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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的一生，初生时有“三朝酒”，年老后有“寿酒”，祭奠死者有“丧葬酒”。送别壮行时“劝君更尽一杯酒”，愁苦悲伤时“举杯消愁愁更愁”，逢年过节时“碧井酴酥沉冻酒”。“无酒不成席”，漫长的华夏文明史，从来没有哪种非生活必需的饮料，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里始终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
“杯小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在中国文化里，酒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连接天、地、人的介质，也是沟通人际关系的桥梁，被人们赋予许多社会和文化功能。由此，不同时空会有不同的酒风酒俗，不同的酒会酒宴会有不同的交际辞令，而以酒为媒，无数名人雅士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了朵朵美丽的浪花，供后人评说。
觥筹交错皆学问
“凡治人之道，莫及于礼”，而“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喝酒这种事，貌似将酒倒进嘴巴、咽到肚里就可以，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秩序里，却不是谁都会的。只有按照规矩喝，才算是会喝酒，也只有符合规矩，有些酒才能喝。
中国有着无比丰富的节日文化，而酒在其中往往扮演着戏份颇重的角色。譬如，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春节，该喝什么酒呢？按早期的风俗，除夕这天应饮椒花酒。东汉《四民月令·正月》有载：“正月之旦（正月一日）……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因为椒花有香气，冬天泡酒喝还可以暖胃。
据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至南北朝时，“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屠苏酒”。传说这种可以辟邪的酒是东汉神医华佗的发明。将大黄、乌头、白术、桂心等药材装进三角绛囊，除夕夜悬于井水中，大年初一时取出与酒同煮，屠苏酒乃成。与其他酒的饮用次序正好相反，喝屠苏酒是从最年少者起，到最年长者止。《玉烛宝典》的解释是：“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苏辙就曾在诗中感叹：“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
端午节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古代人认为农历五月五日是一年中阳气最盛之时，也是阴气将尽之日，正值阴阳消长的转换期，需喝菖蒲酒辟邪祛瘟。菖蒲是一味名贵的药材，对治疗风寒、胃病等有很好的疗效，饮用菖蒲酒有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从明代开始，端午节又有了饮用雄黄酒的传统。雄黄酒除了能消毒灭菌，还能防毒虫，《白蛇传》里的白素贞就是被此酒逼出了原形。除此之外，古人在端午节还喝蟾蜍酒和夜合酒。蟾蜍酒有辟毒的功效，夜合花则有安神的效果，饮用夜合花泡制的酒，可以防止失眠。
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人的重阳佳节。重阳节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形成，并有了登高、喝菊花酒、佩戴茱萸等风俗。顾名思义，菊花酒是由菊花酿制而成的酒。汉代人每到菊花含苞待放的时节，都要采集菊花，将之与粮食一同酿酒。待到来年重阳节时，正是“黄花宜泛酒，青岳好登高”，不胜快哉。
古人云：“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国家大事中，酒同样不可或缺。不论是王家宗庙的祭献，还是民间私家祀祖，祝祷之后，必以酒酹地。如果祭祀的是江河湖海的神灵，就将酒洒入水中。当然，酹酒也有一定的程式，绝非一泼了之。祭祀者必须心存恭敬严肃之意，口中默念想要对神灵或祖先说的话。然后先将酒洒出去三个点，再将余酒洒成一个半圆形，在地上最终酹成三点一长钩的“心”形痕迹，以示心献之礼，这也是农人所谓的“心到神知”。
需要喝酒的场合那么多，难免会有人迟到。如此一来，罚酒是难免的。而罚酒这一风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据《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宴请群臣，规定“后者罚饮一经程（一种容量很大的酒器）”。相国管仲恰好迟到，但因酒量有限，喝了一半就把剩下的倒掉了，并解释道：“与其弃身，不宁弃酒乎！”齐桓公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并没有追罚管仲。
见贤思齐，饮酒最紧要的原则还是“适可而止”。否则，一朝发起酒疯，什么规矩、体统，也就都无法顾及了。
醉听雅令胜管弦
随着社会的发展，酒逐渐在礼法的缝隙中找回了自己本应有的意趣，那就是“助兴”。若闷头干喝，很快就醉了，也不能形成热烈活络的气氛。于是，宴饮时佐酒助兴的酒令等游戏应运而生。
酒令一般是由酒客推选同座中的一人为令官，其他人听令官“发号施令”，轮流依照规定方式游戏，违者罚酒，或按令喝酒。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投壶游戏、秦汉之间的“即席唱和”等都是一种酒令。但游戏一旦发展为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规则，游戏也就变成一种轻松又严肃的文化现象。西汉时，吕后曾大宴群臣，命刘章为监酒令，刘章请以军令行酒令。席间，吕氏族人有逃席者，甚至被刘章挥剑斩首。
