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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少谈个人的事情。我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是父亲过世后母亲告诉我的。这几年，我看了一些他的回忆录，还有他在“反右”期间写下的两份检查，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现在很多人谈到父亲，都把他当作一个传奇。关于他的很多传闻，都带有虚构编造的成分，是后人演绎出来的，并不符合事实。我想说，父亲确实有特立独行、有骨气的一面，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平常人，也有很可爱的一面。
靠一部书可以留名五百年
我祖父叫刘南田，早年在合肥做布匹生意，小时候遇到“长毛”（太平军）攻打合肥，家里人就用布匹将祖父吊下城楼，躲过一劫。“长毛”走了以后，祖父回到合肥，重操旧业，家里经济又好了起来。
祖父共有子女八人，六男二女，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三。由于父亲生前没有谈过太多家里的事情，因此也不太清楚他的那些兄弟姐妹的名字，甚至连他自己的出生年份都说法不一。
现在比较常见的说法是，父亲生于辛卯年（1891）。这一说法依据的是北京大学胡适、周作人等很多名人的回忆。父亲27岁到了北大，当时北大有好几个属兔的人，父亲和胡适、刘半农因都生于辛卯年，因此被并称为北大“三只小兔子”。
父亲是个非常好强的人，在北大，担任预科教授，为了提升名声，他开始发愤搞《淮南子》的校勘。这是很苦的差事。听我母亲说，父亲经常从晚上9点开始工作，然后搞到天亮才睡觉，从来不吃早饭。
这样做了一年多的时间，总算把《淮南鸿烈集解》做出来了。这本书出来后，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在学术界如日中天的胡适亲自为之作序，而且做的还是文言文的长序，要知道那时候胡适正在提倡新文化运动，主张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由此可见，胡适对于父亲这本书的认可。
父亲曾经说过，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成就，他这一辈子，靠《淮南鸿烈集解》这部书，估计可以留名五百年。他后来还做了《三余札记》《庄子补正》等书，都非常有影响力，尤其是《庄子补正》，陈寅恪先生亲自为之作序，并称赞这本书“一匡当世之学风”。
现在很多人说他“狂”，其实他并不是“瞎狂”，他的“狂”是有依靠的，就是他的学问。他一辈子，似乎就是跟学问打交道。我记得他曾经在家里门上贴过一张条子，“来闲谈者，恕不接待”，他不太关心人情世故的東西，心思都在做学问上。
“脚踢蒋介石”系文人演绎
关于父亲的为人，现在的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他顶撞蒋介石的故事。关于这段往事，说法很多，有的到了几乎离奇的地步，比如说他“脚踢蒋介石”，其实这是没有的事情，完全是后人演绎出来的。
父亲在北大做了《淮南鸿烈集解》以后，名声逐渐大起来。1927年，安徽省政府邀请他回皖筹办安徽大学。当时省里也没给多少钱，但父亲觉得作为一个安徽人，给家乡教育做点事是应该的，因此到处奔走，找财政部要钱，聘请名师，租借校舍，总算把安徽大学的框架拉起来了。
结果，开学没多久，就发生了学潮。事情的过程其实很简单，1928年11月23日，安徽大学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十六周年纪念会，下午5点多钟，参加纪念会的人正在学校膳堂聚餐，突然闯进一批安徽大学的学生，说是受到邀请，要来女校参加晚会。结果，双方就冲突了起来。
安大的学生血气方刚，不仅砸了女校的桌椅，还打伤了学校的女仆。女校自然就告到了省政府。这时候，刚好蒋介石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视察，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把父亲和女校校长程勉喊去，询问内情，并要求严查。
作为安徽大学的实际负责人，父亲到会后坚称此事“有黑幕”，不愿严惩学生，结果惹恼蒋介石，直斥父亲为“新学阀”。而父亲也不是省油的灯，回骂蒋介石是“新军阀”，遂被扣押。
据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回忆，现场顶多是父亲“把脚向下一顿”，结果就被后人演绎出了“脚踢蒋介石”，夸张过头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母亲马上向陈立夫、胡适、蔡元培等人求援。蒋介石那时候还算比较尊重知识分子，很快就同意放了父亲，并允许他继续回到北大任教。
所以，我六叔刘天达说过，父亲不是当官的料，很难搞行政工作。凭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在政府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一直说，“只有终身之教授，哪有终身之校长”，不愿意过多参与政治。
父亲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十二万分”地佩服陈寅恪
父亲一辈子很少钦佩什么人，能排得上号的，陈寅恪当列首位。
1929年离开安徽大学之后，父亲回到北大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应罗家伦的邀请，到清华大学国文系担任教授。1932年，朱自清出国休假，父亲代理过一年的国文系主任。
这时候，父亲开始与陈寅恪往来密切。父亲曾经说过，他“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先生，主要是因为陈先生的学问做得好。
