学界理解为他受到时代热情的感召并全力投入战斗的产物，但在《呐喊》自序里鲁迅坦言做文章主要是为了“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同时“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3}。而在他自身的小说中，启蒙者不是像“狂人”、夏瑜、“疯子”一样被启蒙客体绞杀，就是像涓生、吕维甫、魏连殳一样走向自我消解式的颓废；启蒙主体都走向沉默与灭亡，启蒙对象“从昏睡入死灭”……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寂寞”与“悲哀”，不禁感叹：“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4}
对故乡凋敝乡景的叙述固然是启蒙思想的形象化呈现，但在启蒙热潮中，人至中年的鲁迅小说中流露出的对启蒙的困惑与反省实际上表示他已背对狂热走向清醒。“五四”的乡土书写往往以极度衰败凋敝的农村景象来昭示文化启蒙的决心，这不免让我们质疑《故乡》中的破败乡景是否也有此等“听将令”的成分。
（二）苦难乡景：“主题先行”的革命叙事 《春蚕》是茅盾“左联”时期的作品，其笔下的农村呈现出一派苦难景象。左翼的知识精英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视角，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尺度来衡量农村的落后，当初他们向往的西方工业文明此时却成为帝国主义破坏农村经济的罪魁祸首。
茅盾的乡景叙事是对农村环境的客观描述。在《春蚕》中老通宝先看到的是快板船上辛苦拉纤的乡下人和传统的桑田耕地，然而这一番传统的农耕乡景很快就被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西方物质文明打破了。乡下“赤膊船”为威严的小轮船让道，轮机声和洋油臭打破了乡村田野的宁静，“茧厂”“小轮船”等原本与陈旧的中国农村毫无联系的西方工业文明意象对传统农业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挤压，长期以来依赖小农经济生存的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生产方式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艰苦不堪。
《春蚕》是典型的主题先行的农村题材，这番乡景为续作《秋收》和《残冬》最终走向革命主题进行了有力渲染。茅盾本人并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他构思《春蚕》的过程是“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国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5}。对城镇的影响波及周边农村，在《春蚕》里茅盾将这种影响直接叙述为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现实。他笔下的农村与城镇界限模糊，农村是一个与乡镇、都市同构的开放场域，因此农村被纳入到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辐射范围，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影响直接被表述为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困苦不堪。
二、不同视域中的“乡民”叙事
“乡民”是乡土叙事的客体，往往体现着作品的思想价值和作家的创作理念。不同作家站在不同视角塑造的“乡民”大相径庭，他们会刻意突出“乡民”身上符合自我言说的特征。鲁迅强调的是农民小农思想的历史积弊，而茅盾着力刻画的则是经济生活困境中的农民状态。
（一）启蒙视域下的庸俗农民 鲁迅对乡土中国的基本形态和农民的精神气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那些长期生活在闭塞农村的底层农民无非就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6}。他们是困在“无物之阵”里的“庸众”，既是“庸俗”的受害者又是“庸俗”的帮凶。杨二嫂、闰土与阿Q、卫老婆子等人一样都是遵守规范进入到“庸俗”文化圈套中的农民，他们身上的乡土习性和气质是落后小农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启蒙者试图撼动乡土文化最大的阻碍。 譬如曾被称为“豆腐西施”的杨二嫂，如今成了一个“细脚伶仃的圆规”，凸颧骨，薄嘴唇，“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7}。她每日必到鲁迅家来的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讨些小便宜罢了，假若一番假惺惺的谄媚与做作没有得到回应，便变脸似的马上愤愤起来，一边絮叨一边顺手牵羊。她身上典型地体现着落后农村妇女的特质，我们无法用善恶好坏来判断她，但正是她身上这种因袭的传统习性构成了无法被启蒙者撼动的乡土文化壁垒。
杨二嫂出现在“我”回忆闰土和“我”与闰土重逢之间，这一情节结构暗示着一个疑问：儿时的“豆腐西施”如今成了尖酸的“圆规”，那么“我”的儿时玩伴闰土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的结果必然是令鲁迅和读者失望的。他们都从未离开过这闭塞的农村，都遭受着生活的挤压和打磨，都因袭了传统农民的精神气质，他们必然都有着同样的乡土属性。
