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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不僅是一个“讲学遁迹著书之所”，更是士子们磨练德性的精神家园。本文通过解析《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德育教育模式及自由自主、自省自察等德育途径方法，以望对于当代大学德育工作有所启示。
关键词： 《白鹿洞书院揭示》 大学德育工作 德育精神 启示
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治所星子，令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重新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在此时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朱子教条》）。这条学规颇有特色，它不是专注于防禁、纪律或事物安排的规章，而是朱熹“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是指导众多学子应如何“学圣”“希贤”的纲领性文件。
《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它所提出的德育模式，作为我国封建传统伦理文化的产物，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才，这一模式具有许多封建性糟粕。然而作为一种德育模式，它本身也有合理内核，比如德育首位，思想政治道德规范三位一体的德育内容理念，等等，给今天构建德育工作以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白鹿洞书院揭示》德育精神解析
（一）道德教育模式。
通过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统道德教育架构模式。
首先，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原则、教育目标，让学生明确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人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将封建社会种种关系归结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五种，并在同时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这种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在平时的行为中加以强化，从而起到规范人们品德的作用。
其次，为了实现上述教育目标，《白鹿洞书院揭示》接下来又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辩、行的德育五步骤展开教学，即“为学之序”。其中前四者皆为“穷理之为法”，属于学习方法，而行则是德育践履。回归传统，将“学”定义于五教五伦之中，“学”就这样被落实到现实的人伦世界，而为实现此目标就必须穷理而笃行。
最后，分解“笃行之事”：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个人修身之要目；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个人正确的义利观念；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个人际交往和处世的准则。
（二）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第一，熟读精思。“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辩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读书要熟读经典成诵，因为圣贤之法接存于此，通过熟读，“使其言若皆出于吾之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即可以吸纳和效法古人圣贤之德行，并通过自己的精思与问辩，取其精华，从而使自己亦能理之当然、身以必然。
第二，自由自主。在德育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处于主体互动的积极状态。首先要求把学生置于学习的主体，强调以个人自学为主，辅以教师的答疑及师友间的论学，反对教师无的放矢地“支离多说”；也反对教学依靠订立“规矩禁防之具”，而是需要学生出于自然本性，主动思考。
第三，致知笃行。《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之序将“学问思辩”归于“笃行”，集中体现于书院在德育过程中主张“致知”与“笃行”并重德育精神。这样一方面注重让学生深入学习封建道德规范的“知”，即“理”，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把“理”指导“力行”，以“力行”促进“明理”，即把学到的封建伦理道德知识付诸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达到完成封建道德品质教育过程的目的。
第四，自省自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种德育方法既要求学生在自身行为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要求的时候，务必从主观上找原因，解决根本问题，又告诫学生时时刻刻提防，自己警诫，将一切不合封建伦理的道德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德育精神对当前大学德育工作的启示
探析《白鹿洞书院揭示》，我们深深感受到书院德育教育本着对个体德行的深切关照乃至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体现出了“以人为本”、“人文化成”的精神实质和价值选择，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管是其游离于以道德涵养为核心的教育目的，还是其在教育途径和过程中对人的自由自主的关照，都值得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挖掘其合理的内核。
（一）坚持把德育置于学校工作的首位。
德育同智育、体育、美育等相比，更强调育人的功能，强调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服务的人。德育最直接地体现着教育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直接决定所培养出来的人是否有利于社会，是否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始终围绕着道德教育展开，构建了培养封建社会伦理纲常秩序的德育模式，把德育工作作为书院办学的终极目标，并以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教学程序。当然，传统书院教育对于德育的注重，旨在使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使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世代相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反映了德育在人的发展中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客观规律。我国传统教育对德育地位与作用的表述，其中许多概念和观点虽然属于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范畴，对于现代来说已不合适宜了，但它所提供的教育智慧并没有过时，我们需要再三回味和探究。
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必须把德育置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坚定这一信念，始终不渝地把德育置于学校工作的首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学校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这种负面影响必将会对学生思想产生较大的冲击，如果任其泛滥，将会造成严重恶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困难，以及负面影响，对学校德育已提出了新的挑战。学校的德育环境发生了比较复杂的变化，德育的内容、方法、途径都需进行改进或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需要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有集体主义观念，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这对学校德育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更需把德育放在首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德育置于学校教育工作首位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二）塑造时代品格，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道德理念。
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社会的价值观，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和等级基础上的文化和价值观，而建立在这种文化和价值基础上的传统道德教育是一种面向祖宗、面向过去的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跃迁，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在新形势下树立富有丰富时代气息的德育目标。