父亲曾有意校勘《大唐西域记》，但他不敢下手，因为他自觉梵文不行，要等陈先生眼睛好一点，拉他一起把《大唐西域记》的校勘做出来。
陈寅恪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代理国文系主任的父亲找他出招考题的往事。这在当时还引起一场风波。
陈寅恪出的题目有一个对联题，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出下联。这个题的本意是希望考生对出“胡适之”，但很多考生感觉这个题目很难，没能对上来。当时的很多报刊还发表文章，声讨这个题目出得太离奇，陈先生曾专门写有长文辩解过。这篇文章后来收在《陈寅恪集》里。
从那时开始，父亲就与陈寅恪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抗战后，父亲南下昆明，陈寅恪也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两人经常一起外出散步，聊聊学问，谈谈读书，偶有诗词吟对。陈寅恪写过一首《南湖》的诗，父亲认真笔录下来，这个原件现存于云南蒙自博物馆。 在西南联大期间，父亲完成了耗费他十年心血的《庄子补正》。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请他最佩服的陈寅恪为这本书作序。封面书名是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写的。
父亲之所以对陈寅恪比较佩服，除了学问，还有他的独立人格。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避居于岭南大学，与政治远离。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有意特设一个职位，想请陈寅恪北上，并张罗了很多陈寅恪的学生、朋友前去动员，但都被陈寅恪婉言谢绝。
父亲因为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曾接到类似的嘱托，希望他能去广州动员陈寅恪北上。但父亲左思右想，最终没有去。他应该还是比较了解陈先生内心的，对于他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铭记在怀。
父亲的一生，就是按照这几个字要求自己的。
一定要警惕日本这个民族
对于日本这个民族，父亲一直抱有很大的警惕心。他一生去过三次日本，对这个民族太了解了。
他说，这个民族不是一般的民族，地少人多，资源缺乏，因而一直觊觎着资源丰富的中国。对于这个民族，他一再强调不能有任何幻想，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正因为此，在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就特别留意日本，并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埋头翻译出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介绍日本由来已久的军国主义思想，唤起民众的警醒。
卢沟桥事变后，父亲没有能及时离开北京，就被日本人盯上了。周作人曾两次到我们家去动员，希望父亲能去已被日本人掌控的北大教书，但父亲借口“我现在身体不好”推辞了。
不久，日本宪兵又来家里抄家。我那时还小，但还有一点印象，记得日本宪兵来了以后，让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然后拿走了一些信件。父亲被搞得没办法，决定南下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
在西南联大期间，父亲应《云南日报》《中央日报》之邀，撰写了一二十篇观察日本问题的政论文章。
最近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冰河，此时重读六七十年前父亲关于日本的这些文字，不禁令人感慨丛生，不得不钦佩其观察的独到和思想的深邃。当年，他在文章中一再讨论的许多问题，今天恰恰被完全印证了。
1944年，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夕，父亲就颇具前瞻性地写下《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一文，主张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點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
父亲说，“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只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日本侵华给父亲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祸灾，但是他一直强调要理性冷静地正确认识日本、正确认识日本人。
爱国需要激情，但不能只有激情，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探寻这个独特民族的本性和特质，深入了解而后方能正确对待。
“贬低沈从文”是子虚乌有
关于父亲在西南联大的生活，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那就是他怒斥沈从文“跑警报”的传闻。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军飞机频频侵扰昆明，于是“跑警报”称为一道风景。我们一开始住在一丘田，一旦敌机来了，就赶紧往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跑。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刚跑到那块空地上，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了，我甚至看到了飞机上日本兵的风镜。幸好父亲一下扑到我身上，让我躲过一劫。后来我们搬到了龙翔街五号，过了马路，走三四百米，就是学校。要跑警报的话，再走几百米，就是虹山。
