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北京又下雪。每年下雪，尤其是初雪，那个滥俗的想象就会复活，很多人又会把北京作作北平。这是一种可疑的怀旧，却很流行，好像时间回到过去，现世就没有问题。在清朝末期出生的老舍，因为留下许多这座城市的市民故事，也属于那样的北平。
　　
　　而他在太平湖的沉没，他生命的终点，在“北京”的时代，成为另外一种象征。很多人对老舍的认识，就止于这两者。
　　作为作家的他经常被错过，讲故事的能力、他的幽默感、他在英语世界的游历等等。反而是在舞台上，文学部分的老舍无法再成为静止的符号，偶尔会复活。郭文景改的歌剧《骆驼祥子》，曾经一下就把北平的底层故事抽拔到世界性的音乐层面，林兆华、方旭这些话剧导演，也从他那里获得改编的灵感——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并非人艺舞台上习惯的那类僵化的改编，而是敏锐地发现他与当代生活的联系，他对外部世界的回应，不断把他请到“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更宏大的进程中来。
　　尤其是方旭。近年他一直是老舍作品的持续改编者。在《我这一辈子》《离婚》这些作品中，他就已经启用独角戏、轮演、反串等更灵活的演出形式，同时坚持民间音乐、北京口语这样的传统元素，成功吸引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注意。他最新改编的《二马》，是一个发生在伦敦的故事，舞台上的一切第一次完全暴露在海外的语境中，这样一来，老舍身上那条现代性的脉络就更为明显。
　　在《二马》里，中国人和英国人互相充满成见，中国人吃狗，英国人爱狗，英国房东不愿接受中国房客，中国房客也看不惯英国女人……还有一些现在已经反转过来的偏见：英国人不读书，中国人不善经商，北平比伦敦天气更好……当戏里的角色说“我怀念北平，那里的天是蓝的，空气清新”，北京的观众都笑了。导演显然是故意的，知道这里面时空变换所带来的幽默。
　　方旭擅长把流行用语编进台词，这是他赢得观众的方式之一，但严肃地讲，一直有用量过度的嫌疑。有其他办法让这戏重新时髦起来，比如年轻设计师苏广宇带来的戏服，帽子与屏风构成的舞美，甚至演员随口挪用几句京剧，也有文化反差的效果——更不必提男旦这样的神来之笔。
　　当然，《二马》里最大的戏剧张力，都是刻板印象带来的。那些夸张的、不合时宜的、老生常谈的偏见，居然至今依然有效。在反讽喜剧的背后，是两国整体性的差别，英国人那时在罢工，而中国人在搞民族运动，那是大时代背后的真实动力。斗转星移，过去真正成了现在的幽灵。如同特朗普的当选，一下打破了政治正确所掩盖的现实问题，打破了全球化的幻觉，我们不得不直接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在具体时空里的遭遇，这比一切所谓进步的理论都要激进。
　　至于如何跨越文化的障碍、理解的鸿沟、北京与北平之间的距离，也被戏里的一句台词轻松化解了，“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样的笑话，可能将始终有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