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铁还需自身硬”:公检法内部扫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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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检法系统本是扫黑除恶的主力,但系统内部的部分领导干部不守底线,情愿被腐蚀围猎,成了黑恶势力在公检法内部的“保护伞”“潜伏者”,这对人民的扫黑事业造成极大威胁。
  然而,再狡猾的伪装也终会被揭穿,扫黑风暴必将涤荡政法系统内部,为常态化的扫黑除恶造就清朗空间。

揭开“两面人”的伪装


  公检法系统里的涉黑组织“保护伞”,很多是精于伪装的“两面人”,他们成为涉黑组织在政法系统里的“卧底”。
  2020年6月28日上午,全国扫黑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宜黄陈辉民案”被定性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目前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陈辉民涉黑组织横行宜黄县长达14年,一些已决案件明显存在违规取保、保后不诉、改变定性、重罪轻判等情况,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涉案人员到案初期,群众仍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地公检法系统内部有人被涉黑组织成链条腐蚀,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
警方在陈辉民涉黑组织案中缴获的各类枪支。

  为解决这个难点,江西政法系统一方面提级办理,该案由省市直接侦办,异地抽调精干警力,成立多个工作专班;另一方面同步立案,政法、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介入、同步立案,做到扫黑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
  该案中,10名国家工作人员因充当该涉黑组织“保护伞”被判刑,45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其中就有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孔文艺是宜黄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主任科员,曾是宜黄戏剧团的一名“武生”,善于演戏。调入宜黄县公安系统后尤其在担任刑侦大队长职务期间,他利用组织信任,一边“表演”出十分卖力抓捕逃犯陈辉民的样子,一边暗地里收受财物;一方面极力維护自己的领导形象,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发财的强烈欲望;表面上待人谦虚、友善、真诚,私下里追求低级趣味。
  他自知在“胥某被枪击致死案”中罪责深重,畏罪心理极强,所以在留置初期,对抗态度非常激烈;甚至有时还故意交代虚假事实,迷惑调查人员。
  狐狸再狡猾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看穿了孔文艺喜欢“演戏”的性格特点后,办案组双管齐下:一方面,让孔文艺重学党章党规法规,宣讲政策;找到孔文艺的入党申请书,帮助其重温入党宣誓;并从孔文艺的生活作风问题入手,指出其对父母子女的亏欠,引发其真情流露。
  同时,办案组加大证据收集力度,发现并冻结了孔文艺多年与人合伙经商、向外地转匿的700多万元资产。同时,还获取了同案人、“胥某被枪击致死案”经办民警陈健雄提供的关键证据。这些证据,彻底打碎了孔文艺继续赖以抵抗的经济基础,摧毁了其心理防线。孔文艺遂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当然,并不一定要是当过演员才能变成“两面人”。2018年9月,黄冈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汪治怀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因犯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汪治怀从警35年,曾是公安战线的“打黑先锋”,后来竟然沦落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是怎么一步步被“围猎”的?

  办案人员发现,汪治怀主观上疯狂敛财的特点并不明显,但被老板收买、讲“义气”为老板当工具的特点十分突出。他与那些所谓的“哥们儿”相处久了,就不知不觉迷失了方向。
黄冈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汪治怀。

  刚开始时,一些老板千方百计接近汪治怀,给他送钱送礼,那时他保持了戒备。有人慢慢发现了他的一个“软肋”:汪治怀十分溺爱儿子。他儿子退伍选择自谋职业,但做生意并不在行。个体老板吴某某看到这一点,对他儿子的生意尽可能帮忙。汪治怀十分感激,在黄冈市公安局指挥技术大楼装饰工程项目的招标中,亲自为吴某某打招呼,为他获得该项目的承建提供方便。
  汪治怀的另一个“软肋”也被发现:讲“江湖义气”。老板们通过汪治怀的领导、下属,一步步接近、拉拢和腐蚀他,刚开始请他喝茶、吃饭,后来安排旅游、洗浴甚至嫖娼,与他套近乎拉关系,慢慢与他成为“好哥们儿”。
  办案人员发现,汪治怀主观上疯狂敛财的特点并不明显,但被老板收买、讲“义气”为老板当工具的特点十分突出。他与那些所谓的“哥们儿”相处久了,就不知不觉迷失了方向,“哥们儿”提的要求他尽量满足,根本不考虑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做这些事情。他的违法犯罪行为,都是因为所谓的“朋友”找他,他“推不掉、没办法”,从此一步步坠入深渊。
  汪治怀案发后,黄冈市公安局许多干警十分震惊。因为平时的汪治怀给干警的印象是“正直、清廉、敬业”。有人说他根本不与社会上的老板有往来,办公室绝少来陌生人,而他们并不知道汪治怀在8小时之外的时间是什么样子。这与汪治怀懂得刑侦、善于防备、精于隐藏自己有关。然而,再“精妙”的伪装,也阻止不了真相大白的到来。

“圈子文化”导致“窝案”