搬到龙翔街后，由于敌机经常来袭，学校开课也不正常了，我就在家，没怎么上学。那时候，日本的飞机一般从越南飞过来，快到云南境内的时候，负责监控的部门就会在五华山上挂红灯笼，一个灯笼代表预行警报，就要准备跑了。
父亲总是拿个布包，包一两本书，再拿着茶壶，过马路，到虹山。我们在虹山还挖了个洞，飞机来的时候就躲在洞里，飞机走了就出来谈天说地，还有卖小吃的，跟平常的市井小巷生活没什么区别。
现在听到一种说法，父亲在“跑警报”时看到沈从文从身边跑过，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你替谁跑？”这个说法过去我没听到过，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我曾向父亲的学生任继愈先生打听过这件事，他也说没有听说过，我觉得不符合情理。
我特意查了一下，沈从文当时住丁字坡，在昆明的东边，要跑警报的话，应该往圆通山方向。我们当时在龙翔街，在昆明的西边，方向不同，根本碰不着。而且当时大家都是在逃命的情况下，父亲跟他又没有什么仇恨，按常理不会说出这种超出人之常情的话。所以说，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还有一种说法，西南联大要评定沈从文为教授，独独父亲提出反对意见，说“如果沈从文都能评上教授，那我岂不是太上教授了”！这个其实也是没有根据的臆测。西南联大评定沈从文为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应滇南盐商的邀请去了云南磨黑，根本不在昆明，哪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
近些年，关于父亲的传闻很多，有的已经近乎空穴来风，有的则颇有来源，只不过有夸大演绎的成分。比如，很多文章都提到父亲有个绰号“二云居士”，意思是说，父亲一爱云南烟土，也就是鸦片，二爱云南火腿。
父亲确实抽过鸦片。我大哥刘成章英年早逝之后，父亲的心情一度非常郁闷，不知道遇到哪位朋友劝他抽抽鸦片，解解闷，这样就抽上了。母亲知道后，也没说什么，抽就抽吧，总比天天闷闷不乐强。
到了云南以后，因为当地盛产烟土，几乎家家都有个烟床，没事就抽几口。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拉黄包车的，都在抽鸦片。我记得，我岳父、岳母都有抽鸦片的习惯，不足为奇。那时候，走亲访友，主人和客人各躺在烟床两边，主人点好烟枪，抽上两口，再递给客人抽几口，几乎成了一种时尚。
但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就把鸦片戒掉了。至于说到云南火腿，我父亲牙齿不好，并不怎么吃火腿，顶多就是吃一点火腿月饼，量也很小。所以说，“二云居士”的称谓，其实并不完全确切。
（责任编辑：亚闻）
现在很多人谈到父亲，都把他当作一个传奇。关于他的很多传闻，都带有虚构编造的成分，是后人演绎出来的，并不符合事实。我想说，父亲确实有特立独行、有骨气的一面，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平常人，也有很可爱的一面。
靠一部书可以留名五百年
我祖父叫刘南田，早年在合肥做布匹生意，小时候遇到“长毛”（太平军）攻打合肥，家里人就用布匹将祖父吊下城楼，躲过一劫。“长毛”走了以后，祖父回到合肥，重操旧业，家里经济又好了起来。
祖父共有子女八人，六男二女，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三。由于父亲生前没有谈过太多家里的事情，因此也不太清楚他的那些兄弟姐妹的名字，甚至连他自己的出生年份都说法不一。
现在比较常见的说法是，父亲生于辛卯年（1891）。这一说法依据的是北京大学胡适、周作人等很多名人的回忆。父亲27岁到了北大，当时北大有好几个属兔的人，父亲和胡适、刘半农因都生于辛卯年，因此被并称为北大“三只小兔子”。
父亲是个非常好强的人，在北大，担任预科教授，为了提升名声，他开始发愤搞《淮南子》的校勘。这是很苦的差事。听我母亲说，父亲经常从晚上9点开始工作，然后搞到天亮才睡觉，从来不吃早饭。
这样做了一年多的时间，总算把《淮南鸿烈集解》做出来了。这本书出来后，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在学术界如日中天的胡适亲自为之作序，而且做的还是文言文的长序，要知道那时候胡适正在提倡新文化运动，主张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由此可见，胡适对于父亲这本书的认可。
父亲曾经说过，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成就，他这一辈子，靠《淮南鸿烈集解》这部书，估计可以留名五百年。他后来还做了《三余札记》《庄子补正》等书，都非常有影响力，尤其是《庄子补正》，陈寅恪先生亲自为之作序，并称赞这本书“一匡当世之学风”。
现在很多人说他“狂”，其实他并不是“瞎狂”，他的“狂”是有依靠的，就是他的学问。他一辈子，似乎就是跟学问打交道。我记得他曾经在家里门上贴过一张条子，“来闲谈者，恕不接待”，他不太关心人情世故的東西，心思都在做学问上。
“脚踢蒋介石”系文人演绎
关于父亲的为人，现在的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他顶撞蒋介石的故事。关于这段往事，说法很多，有的到了几乎离奇的地步，比如说他“脚踢蒋介石”，其实这是没有的事情，完全是后人演绎出来的。
