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
　　举国体制，人海战术，在我国除了足球项目，好像屡试不爽，最近听说该战术将投入一个伟大的事业：万人遴选百人冲击诺贝尔奖，简称“万人计划”。
　　据说这“冲击”也包括哲学社科甚至文学方面的尖端阵线，我不懂数理化，只知道中国离诺贝尔最近的就是文学——文学得过奖，而且，都和举国体制无关。就拿莫言来说吧，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深入外国人人心，《蛙》这部小说应该不会得到那么大的重视，但即使莫言，这样一个官方色彩浓厚的作家，实际上也是靠个人奋斗得奖。曾有谣传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是歐洲经济危机仰赖中国救助，不得不进行的一个谄媚之举，这真是荒其大谬，且不说欧盟及瑞典是否这么可怜叫花子，以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贯的独立精神，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不会以一时一地的“急难”而倾斜的。
　　在寄望未来的诺贝尔奖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倒是可以看看什么是真正“有效”的“举国体制”。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我曾预言莫言不可能获奖，但不幸言错。针对那些坚持说要从纯文学角度看莫言价值的评论者，我的反驳是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说自己是纯文学的，相反它强调的是理想主义。博尔赫斯在1936年阿根廷《家庭》杂志的专栏上，写到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时，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此判断：“诺贝尔奖的规定有这么一条……应该不考虑作者的国籍，给予最出色的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最后一个条件是最没有办法的，天底下没有哪一本书不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的。”
　　莫言恰恰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庞大写作只符合博尔赫斯对“理想主义书写”的定义：博尔赫斯指的是，每个作家当他想要创造一个文本世界的时候，他都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去行事的；而对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们，理想主义往往被单纯理解为文学内容中一种对世界的信心，甚至乐观主义精神，对世界的一种“好”的影响。
　　是莫言的作品而不是莫言让西方读者误读了中国人的中庸和犬儒是乐观主义；是莫言而不是莫言的作品更令一个中国读者惊叹而反思自身，这自身自动成为了一个塑造国民共性的“举国体制”的一部分。莫言，是他那一代中国人的典型、集大成者，包括其老实与圆滑，其忍辱与耍泼，其充沛与虚无，其应声与沉默，其谨小慎微与磅礴——这一切在他自身和作品身上混杂而生，并且唇亡齿寒地互生。
　　莫言是一个装睡的人，但他比别的装睡者感觉良好之处在于，他更会做梦。于是他的一切都可以用讲故事这一暧昧的方式来带过。这种暧昧有着纯文学的名义，却是最“媚俗”的、回避政治的纯文学。
　　莫言得奖后曾说：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那是他对政治的误读。且不说《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之正义，孙中山用“政治”对译Politics，亦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同是诺贝尔获奖者的赫塔·米勒，她的政治性丝毫没有抵消文学的美。她在获奖演说里也讲了关于妈妈的朴素故事，但仍然是关于尊严的，是福克纳、聂鲁达、艾略特、布洛茨基等无数获奖者在获奖演说都强调的：写作者的尊严，人的尊严。
　　举国体制，恰恰与人性无关，且看举国体制冲击体育金牌的背面那些失败者、过时者的辛酸，就可以得知，与其倾一国之力催谷一百个高端人才，不如在普及教育上注入比现在可怜的预算更大的力量——不妨以三百万计划取代万人计划：中国现在学龄少年儿童有三亿多人，按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提供的失学儿童比例计算，失学儿童约有三百万人，谁敢说这三百万如果能得到教育，里面没有一个可能是未来的诺贝尔得主？这三亿人要是能得到更充足的教育，那更是不得了。
　　国家不幸诗人幸，现在中国的许多毛病正是当年一个个另类的举国体制“运动”的残留物，它们给今天的文学家提供了大量苦难的素材，照这样下去，中国不久再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绝非不可能。但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不希望再有更多以苦难兑换回来的荣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