唐宋是中国古代最会玩的朝代，酒令当然也丰富多彩。白居易便认为“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明清时代的酒令更上一层楼，变得五花八门。清代俞敦培整理的《酒令丛钞》集各酒令之大成，将其分为古令、雅令、通令、筹令四类。今人何权衡等则在《古今酒令大观》中把酒令分为词令、诗语令、花鸟鱼虫令、骰令、拳令、通令、筹令七类。
简单地区分，酒令有俗有雅。拳令是俗令的代表;雅令即文字令，通常在文人雅士之间流行。如果以是否有物质工具辅助为标准，酒令还可分为物质辅助性酒令和非物质辅助性酒令。前者如投壶令、曲水流觞令、筹令、骰子令、猜枚令、拍七令、酒胡令等。后者如歌舞令、赋诗令、划拳令、文字令等。
投壶令的历史最悠久，是由礼射演化而来。投壶时，要求执箭者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将一定数量的箭支射入特制的箭壶中，以投中数量的多寡定胜负，寡者罚酒。西晋文学家左思就曾在《吴都赋》中记载“里宴巷饮，飞觞举白，翘关扛鼎，拚射壶博”的盛况。至唐宋时，雅令兴起，投壶令渐衰。
筹令是酒令中的重头戏。古代没有计算器，一般用竹木削制成筹来运算。后被引用到酒宴上，成为酒筹。从唐代开始，筹在饮酒时就有了两种用法。一种仍是用以计数，白居易“醉折花枝作酒筹”中的“酒筹”即为此类，而这种意义的筹在后代的酒间游戏中仍可见用。另一种则比较复杂，人们在银、象牙、兽骨、竹、木等材料制成的筹上刻写各种令约、酒约。行令时宾客按顺序摇筒擎筹，再按照筹上的令约和酒约行令饮酒。1982年，江苏省丹徒县丁卯桥出土了唐代金龟背负《论语》玉烛筹筒一个，其中有酒令筹50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筹令。
赋诗令是雅令的一种，源于先秦时期，诸侯会盟时在酒宴上“赋诗言志”。当筵赋诗，不仅能活跃酒席上的气氛，还能彰显自己的才华志向，赋诗令因此备受文人雅士钟爱。汉武帝就曾和朝中的大臣们在柏梁台饮酒作诗，每人依次作一句，都用相同的平声韻脚，连缀成一组诗，被称为“柏梁体诗”。
文字令也是为读书人喜爱的一种雅令，种类很多。《镜花缘》记载了一则字体象形的酒令。“春辉道：‘我说一个“甘”字，好像木匠用的刨子。’……施艳春道：‘我说一个“且”字，像个神主牌。’褚月芳道：‘我说“非”字，好像篦子。’……妩儿道：‘我说“母”字，好像书吏帽子。’”此外还有字体增损令、数目令、成语接龙令、声韵令等。
酒入心扉故事长
中国人对酒有一种执念，觉着酒入心扉，真情自现。所谓“酒后吐真言”“酒品见人品”……虽然未必如此，但酒席酒宴那么多，古往今来总会发生些人与酒不得不说的事，有道是“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许多人可能不相信，至圣先师孔子也是酒中豪杰。据《十国春秋》记载，“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足见其海量。相传孔子曾带着子路由曲阜前往鹿邑拜见老子。师徒二人风尘仆仆地走到鹿邑后，忽闻异香扑面而来。循着香味到了枣集村，发现这里果然是酒乡。孔子遂命子路去打酒，两人开怀畅饮至月沉西天才作罢。第二天日上三竿，师徒二人方从梦中醒来，却依旧昏昏然不知身在何处。凉水洗脸后，才记起昨晚饮酒之事，感觉沿途疲惫一扫而光，似达天人合一之境界。孔子忍不住感叹道：“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连一向唯礼是从、言行谨慎的孔子都抗拒不了美酒的诱惑，况余者乎？
以“醉”留名的还有“醉翁”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他时常纵情山水，某日在琅琊山恰逢一老者，二人相谈甚欢，引为知己。兴致颇高的欧阳修命人在半山腰修建了一座凉亭，以便与友人在此聚会，饮酒赋诗。这新修的凉亭就是大名鼎鼎的“醉翁亭”。“醉翁亭”里雅事多，欧阳修的友人智山有一次曾寻他到亭外，见之醉眼蒙眬、面红耳赤，忙上前问道：“太守为何醉成这样？”似醉非醉的欧阳修哈哈大笑道：“我哪是醉了，百姓之情可醉我，山水之美可醉我，这酒如何使我醉？偶有醉时，不过是以酒浇愁，自作糊涂罢了。”说完又自斟一杯，一饮而尽。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酒之趣又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有名士自然少不了名酒。杜牧有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关于诗中的杏花村到底在何处，众说纷纭，但盛产汾酒的只有一个山西省汾阳县东北15公里处的杏花村。杏花村被称为中国酒界的“活化石”“常青树”。早在15 0 0年前的魏晋南北朝，这里的酒就因清香纯正、甘醇爽口被列为贡酒。到了唐朝，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里更以“杏花村里酒如泉”“处处街头揭翠帘”而成为酒都。李白也曾来此畅饮杏花村酒，清代的《汾阳县志》还特地以诗记之：“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曾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
李白除了被公认为“诗仙”，“酒仙”之名也绝非浪得虚名，因他而声势更壮的名酒有很多。譬如“太白酒”，产于陕西省眉县金渠镇，本以“金渠酒”之名誉满秦川，历史更是可追及周代。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奉诏从西蜀经褒斜道赴长安，路过眉县，即开怀畅饮金渠酒，并对之赞不绝口，酩酊之中吟唱出千古名篇《蜀道难》。为了这份名人效应，后人不但在当地建造了“太白庙”，还把酒改名为“太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