眼前的中年闰土再也不是那个西瓜地上戴着银项圈的小英雄，“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困窘而笨拙，恭敬地喊“我”为“老爷”，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障壁正是那种鲁迅熟悉而害怕的“卑怯”。闰土有着传统农民的憨厚、善良、隐忍，又有着小农意识的愚昧、自私、狭隘，提及生活的艰难“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8}……乡土社会熏陶出来的几乎所有优缺点都集中在闰土身上，让鲁迅痛心又无可奈何。
中年闰土之所以令鲁迅如此沮丧和失望，正是因为卑怯的闰土就是中国农民的普遍写照，他深刻意识到了国民性的根深蒂固任凭启蒙者的几声呐喊是无法撼动的。鲁迅只能告别故乡走自己的路，但他对中国社会的路感到深深的迷茫和担忧。如今后辈们又像儿时的鲁迅和闰土一样玩成一气，但他们日后也将各走自己辛苦的路，重复着这种隔绝。这次“返乡”不仅是与现实故乡的永别，也是鲁迅自身失败的“精神还乡”。
（二）革命视域下的困顿农民 《春蚕》着意刻画的是老通宝这类迂腐守旧、封建迷信的老农民，他不相信“茧厂关门”的市场信号，不愿意养洋蚕种；警戒儿子不要招惹倒霉的荷花；迷信以“蒜”占卜蚕种好坏，以为不吉利的事情连想都不能想……尽管《春蚕》里的人物也有着鲁迅笔下的“庸俗”，如荷花的轻佻刻薄、六宝的尖酸泼辣，还有全村妇人因荷花家的蚕不好而对她特别“戒严”以免传染晦气，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祝福》中受到鲁镇强烈排斥的“晦气”之人祥林嫂。但在《春蚕》中，农民的种种行为都是围绕养蚕这一经济活动展开的，他们的性格特征是经济生活的客观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只与赖以生存的经济事业相关。农村经济生活这一主题削弱了农民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弱点，突出了“人”受到的现实生存环境的深刻影响。
茅盾在小说中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来表现贫苦农民的坚强隐忍，这是他们的生存哲学，“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9}老通宝的困境就是农民的普遍困境，他们在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生存环境时根本想不出什么应对的办法来，只能遵循传统的惯例、沿袭传统的活法，在不断忍耐的同时暗自祈求劳动能够得到回报。与鲁迅对落后农民毫不留情的讽刺与揭露比起来，茅盾甚至流露出一种“人道主义”式的同情。
与此同时茅盾还事无巨细地描写整个养蚕、收蚕过程，着重于表现农民的殚精竭虑，而结果却是蚕丰收了，债反而增加了！过程与结果的巨大反差颇具讽刺性。茅盾强化了被客观因素改变的现实环境对农民的压迫，也渲染了在这一经济现实下农村的水深火热、农民的贫穷无助，以达到唤起民众起来反抗、进行革命的目的。
《春蚕》中唯一有可能打破这个困境的是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这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明白现实环境下“拼死命干”的毫无意义，他像其他人一样认真工作只不过是因为遵循传统常规行事，当生存危机将农民逼迫到无路可走，他将会挣脱老通宝们顽守的旧习约束，走向一条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暴力反抗”道路。
通过比较鲁迅和茅盾乡土书写的代表作，我们可想而知，不论是在启蒙视域还是革命视域下，乡土叙事本质上都是知识精英们力图改造中国社会主观意志的体现，每一种乡土面貌都不免带有作家主观的意识形态和审美态度。虽然作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呈现不可避免地具有“艺术性”的改造或者渲染，但从中国乡土文学流变中我们仍然可以窥得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以及他们力图真实还原乡土中国社会面貌、力求改变现代中国社会现状所做的努力。
{1}{2}{7}{8}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第501页，第506页，第508页。
{3}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4} 鲁迅：《“碰壁”之后》，《鲁迅全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5} 茅盾：《我怎样写〈春蚕〉》，《茅盾全集（二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6} 鲁迅：《书信·两地书（十）》，《鲁迅全集（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9} 茅盾：《春蚕》，《茅盾全集（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一、三、十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茅盾.茅盾全集（八、二十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 宋剑华.“呐喊”何须“彷徨”？——论鲁迅小说对于思想启蒙的困惑与质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54（1）.
[4] 宋剑华，晏洁.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景”叙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