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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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父亲张友鸾的《古典编余录》竟然有了重见天日的一天。说这话,是因为二十年前父亲还在世时,我就替他把书稿编好了。父亲去世后书稿却不翼而飞。现在我早已年过古稀,在朋友鼓励下,我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重新编就,文化艺术出版社给了它出版机会,这使我产生了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古典编余录》是我父亲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集。舒芜先生在序言中说我父亲是中国第一部加注释的新版古典白话小说《水浒》的注释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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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山》犹如爬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山势峭拔,扑面而来,有时我会感到气氛凝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我多么希望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恰如“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啊!但是没有,这样的景致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出现。在作者的引领下我终于攀上顶峰,在这里,我惊讶地看到,作者用她如刀如凿的笔,在群山之巅雕凿出一座山一样的群像: “放开她,金器在我这里。” 墨斗大吼了一声,眼眶裂了,眼白流了一脸。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高中语文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生成性课堂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勇于表达自己对文本进行理解时的感受和见解,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个性发展。 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个性发展往往是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情境创设”、“课堂对话”、“拓展探究”等生成性的、多样性的教学活动中产生,是教与学的有机互动、综合生成的过程。当
一个世纪以前,谭鑫培以其文武昆乱不挡全面的表演艺术才华,开创了京剧老生艺术一代先河。如果简单概括这种巨大的贡献,可以如此说:自谭鑫培之后,许多老生演员莫不先宗谭派,没有谭鑫培创立的谭派艺术,也许就没有后来精彩纷呈的各种京剧流派。回溯众多艺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这种结论丝毫不过分。余(叔岩)派、马(连良)派、杨(宝森)派的发展轨迹莫不是脱胎于谭派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谭鑫培的影响又并非限于老生艺术,而是影
近一百年来,鲁迅一直处在论争的位置上,在他身上,寄托了许多积弱的中国人太多的奢望。鲁迅和民族、国家、革命等巨大的字眼紧密相连,鲁迅研究早已成为显学,有关鲁迅的传记,也有了许多本。作为一个作家来说,鲁迅被过度关注了,也被过分扭曲了,“鲁迅”已经演化为承载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特殊的载体,而一个真实的鲁迅往往被遮蔽了。 鲁迅被意识形态化的原因很多,有不少研究者把原因主要归结为由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从外围
学生曾戏言,“古典诗词的内容比女孩子的心思还难猜”;古诗如茶,诗歌语言与其它文学样式的语言相比,更具含蓄性、精练性、跳跃性,需要慢慢“泡开”,方能品其真味。为此,古典诗词教学的慢阅读意识,首先体现在学生对诗词进行初阅读时,不能粗略、快速地阅读,而是要学会先将诗词慢慢“泡开”。所谓“泡开”,也就是用慢读、精读的方式,先读懂诗歌的基本内容,这是诗歌鉴赏的前提和基础。 练习读懂诗歌基本内容的方法,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指出:“通过改革,让学生多经历、体验各类启示性、陶冶性的语文学习活动,逐渐实现多方面要素的综合与内化,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质、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 就教学内容来看,语文学习活动要有启示性、陶冶性;就学习活动来看,要求学生多经历、多体验。上述特性的缺失会直接影响课堂良性生态的形成。课堂生态研究属于教育生态学的微观研究,其研究对象应是
胡适凭一面之词断言:何家槐“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的人” 1934年3月13日,胡适给吴奔星写了一封回信。全信如下—— 吴先生: 此种问题,你若没有新证据,最好不要参加。何家槐君是我认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的人。韩君所说,文理都不通,其中所举事实也不近情理。(海按:应指侍桁1934年3月7日发表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徐家槐的创作问题》。此文是侍桁从徐转蓬处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撰写并发表的。
随着目前中国图书市场上规模空前且历久不衰的“红楼热”和“红学热”,“红楼续书热”亦随之升温,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至今难以超越又分明残缺不全的经典名著,究竟能不能续,该不该续,又该如何去续,是一个争论不休见仁见智的老话题。在此,我再表明一下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举双手赞成续写《红楼梦》,就像赞成续写其他一切文学经典一样;其次是我相信,真正有才华有勇气的作家,是完全可
综合性学习是统编教材极为重视的学习模块,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教师组织综合性学习时,应当围绕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学习体验来展开,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注重信息摄入、轻视生活体验,注重知识汲取、忽视素养提升,注重碎片化阅读、漠视整体性建构”等倾向。由于广大教师惯于阅读教学,长于建构知识,对于统编教材中综合性学习重视不够,导致在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和误区。下面笔者以统
陈乐民先生是1983年初夏调入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时为西欧所)的,任法国南欧研究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在我受命创办《西欧研究》(后改名《欧洲》,现名《欧洲研究》)杂志。并组建编辑部后,陈先生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长,继而担任欧洲所所长,兼《欧洲》杂志主编,仍是我的主管领导。直至1993年陈先生届满不再连任,我在陈先生的领导下工作长达10年之久。 其实,认识陈先生还远在他来所之前。先是听北大张芝联先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