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演员的筋骨和血肉
2013年七夕，佟大为在微博中写道：“遇到了十三钗里的老伙计long time no see。”那天是他入驻《太平轮》剧组的第一天，重新换上洗得褪色的粗布军装，军火师将一位“老熟人”塞进他怀里。这把德制毛瑟步枪是二战时遗留下来的真家伙，分量十足。佟大为摩挲着枪杆，熟悉的铁锈味，光滑的木质枪托，柔韧的背带，一切都让他感觉很穿越。没错，这正是他在《金陵十三钗》中时刻不离身的那一把。
《金陵十三钗》上映后观众褒贬不一，唯一的共识却是对佟大为饰演的李教官的偏爱。一位观众在留言中写道：“李教官是众多抗日题材电影中最让人解气的一个，中国军人不再懦弱的引颈就屠，也不再试图与侵略者发生暧昧、复杂的人性关系。作为狙击手，他的冷静与缜密令人印象深刻;而当他把女学生遗落的鞋子捧在手心时，你又不能不动容于这个少言寡语的中国男人内心中透露出的父爱般的温暖。”
相比玉墨和约翰·米勒，李教官这个角色算不得浓墨重彩，但在佟大为细腻、富于人情味的演绎下，他却成了通篇最刺痛人心的点睛之处。他牺牲的时候，整个纸铺炸裂开来，彩色的纸条漫天飞舞，就像是情到深处的礼花。这样的设置，如果割裂来看，几乎要跌入滥情的危险境地，然而正是由于佟大为此前在角色身上克制而准确的拿捏，才让人觉得这样的渲染入情入理，恰到好处。
一个演员，对文本的悟性，调动肢体和表情准确呈现情绪、状态的能力，是谓表演的才华。这种东西玄妙而不可强求，有着与生俱来的神秘感。在影坛闯荡多年、占据一席之地的演员们，多半有此天才，它是演员的筋骨，是令其施展拳脚的基石;然而生得一副演员的筋骨，却仍有可能形容枯槁，表演始终沉闷干涩，这便是缺少演员的血肉。如何丰满其血肉？那必得投入十二分的心力，洞悉生活的质感，丰富表演的细节，还要有不止于角色的通达与判断力。
佟大为之所以觉得“李教官”这个角色重要，除了表演的分量和个人的付出，还因为他开启了自己表演生涯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李教官”之后，佟大为凭借《中国合伙人》中的“王阳”这一角色入围金马奖、金像奖、亚太影展，并在长春电影节和刚刚结束的百花奖上摘得“最佳男配角”的殊荣。
如果说前十年，他一直凭借自身的天才去创作那些青春角色，不够费力、也不够尽力的话。那么“李教官”这个人物，却常常令他在暗夜中惊醒，那种还不能胜任的压迫感，让他有欲望去接受长达两个月的魔鬼式训练，直到电影中帅气的回旋持枪动作成为一种顽强的肌肉记忆;也让他第一次耐下性子来去做人物小传，详读二战历史，读《蒋纬国传》，并试图从中找到支撑李教官这个角色的心理基石和状态细节。这是一次大的迈步，演员的筋骨上生长出富于生命力的血肉，这种职业向度上的进益与满足感，远比奖项和叫好声更令他满足。
慢下来，让自己接地气儿
也是从李教官开始，佟大为尽可能使自己的步伐慢下来，留下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打磨一个角色。曾经有一个阶段，他一年拍四五部戏，110多集电视剧，工作的疲惫，日常的琐事，让他陷入庸碌。
那时候，他没有精力琢磨该往一个角色身上注入什么，只剩下招架。“你渐渐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性，演员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去捕捉生活当中很多生动的东西，然后放到我们的角色中去。这种记录是必须的，说不定哪天碰到哪个角色时，就可以把那种最鲜活的东西用上。”
然而在每天都有人成名、有人沉寂，大多数人忙着“挣快钱”的演艺圈，对于演员来说，这种慢慢捕捉和消化的过程早已成为一种奢侈品。
“这种快会让你觉得不安，其实没有哪个演员可以说每一个角色我都能演好，我们演好真的是凑巧！碰巧我们对这类人物观察的比较多，记录了可以用在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细节。”佟大为深知，假使这种必要的观察和消化的时间都被名利裹挟的庸碌所侵占、挤压的话，想要塑造一个令自己和观众都感到满意的角色，就有点像天方夜谭了。
2011年，拍完《金陵十三钗》，佟大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许多明星急于在更大广度上拓展疆域、蓬勃的开进演艺事业的初衷不同，佟大为所期望的是可以慢下来、相对自主地安排时间。
他想慢慢地琢磨一个角色，就像是把玩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味地在人生的遥控器上按下快进按钮。2012年底，与他合作过《赤壁》的大导演吴宇森打来电话，邀他参与新作《太平轮》。