父亲在北大做了《淮南鸿烈集解》以后，名声逐渐大起来。1927年，安徽省政府邀请他回皖筹办安徽大学。当时省里也没给多少钱，但父亲觉得作为一个安徽人，给家乡教育做点事是应该的，因此到处奔走，找财政部要钱，聘请名师，租借校舍，总算把安徽大学的框架拉起来了。
结果，开学没多久，就发生了学潮。事情的过程其实很简单，1928年11月23日，安徽大学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十六周年纪念会，下午5点多钟，参加纪念会的人正在学校膳堂聚餐，突然闯进一批安徽大学的学生，说是受到邀请，要来女校参加晚会。结果，双方就冲突了起来。
安大的学生血气方刚，不仅砸了女校的桌椅，还打伤了学校的女仆。女校自然就告到了省政府。这时候，刚好蒋介石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视察，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把父亲和女校校长程勉喊去，询问内情，并要求严查。
作为安徽大学的实际负责人，父亲到会后坚称此事“有黑幕”，不愿严惩学生，结果惹恼蒋介石，直斥父亲为“新学阀”。而父亲也不是省油的灯，回骂蒋介石是“新军阀”，遂被扣押。
据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回忆，现场顶多是父亲“把脚向下一顿”，结果就被后人演绎出了“脚踢蒋介石”，夸张过头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母亲马上向陈立夫、胡适、蔡元培等人求援。蒋介石那时候还算比较尊重知识分子，很快就同意放了父亲，并允许他继续回到北大任教。
所以，我六叔刘天达说过，父亲不是当官的料，很难搞行政工作。凭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在政府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一直说，“只有终身之教授，哪有终身之校长”，不愿意过多参与政治。
父亲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十二万分”地佩服陈寅恪
父亲一辈子很少钦佩什么人，能排得上号的，陈寅恪当列首位。
1929年离开安徽大学之后，父亲回到北大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应罗家伦的邀请，到清华大学国文系担任教授。1932年，朱自清出国休假，父亲代理过一年的国文系主任。
这时候，父亲开始与陈寅恪往来密切。父亲曾经说过，他“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先生，主要是因为陈先生的学问做得好。
父亲曾有意校勘《大唐西域记》，但他不敢下手，因为他自觉梵文不行，要等陈先生眼睛好一点，拉他一起把《大唐西域记》的校勘做出来。
陈寅恪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代理国文系主任的父亲找他出招考题的往事。这在当时还引起一场风波。
陈寅恪出的题目有一个对联题，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出下联。这个题的本意是希望考生对出“胡适之”，但很多考生感觉这个题目很难，没能对上来。当时的很多报刊还发表文章，声讨这个题目出得太离奇，陈先生曾专门写有长文辩解过。这篇文章后来收在《陈寅恪集》里。
从那时开始，父亲就与陈寅恪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抗战后，父亲南下昆明，陈寅恪也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两人经常一起外出散步，聊聊学问，谈谈读书，偶有诗词吟对。陈寅恪写过一首《南湖》的诗，父亲认真笔录下来，这个原件现存于云南蒙自博物馆。 在西南联大期间，父亲完成了耗费他十年心血的《庄子补正》。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请他最佩服的陈寅恪为这本书作序。封面书名是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写的。
父亲之所以对陈寅恪比较佩服，除了学问，还有他的独立人格。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避居于岭南大学，与政治远离。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有意特设一个职位，想请陈寅恪北上，并张罗了很多陈寅恪的学生、朋友前去动员，但都被陈寅恪婉言谢绝。
父亲因为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曾接到类似的嘱托，希望他能去广州动员陈寅恪北上。但父亲左思右想，最终没有去。他应该还是比较了解陈先生内心的，对于他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铭记在怀。
父亲的一生，就是按照这几个字要求自己的。
一定要警惕日本这个民族
对于日本这个民族，父亲一直抱有很大的警惕心。他一生去过三次日本，对这个民族太了解了。
他说，这个民族不是一般的民族，地少人多，资源缺乏，因而一直觊觎着资源丰富的中国。对于这个民族，他一再强调不能有任何幻想，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正因为此，在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就特别留意日本，并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埋头翻译出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介绍日本由来已久的军国主义思想，唤起民众的警醒。