  “系统性塌方”的“窝案”多发,是公检法系统涉黑案件的另一特点。例如,2021年4月25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布:威海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刘茂德等14名政法系统党员领导干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日被查的这14名原政法系统干部中,包括政法委书记、法院副院长和法官、公安局副局长等,涉及地区包括威海、淄博、滨州、济南、日照、德州。   2020年7月22日,全国扫黑办发布了已经办结的4起挂牌督办案件,其中包括公检法人员的“腐败窝案”——山西任爱军案。此案查處“保护伞”93人,其中厅级干部7人、处级38人。
  2018年2月,山西省公安厅发布通报:太原警方再次成功打掉以任爱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请注意这个“再次”。实际上,早在1994年,任爱军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1996年减刑出狱。2003年,任爱军又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绑架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任爱军经多次减刑于2013年6月刑满释放。
  任爱军被查实共七次违规减刑。他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导致全身90%烧伤。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借此调换到晋中监狱,并提交了减刑申请,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8年。
  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需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点被任爱军充分利用,“逢换必减”。

  之所以任爱军能多次违规违法减刑,是当地“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所致。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基本都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

  此外,任爱军举报别人早已经举报过的事情,被监狱报请减刑2年半,但他还不满意。临汾中院审监庭原副庭长邢锐说,为了达到任爱军顶格减刑的目的,他为任爱军操作花钱买减刑,让任爱军交30万元财产刑罚金,把减刑上调到了3年。
  在任爱军等人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有的民警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让他可以玩电脑、用手机,使其条件堪比“住酒店”,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曲沃监狱的看守大队大队长裴军亮,为任爱军创造了特殊的监狱环境,在任爱军出狱后,他还多次上门探望。
  中央纪委监委的通报中提到:之所以任爱军能多次违规违法减刑,是当地“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所致。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基本都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在任爱军违规违法减刑议案上,“无原则打招呼、无原则承诺,以能为人办事为荣,自以为没有权力寻租,实际上却被任爱军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使减刑屡屡轻而易举得逞”。其中,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王伟多次主动给下面的监狱打招呼,有时甚至催促监狱尽快给任爱军办理减刑材料。
  针对这起典型的政法系统内部的涉黑“窝案”,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商黎光提到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任爱军服刑期间能够遥控指挥监外人员、拉拢腐蚀党政干部,靠的正是长期为非作歹积累的不义之财。所以,扫黑除恶工作必须坚持清查追缴涉案财产同步进行。”

“靶向施治”与“大数据核查”


  要有效打击公检法系统内部的涉黑犯罪,必须要采取各项得力的措施。
  10天之内,河南省濮阳市纪委监委连续公布2名政法系统领导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信息,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2021年5月7日,濮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和技术侦查支队原副支队长刘学恩接受审查调查;5月17日,濮阳市台前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徐继全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
2019年12月30日上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任爱军等24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公开开庭进行宣判。

  办案的成果来自制度的保障。濮阳市纪委监委对各政法单位党组收到的问题线索核查处理情况进行督查,对部分问题线索办理结果进行复核评查,由专人负责问题线索的接收、分办,当日来、当日批、当日办,问题线索不过夜、交办不隔天,全部初核。
  如同治疗癌症中的“靶向治疗”一般,针对政法系统单位出现过的问题,纪委监察部门推行“一案一策”,精准施治。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曾发生书记员挪用巨额执行案款案件。不到两年,从书记员到党组成员,该法院共有多人因贪腐落马。江阴市纪委监委紧盯案件暴露出的漏洞强化监督,目前共处置涉政法队伍问题线索32件,立案审查调查1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人,采取留置措施2人。
  近日,江阴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九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兵分两路,赴江阴法院立案庭、执行局开展诉讼费和执行案款管理专项监督检查,检视江阴市人民法院“以案促改”的成效。
  针对此前案件暴露出的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江阴市纪委监委采取专项监督检查等措施,督促江阴市人民法院全面整改,推动费款核对认领日清日结,改变部分诉讼费和执行案款到账后长期无人认领、无人管理的局面。
  “以案警示”也是有效手段。2021年3月底,海南省文昌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一次警示教育大会上,文昌市委常委,文昌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熊爱香列举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典型和心存侥幸、对抗组织的反面案例,通过对比,为违纪违法党员干部指明出路。次日,干警陈某主动到文昌市纪委监委交代违纪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先后有4名干警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其中包括一名已退休的派出所所长。
  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政法系统内部的扫黑工作中。
  2020年8月,四川省武胜县某恶势力犯罪集团覆灭后,武胜县纪委监委进一步加快了“打伞破网”的速度。专案组组织公安、检察机关等专业人员进行“大数据 核查”,排查出125条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经研判,四川省广安市纪委监委指定武胜县纪委监委办理76条,涉及政法系统党员干部49人。
  2021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政法系统腐败惩治力度,严惩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行为,全面整治人民群众痛恨的顽瘴痼疾。2021年5月、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纪委监委作出部署:纪检监察机关的“打伞破网”要常态化、机制化,其中,必然包括对政法系统内部的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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