《太平轮》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1949年1月27日，在从上海开往台湾基隆途中的“太平轮”号，因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而被撞沉，导致船上近千名达官显贵、绅士名流、逃亡难民罹难的事件。吴宇森将其对战争、离别、爱情的观感投射在这部灾难题材之中，佟大为说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就在脑海里想象出电影最后呈现的样子，那种心里一震的感觉，一下子把他抓紧了。
巧合的是，在《太平轮》中，佟大为的角色也是一名军人，这叫人很容易联想到李教官。但对于表演者自身，角色间却没有借力打力的方便。相比于“英勇杀敌”的李教官，《太平轮》中这个名叫“佟大庆”的通讯兵，似乎更有嚼劲，他的生活化、他的接地气儿，令佟大为在表演上有更多咀嚼、玩味的空间。
开机前两个月，佟大为辗转上海、南京两地，开始了他的采访之旅。他希望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用记忆中尽量多的状态和细节去还原一位真实的老兵。他也曾尝试坐在家里看看二战纪录片，听听老兵回忆录，却发现坐在镜头前，人整个的状态是不自由的，“那些过度修饰后的语言，听起来太过高大上，一点养分也没有”。
于是他就自己去采访，在南京一家不大的养老院里坐下来，跟那些饱受战火侵蚀的老人一起晒太阳、攀谈。人物的枝丫渐渐在回忆的浸润中丰满羽翼，佟大为将富于生活质感的小段子整理成笔记，点点滴滴，最后便成了角色的落脚处。
“在采访之前我有很多疑问，我好奇士兵在充斥着爆炸、流血、死亡的战场上心里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后来跟那些老兵聊天，你会发现人在那种情形下都是自我麻痹的。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都是迎着子弹往前跑的人，不是说不怕，而是你稍微怕了、分心了，死神就找上门来。所以那时候士兵都喝酒，就是不断地麻醉自己。战场上又不常能找到酒，老兵油子兜里就都藏一个小酒壶，里面灌上酒，再放一把炒熟的玉米豆，又下酒，又扛饿。” 这些有温度的细节后来都被佟大为放到了《太平轮》的表演中，“演员做久了，其实很容易想当然，陷入到一种表演的惯性和套路里。自己心知肚明，那样的角色都是行货，只有躯壳没有灵魂。你必须得走出来，让自己接地气儿，耐下心来，花点时间，在生活里滚一遭，熏染些烟火气。有生命力的表演，根本就是没有捷径的”。
淡泊，是和欲望在推手
电影《亲爱的》中佟大为律师这个角色站在一群情绪失控的父母中间像是一个旁观者，这个必须极力保持克制和理性的角色，实在太容易被掩盖表演的光彩。倒是他自己非常泰然，佟大为把律师“高夏”比喻成“丢了妈妈的孩子”，在和一群“丢了孩子的家长”相会时完成了互补，“就像是一幅太极图结合的那个地方”。
佟大为总能用一种超凡的平衡感，成为角色激烈对峙中那个巧妙的第三人。这在他与陈可辛第一次合作《中国合伙人》时就已经被证实。三个伙伴中，成东青和孟晓骏相当于光谱的两极，各有璀璨，也更有冲突。而佟大为扮演的王阳，锋芒稍逊，通篇难觅爆发力式的呈现，但却巧妙地维系着角色间的平衡，是一个稳定的戏剧三角中不可或缺的支点。
有了一定名气的演员通常难以压制自己在创作上的欲望心，总会试图去征服更具光彩和张力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佟大为两次都没有拒绝成为陈可辛电影中的“第三人”，这一点连导演自己都觉得意外。
“我会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每个演员局限性都很大，你不可能演所有的角色。我会去找一些自己还可以胜任的东西去演，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痛苦的，但是我还是会去尝试。我不会去找一些自己完全胜任不了的角色去试。如果完全胜任不了的话，我会放弃，我不是贪大贪全的人。”
佟大为说，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懂得取舍，不会一味地被欲望压制，而是在和它交手的过程中求得圆融、平衡。
就像他和周迅合作《我的早更女友》，郭在容的喜剧风格给了他极大的发挥空间，就算是被暴怒、健忘、选择困难的“早更女友”虐成了熊猫眼的惨样儿，佟大为也始终没像一干大热的喜剧一哥们那样，完全扯下自尊的面具，始终还是收着一些，不至用力过猛。