《白鹿洞书院揭示》也为我们呈现出传统书院德育精神的合理内核。德育教育不仅要使人继承传统文化，而且应通过变革道德文化心理结构使人超越这种传统，开创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在当前大学德育失重的情况下，大学德育工作要放眼世界，大胆学习和借鉴全人类共同文化，确立全球文化价值观，以人类的新理念、新价值、新道德去教育少年一代，使他们能以动态、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从而使道德教育担负起塑造时代精神品质、促进现代道德观念生成、培育现代道德素质、加速文化民族性创造性转换的崇高使命。首先，以时代的需要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比如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所体现出的注重人格修养，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和推己及人、修及安人的道德伦常，等等。其次，合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当前的社会是开放、一体的，社会的多元性、差异性，更要求大学德育工作应具有一种普世伦理的理念精神，才能使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浪潮。最后，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历程中，不断产生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脉搏，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时代精神，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表征，而且是唤醒人的主体意识、激发人的创造潜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引领人的终极所追求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三）德育生成和建構的途径——自主生成。
重新审视传统书院道德教育，可以看出《白鹿洞书院揭示》所秉承的“自由自主”、“致知笃行”等理念，这种理念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体现为一种关注德育受教育者自身主体道德情感体验过程。这种德育的理念是值得当代大学德育工作加以借鉴并述之以系统化的。
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为德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外在社会环境。学校德育的根本功能是育德，在于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育德的主体应该，也必须是大学生。道德依赖于主体自觉、自愿地履行道德义务来实现道德对人生的肯定、调节、引导的提升功能，因而道德应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智慧实践。大学生是自身道德品质形成和建构的组织者、实践者，学校德育要实现其目标，只有通过个体的“内化”才能成为其自觉自愿的行为，仅仅靠学校组织和教师的“外力改造”、“客体制约”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教育要重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要尊重受教育者的道德需要和选择，要激励受教育者的主动实践体悟，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内化，使道德真正成为个体内在自律的行为规范。
我们应当把大学德育理解为德育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过程，其实质就是德育主体（大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消化、吸收、实践德育内容的过程。大学学习阶段是大学生自身生成的发展阶段，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受社会环境和自身道德品质发展规律的制约。因此，在德育途径和方法的运用上，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且要强调大学生的主体参与。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保证大学生的自觉主动性充分发挥方面。在德育过程中，教师的活动是可以变化的，大学生的道德品德发展规律是不可替代的，道德认识的发展、道德情意的感化、道德行为的展开都由大学生自主生成，具有不可替代性。
参考文献：
［1］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12.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1.
［3］王炳照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M］.上海：上海出版社，1981.12.
［4］张传遂.行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
［5］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6］郑永廷，张彦.德育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7］廖星.古代书院德育理念及其对当今高校德育的启示［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学报，2008，29（8）：145-149.
关键词： 《白鹿洞书院揭示》 大学德育工作 德育精神 启示
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治所星子，令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重新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在此时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朱子教条》）。这条学规颇有特色，它不是专注于防禁、纪律或事物安排的规章，而是朱熹“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是指导众多学子应如何“学圣”“希贤”的纲领性文件。
《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它所提出的德育模式，作为我国封建传统伦理文化的产物，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才，这一模式具有许多封建性糟粕。然而作为一种德育模式，它本身也有合理内核，比如德育首位，思想政治道德规范三位一体的德育内容理念，等等，给今天构建德育工作以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白鹿洞书院揭示》德育精神解析
（一）道德教育模式。
通过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统道德教育架构模式。
首先，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原则、教育目标，让学生明确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人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将封建社会种种关系归结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五种，并在同时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这种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在平时的行为中加以强化，从而起到规范人们品德的作用。
其次，为了实现上述教育目标，《白鹿洞书院揭示》接下来又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辩、行的德育五步骤展开教学，即“为学之序”。其中前四者皆为“穷理之为法”，属于学习方法，而行则是德育践履。回归传统，将“学”定义于五教五伦之中，“学”就这样被落实到现实的人伦世界，而为实现此目标就必须穷理而笃行。
最后，分解“笃行之事”：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个人修身之要目；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个人正确的义利观念；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个人际交往和处世的准则。
（二）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第一，熟读精思。“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辩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读书要熟读经典成诵，因为圣贤之法接存于此，通过熟读，“使其言若皆出于吾之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即可以吸纳和效法古人圣贤之德行，并通过自己的精思与问辩，取其精华，从而使自己亦能理之当然、身以必然。
第二，自由自主。在德育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处于主体互动的积极状态。首先要求把学生置于学习的主体，强调以个人自学为主，辅以教师的答疑及师友间的论学，反对教师无的放矢地“支离多说”；也反对教学依靠订立“规矩禁防之具”，而是需要学生出于自然本性，主动思考。
第三，致知笃行。《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之序将“学问思辩”归于“笃行”，集中体现于书院在德育过程中主张“致知”与“笃行”并重德育精神。这样一方面注重让学生深入学习封建道德规范的“知”，即“理”，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把“理”指导“力行”，以“力行”促进“明理”，即把学到的封建伦理道德知识付诸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达到完成封建道德品质教育过程的目的。
第四，自省自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种德育方法既要求学生在自身行为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要求的时候，务必从主观上找原因，解决根本问题，又告诫学生时时刻刻提防，自己警诫，将一切不合封建伦理的道德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德育精神对当前大学德育工作的启示