卢沟桥事变后，父亲没有能及时离开北京，就被日本人盯上了。周作人曾两次到我们家去动员，希望父亲能去已被日本人掌控的北大教书，但父亲借口“我现在身体不好”推辞了。
不久，日本宪兵又来家里抄家。我那时还小，但还有一点印象，记得日本宪兵来了以后，让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然后拿走了一些信件。父亲被搞得没办法，决定南下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
在西南联大期间，父亲应《云南日报》《中央日报》之邀，撰写了一二十篇观察日本问题的政论文章。
最近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冰河，此时重读六七十年前父亲关于日本的这些文字，不禁令人感慨丛生，不得不钦佩其观察的独到和思想的深邃。当年，他在文章中一再讨论的许多问题，今天恰恰被完全印证了。
1944年，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夕，父亲就颇具前瞻性地写下《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一文，主张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點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
父亲说，“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只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日本侵华给父亲本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祸灾，但是他一直强调要理性冷静地正确认识日本、正确认识日本人。
爱国需要激情，但不能只有激情，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探寻这个独特民族的本性和特质，深入了解而后方能正确对待。
“贬低沈从文”是子虚乌有
关于父亲在西南联大的生活，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那就是他怒斥沈从文“跑警报”的传闻。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军飞机频频侵扰昆明，于是“跑警报”称为一道风景。我们一开始住在一丘田，一旦敌机来了，就赶紧往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跑。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刚跑到那块空地上，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了，我甚至看到了飞机上日本兵的风镜。幸好父亲一下扑到我身上，让我躲过一劫。后来我们搬到了龙翔街五号，过了马路，走三四百米，就是学校。要跑警报的话，再走几百米，就是虹山。
搬到龙翔街后，由于敌机经常来袭，学校开课也不正常了，我就在家，没怎么上学。那时候，日本的飞机一般从越南飞过来，快到云南境内的时候，负责监控的部门就会在五华山上挂红灯笼，一个灯笼代表预行警报，就要准备跑了。
父亲总是拿个布包，包一两本书，再拿着茶壶，过马路，到虹山。我们在虹山还挖了个洞，飞机来的时候就躲在洞里，飞机走了就出来谈天说地，还有卖小吃的，跟平常的市井小巷生活没什么区别。
现在听到一种说法，父亲在“跑警报”时看到沈从文从身边跑过，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你替谁跑？”这个说法过去我没听到过，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我曾向父亲的学生任继愈先生打听过这件事，他也说没有听说过，我觉得不符合情理。
我特意查了一下，沈从文当时住丁字坡，在昆明的东边，要跑警报的话，应该往圆通山方向。我们当时在龙翔街，在昆明的西边，方向不同，根本碰不着。而且当时大家都是在逃命的情况下，父亲跟他又没有什么仇恨，按常理不会说出这种超出人之常情的话。所以说，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还有一种说法，西南联大要评定沈从文为教授，独独父亲提出反对意见，说“如果沈从文都能评上教授，那我岂不是太上教授了”！这个其实也是没有根据的臆测。西南联大评定沈从文为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应滇南盐商的邀请去了云南磨黑，根本不在昆明，哪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
近些年，关于父亲的传闻很多，有的已经近乎空穴来风，有的则颇有来源，只不过有夸大演绎的成分。比如，很多文章都提到父亲有个绰号“二云居士”，意思是说，父亲一爱云南烟土，也就是鸦片，二爱云南火腿。
父亲确实抽过鸦片。我大哥刘成章英年早逝之后，父亲的心情一度非常郁闷，不知道遇到哪位朋友劝他抽抽鸦片，解解闷，这样就抽上了。母亲知道后，也没说什么，抽就抽吧，总比天天闷闷不乐强。
到了云南以后，因为当地盛产烟土，几乎家家都有个烟床，没事就抽几口。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拉黄包车的，都在抽鸦片。我记得，我岳父、岳母都有抽鸦片的习惯，不足为奇。那时候，走亲访友，主人和客人各躺在烟床两边，主人点好烟枪，抽上两口，再递给客人抽几口，几乎成了一种时尚。
但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就把鸦片戒掉了。至于说到云南火腿，我父亲牙齿不好，并不怎么吃火腿，顶多就是吃一点火腿月饼，量也很小。所以说，“二云居士”的称谓，其实并不完全确切。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