佟大为说，演一个喜剧人物是他这些年来的愿望。读大学时他疯狂迷恋周星驰的电影，把能租到的VCD都看了个遍，那时候他艳羡周星驰天生的才华，渴望着未来自己能像他一样施展拳脚。
后来，在影坛摸爬滚打，他意识到性格总还是会左右表演的方向，当然不是说内秀、不善言谈的演员就演不好喜剧，只是那样的创作需要太多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佟大为没有太多贪婪，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出演了《我的早更女友》，圆一个梦，交一份答卷，任由观众评说。
这太像他的性子。身边的朋友笑他太早“不争”，像个老年人似的沉迷养生、睡子午觉、喝小米粥，每天打打太极、种种有机蔬菜……其实他们是不懂他给自己定下的步调和节奏。
想慢下步子，先管住欲望。就像《中国合伙人》中的王阳，年轻时一直都在追求“和别人不一样”，后来才发现“大多数人选择的生活才是值得的”。在佟大为看来，成功和幸福的关系，或许比成功本身更值得玩味。
佟大为曾在博客中写道：“生命开始的前二十三年，我早已习惯了平静，二十四岁以后，我开始习惯被观众追捧。这个过程在起初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而后伴随而来的却是一种极度的不自由。”“即使我演一万部戏，戏里的生活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演戏不是我的全部，我说过为了爱情可以完全放弃。不想因为演戏，不想因为在剧中体验一种生活，而耽误自己的生活……我只是把生活看得比艺术更神圣。”
最近，佟大为在重读《李斯传》，即便是“人臣之位无居臣上”“富贵极矣”的李斯，也难逃“物禁大盛”“物极则衰”的宿命。“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太戏剧化，所谓惊喜，得先有个惊字。而我理想的生活，却是一家人在一起平淡、稳妥地度日。”
“自如而不窘迫、恬淡而不凡庸。”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生活的况味。然而，就像电影《亲爱的》结尾时，田文军不知疲惫地把儿子扛在肩头一样，也许只有经历过得失，才知道自己真正渴求什么。现在的佟大为比谁都清醒，他想要扛在肩头的，是如所有平凡家庭一样恬淡而幸福的日子。
（摘自《大众电影》）
2013年七夕，佟大为在微博中写道：“遇到了十三钗里的老伙计long time no see。”那天是他入驻《太平轮》剧组的第一天，重新换上洗得褪色的粗布军装，军火师将一位“老熟人”塞进他怀里。这把德制毛瑟步枪是二战时遗留下来的真家伙，分量十足。佟大为摩挲着枪杆，熟悉的铁锈味，光滑的木质枪托，柔韧的背带，一切都让他感觉很穿越。没错，这正是他在《金陵十三钗》中时刻不离身的那一把。
《金陵十三钗》上映后观众褒贬不一，唯一的共识却是对佟大为饰演的李教官的偏爱。一位观众在留言中写道：“李教官是众多抗日题材电影中最让人解气的一个，中国军人不再懦弱的引颈就屠，也不再试图与侵略者发生暧昧、复杂的人性关系。作为狙击手，他的冷静与缜密令人印象深刻;而当他把女学生遗落的鞋子捧在手心时，你又不能不动容于这个少言寡语的中国男人内心中透露出的父爱般的温暖。”
相比玉墨和约翰·米勒，李教官这个角色算不得浓墨重彩，但在佟大为细腻、富于人情味的演绎下，他却成了通篇最刺痛人心的点睛之处。他牺牲的时候，整个纸铺炸裂开来，彩色的纸条漫天飞舞，就像是情到深处的礼花。这样的设置，如果割裂来看，几乎要跌入滥情的危险境地，然而正是由于佟大为此前在角色身上克制而准确的拿捏，才让人觉得这样的渲染入情入理，恰到好处。
一个演员，对文本的悟性，调动肢体和表情准确呈现情绪、状态的能力，是谓表演的才华。这种东西玄妙而不可强求，有着与生俱来的神秘感。在影坛闯荡多年、占据一席之地的演员们，多半有此天才，它是演员的筋骨，是令其施展拳脚的基石;然而生得一副演员的筋骨，却仍有可能形容枯槁，表演始终沉闷干涩，这便是缺少演员的血肉。如何丰满其血肉？那必得投入十二分的心力，洞悉生活的质感，丰富表演的细节，还要有不止于角色的通达与判断力。
佟大为之所以觉得“李教官”这个角色重要，除了表演的分量和个人的付出，还因为他开启了自己表演生涯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李教官”之后，佟大为凭借《中国合伙人》中的“王阳”这一角色入围金马奖、金像奖、亚太影展，并在长春电影节和刚刚结束的百花奖上摘得“最佳男配角”的殊荣。