探析《白鹿洞书院揭示》，我们深深感受到书院德育教育本着对个体德行的深切关照乃至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体现出了“以人为本”、“人文化成”的精神实质和价值选择，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管是其游离于以道德涵养为核心的教育目的，还是其在教育途径和过程中对人的自由自主的关照，都值得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挖掘其合理的内核。
（一）坚持把德育置于学校工作的首位。
德育同智育、体育、美育等相比，更强调育人的功能，强调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服务的人。德育最直接地体现着教育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直接决定所培养出来的人是否有利于社会，是否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始终围绕着道德教育展开，构建了培养封建社会伦理纲常秩序的德育模式，把德育工作作为书院办学的终极目标，并以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教学程序。当然，传统书院教育对于德育的注重，旨在使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使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世代相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反映了德育在人的发展中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这一客观规律。我国传统教育对德育地位与作用的表述，其中许多概念和观点虽然属于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范畴，对于现代来说已不合适宜了，但它所提供的教育智慧并没有过时，我们需要再三回味和探究。
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必须把德育置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坚定这一信念，始终不渝地把德育置于学校工作的首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学校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这种负面影响必将会对学生思想产生较大的冲击，如果任其泛滥，将会造成严重恶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困难，以及负面影响，对学校德育已提出了新的挑战。学校的德育环境发生了比较复杂的变化，德育的内容、方法、途径都需进行改进或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需要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有集体主义观念，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这对学校德育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更需把德育放在首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德育置于学校教育工作首位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二）塑造时代品格，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道德理念。
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社会的价值观，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和等级基础上的文化和价值观，而建立在这种文化和价值基础上的传统道德教育是一种面向祖宗、面向过去的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跃迁，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在新形势下树立富有丰富时代气息的德育目标。
《白鹿洞书院揭示》也为我们呈现出传统书院德育精神的合理内核。德育教育不仅要使人继承传统文化，而且应通过变革道德文化心理结构使人超越这种传统，开创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在当前大学德育失重的情况下，大学德育工作要放眼世界，大胆学习和借鉴全人类共同文化，确立全球文化价值观，以人类的新理念、新价值、新道德去教育少年一代，使他们能以动态、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从而使道德教育担负起塑造时代精神品质、促进现代道德观念生成、培育现代道德素质、加速文化民族性创造性转换的崇高使命。首先，以时代的需要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比如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所体现出的注重人格修养，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和推己及人、修及安人的道德伦常，等等。其次，合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当前的社会是开放、一体的，社会的多元性、差异性，更要求大学德育工作应具有一种普世伦理的理念精神，才能使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浪潮。最后，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历程中，不断产生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脉搏，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时代精神，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表征，而且是唤醒人的主体意识、激发人的创造潜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引领人的终极所追求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三）德育生成和建構的途径——自主生成。
重新审视传统书院道德教育，可以看出《白鹿洞书院揭示》所秉承的“自由自主”、“致知笃行”等理念，这种理念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体现为一种关注德育受教育者自身主体道德情感体验过程。这种德育的理念是值得当代大学德育工作加以借鉴并述之以系统化的。
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为德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外在社会环境。学校德育的根本功能是育德，在于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育德的主体应该，也必须是大学生。道德依赖于主体自觉、自愿地履行道德义务来实现道德对人生的肯定、调节、引导的提升功能，因而道德应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智慧实践。大学生是自身道德品质形成和建构的组织者、实践者，学校德育要实现其目标，只有通过个体的“内化”才能成为其自觉自愿的行为，仅仅靠学校组织和教师的“外力改造”、“客体制约”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教育要重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要尊重受教育者的道德需要和选择，要激励受教育者的主动实践体悟，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内化，使道德真正成为个体内在自律的行为规范。
我们应当把大学德育理解为德育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过程，其实质就是德育主体（大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消化、吸收、实践德育内容的过程。大学学习阶段是大学生自身生成的发展阶段，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受社会环境和自身道德品质发展规律的制约。因此，在德育途径和方法的运用上，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且要强调大学生的主体参与。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保证大学生的自觉主动性充分发挥方面。在德育过程中，教师的活动是可以变化的，大学生的道德品德发展规律是不可替代的，道德认识的发展、道德情意的感化、道德行为的展开都由大学生自主生成，具有不可替代性。
参考文献：
［1］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12.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1.
［3］王炳照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M］.上海：上海出版社，1981.12.
［4］张传遂.行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
［5］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6］郑永廷，张彦.德育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7］廖星.古代书院德育理念及其对当今高校德育的启示［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学报，2008，29（8）：145-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