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结束大概半年后，他从省科技厅厅长的位置上正式退休。不多的几次见面里，他总会告诉别人说，我的采访给他的职业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并不那么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我把他的话当作一种鼓励，这个鼓励跟着我走了好几年。
　　省政府大院里，科技厅在拐了一个弯的那幢楼中，这是那座中国西部省会城市里为数不多有历史感的建筑物，时间在它的身上逐渐露出了美好。小雨在午后淅淅沥沥，院子里干净、整洁。我们在院子里散步，到处都是雨后的清新。
　　他祖籍南方，祖父辈移民到了西部。地域的变迁让他早已没有了南方人的模样。他历数他理解里的毛泽东以及他认知里的中国改革开放，他曾经和很多人一起去了很多城市，也因此第一次到了北京。
　　这样的故事当然不是第一次采访时讲的，而是在我们熟识了以后。我们真正熟识于他退休后，没有人再围绕于他身边听他说话了，他有一个女儿，嫁于一个繁华城市。他带我参加饭局，退休以后被请的机会不多，零零散散一个、两个，每次他都欣然赴约。
　　他很孤单吧？！
　　他特意带我一家一家品尝当地的传统特色小吃，而后，为了“照顾年轻人的口味”，他又特意带我走进那座省会城市不多的一家肯德基店。他认为年轻人是会喜欢肯德基的。
　　那些曾经的故事是在照进肯德基店里的阳光中慢慢讲述的。我们的尴尬在于，离我其实没那么久远的现实话题，就像肯德基里的小吃一样，我理解不了，也喜欢不起来。
　　他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考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春昱先生的门下。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以北京为轴心地过了好几年跑边疆做科考的日子。西藏、新疆是他一年中要待3-4个月的地方。同批学生中，他表现最为优秀，能跑野外，有科学新发现，更有科研人员鲜有的活跃思维，直到现在，那些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对他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当时中国刚刚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郭沫若也刚做了《科学的春天》的演讲，同题文章发在《人民日报》头版，中国的国门徐徐打开，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当时针对科研人员家属的落户政策却没有与之相匹配，女儿在北京上不了学，爱人得在远离北京市中心的地方上班，他选择回了地方。他知道离开北京再做学术研究，氛围与空间就不一样了。他从基层的科研人员做起，默默地，直到有一天，他的科研成果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被着重提了出来，他更多时间开始去做科技管理等行政工作。撤回地方没多久，北京市相应的落户政策有了改善，他的师弟们只要想留在北京，均如了愿。

　　他最怀念他的80年代，那时《光明日报》采访他，做了整版，报道认为“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科技新星”，“人生就像烟花一样，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尝呢”，回想那段时光，他踱着步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们走在雨后的空气中，也就是第一次采访的间隙里，他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说了年轻人与大城市之间的关系。他说他有时候觉得大城市就像是一座原始森林，人多，每个人都拼命向上，这个过程就容易弯曲，有时也不妨将自己的青春放在一线，待锻炼和时机成熟，再回到中心，带着成果。那时他对自己退休以后的人生规划是回北京，跟着老师做项目，虽然在行政系统多年，与老师、师兄弟交流，他发现他依然有着前沿的科学思维，所以，他还可以再拾起梦想。
　　但是并未能如愿。
　　2017年9月初，我穿梭在北京街头，他在电话中说医生说他得了肿瘤，需要进京治疗。我定了定神，坐在马路牙子上失声痛哭。2017年10月27日，他走了，沒有进一步治疗的机会。广州天气晴朗，无处不在的绿色与阳光，我在街头，有些茫然失措。
　　我经常在想，对于记者来说，我与这份职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应该是那遇见的那些人吧，于一定时空里相互扶持、滋养。相比了解的那些大事，他们要重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