如果说前十年，他一直凭借自身的天才去创作那些青春角色，不够费力、也不够尽力的话。那么“李教官”这个人物，却常常令他在暗夜中惊醒，那种还不能胜任的压迫感，让他有欲望去接受长达两个月的魔鬼式训练，直到电影中帅气的回旋持枪动作成为一种顽强的肌肉记忆;也让他第一次耐下性子来去做人物小传，详读二战历史，读《蒋纬国传》，并试图从中找到支撑李教官这个角色的心理基石和状态细节。这是一次大的迈步，演员的筋骨上生长出富于生命力的血肉，这种职业向度上的进益与满足感，远比奖项和叫好声更令他满足。
慢下来，让自己接地气儿
也是从李教官开始，佟大为尽可能使自己的步伐慢下来，留下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打磨一个角色。曾经有一个阶段，他一年拍四五部戏，110多集电视剧，工作的疲惫，日常的琐事，让他陷入庸碌。
那时候，他没有精力琢磨该往一个角色身上注入什么，只剩下招架。“你渐渐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性，演员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去捕捉生活当中很多生动的东西，然后放到我们的角色中去。这种记录是必须的，说不定哪天碰到哪个角色时，就可以把那种最鲜活的东西用上。”
然而在每天都有人成名、有人沉寂，大多数人忙着“挣快钱”的演艺圈，对于演员来说，这种慢慢捕捉和消化的过程早已成为一种奢侈品。
“这种快会让你觉得不安，其实没有哪个演员可以说每一个角色我都能演好，我们演好真的是凑巧！碰巧我们对这类人物观察的比较多，记录了可以用在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细节。”佟大为深知，假使这种必要的观察和消化的时间都被名利裹挟的庸碌所侵占、挤压的话，想要塑造一个令自己和观众都感到满意的角色，就有点像天方夜谭了。
2011年，拍完《金陵十三钗》，佟大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许多明星急于在更大广度上拓展疆域、蓬勃的开进演艺事业的初衷不同，佟大为所期望的是可以慢下来、相对自主地安排时间。
他想慢慢地琢磨一个角色，就像是把玩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味地在人生的遥控器上按下快进按钮。2012年底，与他合作过《赤壁》的大导演吴宇森打来电话，邀他参与新作《太平轮》。
《太平轮》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1949年1月27日，在从上海开往台湾基隆途中的“太平轮”号，因超载、夜间航行未开航行灯而被撞沉，导致船上近千名达官显贵、绅士名流、逃亡难民罹难的事件。吴宇森将其对战争、离别、爱情的观感投射在这部灾难题材之中，佟大为说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就在脑海里想象出电影最后呈现的样子，那种心里一震的感觉，一下子把他抓紧了。
巧合的是，在《太平轮》中，佟大为的角色也是一名军人，这叫人很容易联想到李教官。但对于表演者自身，角色间却没有借力打力的方便。相比于“英勇杀敌”的李教官，《太平轮》中这个名叫“佟大庆”的通讯兵，似乎更有嚼劲，他的生活化、他的接地气儿，令佟大为在表演上有更多咀嚼、玩味的空间。
开机前两个月，佟大为辗转上海、南京两地，开始了他的采访之旅。他希望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用记忆中尽量多的状态和细节去还原一位真实的老兵。他也曾尝试坐在家里看看二战纪录片，听听老兵回忆录，却发现坐在镜头前，人整个的状态是不自由的，“那些过度修饰后的语言，听起来太过高大上，一点养分也没有”。
于是他就自己去采访，在南京一家不大的养老院里坐下来，跟那些饱受战火侵蚀的老人一起晒太阳、攀谈。人物的枝丫渐渐在回忆的浸润中丰满羽翼，佟大为将富于生活质感的小段子整理成笔记，点点滴滴，最后便成了角色的落脚处。
“在采访之前我有很多疑问，我好奇士兵在充斥着爆炸、流血、死亡的战场上心里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后来跟那些老兵聊天，你会发现人在那种情形下都是自我麻痹的。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都是迎着子弹往前跑的人，不是说不怕，而是你稍微怕了、分心了，死神就找上门来。所以那时候士兵都喝酒，就是不断地麻醉自己。战场上又不常能找到酒，老兵油子兜里就都藏一个小酒壶，里面灌上酒，再放一把炒熟的玉米豆，又下酒，又扛饿。” 这些有温度的细节后来都被佟大为放到了《太平轮》的表演中，“演员做久了，其实很容易想当然，陷入到一种表演的惯性和套路里。自己心知肚明，那样的角色都是行货，只有躯壳没有灵魂。你必须得走出来，让自己接地气儿，耐下心来，花点时间，在生活里滚一遭，熏染些烟火气。有生命力的表演，根本就是没有捷径的”。
淡泊，是和欲望在推手
电影《亲爱的》中佟大为律师这个角色站在一群情绪失控的父母中间像是一个旁观者，这个必须极力保持克制和理性的角色，实在太容易被掩盖表演的光彩。倒是他自己非常泰然，佟大为把律师“高夏”比喻成“丢了妈妈的孩子”，在和一群“丢了孩子的家长”相会时完成了互补，“就像是一幅太极图结合的那个地方”。
佟大为总能用一种超凡的平衡感，成为角色激烈对峙中那个巧妙的第三人。这在他与陈可辛第一次合作《中国合伙人》时就已经被证实。三个伙伴中，成东青和孟晓骏相当于光谱的两极，各有璀璨，也更有冲突。而佟大为扮演的王阳，锋芒稍逊，通篇难觅爆发力式的呈现，但却巧妙地维系着角色间的平衡，是一个稳定的戏剧三角中不可或缺的支点。
有了一定名气的演员通常难以压制自己在创作上的欲望心，总会试图去征服更具光彩和张力的角色。从这一点上说，佟大为两次都没有拒绝成为陈可辛电影中的“第三人”，这一点连导演自己都觉得意外。
“我会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每个演员局限性都很大，你不可能演所有的角色。我会去找一些自己还可以胜任的东西去演，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痛苦的，但是我还是会去尝试。我不会去找一些自己完全胜任不了的角色去试。如果完全胜任不了的话，我会放弃，我不是贪大贪全的人。”
佟大为说，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懂得取舍，不会一味地被欲望压制，而是在和它交手的过程中求得圆融、平衡。
就像他和周迅合作《我的早更女友》，郭在容的喜剧风格给了他极大的发挥空间，就算是被暴怒、健忘、选择困难的“早更女友”虐成了熊猫眼的惨样儿，佟大为也始终没像一干大热的喜剧一哥们那样，完全扯下自尊的面具，始终还是收着一些，不至用力过猛。
佟大为说，演一个喜剧人物是他这些年来的愿望。读大学时他疯狂迷恋周星驰的电影，把能租到的VCD都看了个遍，那时候他艳羡周星驰天生的才华，渴望着未来自己能像他一样施展拳脚。
后来，在影坛摸爬滚打，他意识到性格总还是会左右表演的方向，当然不是说内秀、不善言谈的演员就演不好喜剧，只是那样的创作需要太多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佟大为没有太多贪婪，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出演了《我的早更女友》，圆一个梦，交一份答卷，任由观众评说。
这太像他的性子。身边的朋友笑他太早“不争”，像个老年人似的沉迷养生、睡子午觉、喝小米粥，每天打打太极、种种有机蔬菜……其实他们是不懂他给自己定下的步调和节奏。
想慢下步子，先管住欲望。就像《中国合伙人》中的王阳，年轻时一直都在追求“和别人不一样”，后来才发现“大多数人选择的生活才是值得的”。在佟大为看来，成功和幸福的关系，或许比成功本身更值得玩味。
佟大为曾在博客中写道：“生命开始的前二十三年，我早已习惯了平静，二十四岁以后，我开始习惯被观众追捧。这个过程在起初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虚荣，而后伴随而来的却是一种极度的不自由。”“即使我演一万部戏，戏里的生活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演戏不是我的全部，我说过为了爱情可以完全放弃。不想因为演戏，不想因为在剧中体验一种生活，而耽误自己的生活……我只是把生活看得比艺术更神圣。”
最近，佟大为在重读《李斯传》，即便是“人臣之位无居臣上”“富贵极矣”的李斯，也难逃“物禁大盛”“物极则衰”的宿命。“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太戏剧化，所谓惊喜，得先有个惊字。而我理想的生活，却是一家人在一起平淡、稳妥地度日。”
“自如而不窘迫、恬淡而不凡庸。”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生活的况味。然而，就像电影《亲爱的》结尾时，田文军不知疲惫地把儿子扛在肩头一样，也许只有经历过得失，才知道自己真正渴求什么。现在的佟大为比谁都清醒，他想要扛在肩头的，是如所有平凡家庭一样恬淡而幸福的日子。
（摘自《大众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