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与妇女体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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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制度化的女子学校教育始于清朝末期,最初为教会女塾,后来又有民办和官办的女子学堂。女子学校教育孕育并促进了妇女体育的发展,妇女体育也丰富了女子教育的内容并为女子教育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但“贤妻良母”式的教育传统制约了妇女体育的发展和提高,而着重军事体育训练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又不利于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
  
  近代以来,教育作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一部分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和进步;与此同时,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教育学界,人们对男女性发展的问题,已趋于平淡;在社会学界,“女性主义”的争辩从未停止过;而在体育界,近年来所出现竞技体育的“阴盛阳衰”、妇女大众体育的衰弱等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以女子学校教育与妇女体育在中国的发展为线索,着重探讨女子教育与妇女体育之间的联系,并力图找到它们之间发展的规律,为当今女子教育和妇女体育提供启示。
  
  近代以来的女子学校教育
  
  中国女子教育自古有之,但其形式是家庭教育,内容则是“三从四德”。近代以来,历经社会涤荡的中国女子教育在西方文化的深入侵袭之下,开始由家庭走向社会,女学堂的设立完善了女子教育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近代女子学堂一方面保留了封建女子教育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则根据女子身心发展的需要补充了大量丰富的新内容。
  (一)教会学校之女子教育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女子学校教育始于1825年英国女子格兰特(Miss Grant) 在新加坡创办以中国女子为招生对象的教会女塾。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办学,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由此涉及各个地区,其中以上海、北京、广州等外国人集中之地尤多。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举办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后又相继出现了教会女子中学和大学,教会女子教育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对我国近代女子学校的产生、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坐而论道、照本宣科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方法,比较注意知识的接受规律,注重启发式教学,强调学生的实际参与和动手能力。
  (二)自办学校之女子教育
  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的发展促使了部分具有进步意识的国人萌生了自己办女学的念头。自办女学堂主要有民办与官办两种形式。女学兴办之初,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创办者多为思想先进的资本主义改良派,随着女学在社会形成气候,官方最终开办系列女学堂。1907年3月8日,中国历史上首次为女性而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
  
  近代以来的妇女体育
  
  到了19世纪末期,被中国社会长期排除在外的女子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女子体育随着女子教育发展的脚步开始正式步入历史的舞台。
  (一)教会学校之女子体育
  进入20世纪,教会女子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幼稚园到大学的独立体系,教会女子高等学校包括单独设立的教会女子大学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学生受的是西方教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形式等都以西方学校教育为模式,不仅有发展智力的近代科学知识,且有发展女子身心的舞蹈、游戏等。据1905年的《中国教育手册)载,1844年教会开设的镇江女塾,除开设《圣经》、《三字经》等课程外,还有体操、游戏等。由此可见,教会女塾,是中国女子最早接受近代体育教育的场所。
  (二)自办女子学堂之体育
  1899年,维新人士、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在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所自办的女子学校,亦称“中国女子学堂”,梁启超为该学堂起草了章程。在筹办中,为了汲取外国办学经验,特邀请中西女客120余人,议论办学之事,在议论中,西人特别强调如何发展女子身心的办学要旨,言曰:“学堂功课繁密,听文诵读之外,必设小花园一所,藉习灌溉培种之法,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再设体操之课,以杜单弱”,“东西学校无不有体操者,此培体却病之要义,未可忽也”,并说“西国女子体操,亦有专门图书,上海别发洋行可购之”。确定其教育宗旨为:“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妻之始基”。
  1902年,由上海邑绅吴馨(怀疚)开办的务本女塾,亦是一所风气开通并有较大影响的女子学校,它将体操列为正课,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先生曾在该校任过体操教练员。这是一所比较规范的中国式女子学堂,其学校宗旨及开设课程已趋于完善,尤其对女子体育的重视程度,是一般女学堂所不能比及的。
  (三)女子体育专门学校之体育
  在女子学校体育的推波助澜之下,妇女体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始从学校教育中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的体育学校。20世纪伊始,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如雨后春笋,与一般的女子学堂平分天下。其中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10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一所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另外影响较大的还有东南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19年)、两江女子体育学校(1922年)、广东女子体育学校(1916年)等。开办女子体育专门学校的热潮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建立,随着女子学校与男女同学的逐渐普及,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并入其中。
  (四)妇女社会体育
  19世纪末,西方国家掀起的世界妇女运动进入历史的高潮阶段,1900年的第二届奥运会上,女性首次参与了竞技体育。20世纪初,一些对抗性的项目如田径、篮球、网球等项目相继引入女性运动项目中,1921年还成立了国际妇女运动联合会。世界妇女解放运动深深地感染了正在经历朝代更迭、社会动乱的中国女性,本着发展自身,拯救民族的强烈愿望,中国妇女也紧紧加入到这场世界妇女运动之中。1924年,中国妇女开始出现在全国性运动会上,1928年和1930年的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及第四届华中运动会上,女性获得了较好的成绩,1934年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我国女游泳选手杨秀琼独揽四项冠军,除了大型的综合运动会外,中国妇女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各个国家的排球、篮球赛,取得辉煌的成绩。
  
  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与妇女体育发展之关系
  
  近代女子学校教育对于封闭于闺阁之中几千年的中国妇女生活可谓盘古开天的大转变。近代女子教育在妇女体育、女性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催生了中国妇女体育,同时又以其独特的功效促进了妇女体育的快速发展。妇女体育的发展,也丰富了女子教育的内容,促进了女子教育的进步。可以说,近代女子教育与妇女体育之间存在着彼此促进的关系。
  (一)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与妇女体育的相互促进关系
  女子学校教育与妇女体育的发展如影随形,共同撰写妇女的发展史,但在发展过程中,女子学校教育先于妇女体育而产生,在论及两者的关系上,女子教育是妇女体育产生及发展的基础,而妇女体育则是女子教育发展的内容和结果。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与妇女体育的相互促进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女子学校教育萌生了妇女体育
  妇女体育最先出现在教会学校。教会女学较之传统的教育增开了体育等课程,如1864年在福州设立的教会女学,共12年,每一年都开设了体育课。体育课的内容一般包括各种体育训练,如徒手操、各种田径运动、球类活动等。为了检验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一般都还要定期举行运动会,比如金陵女大在秋冬之交都要进行校内、校际间的运动会,主要项目是体操、垒球、排球、舞蹈、田径类。
  2、女子学校教育促进了女子体育的发展
  借助于女子教育的母体,近代妇女体育迅速发展起来。近代女子教育主要经历两个阶段,即由被动发展到自觉发展阶段,“五四”运动成为其分界线。女子教育发展前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民族的责任感推动着女子教育发展,妇女体育一面承载着“强国保种”的使命,一面又要培植“民族革命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女性开始将发展的触角放到更宽、更深的领域,“女性主义”思想的蔓延,使得女子教育成为女性声张权利的主要内容,而妇女体育则是“女性主义”运动过程中的重要途径。所以女子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女子体育的性质和功能,女子教育的发展制约着女子体育的发展。
  3、妇女体育完善了女子教育
  首先,妇女体育充实了女子教育的内容。教会学校与自办学校对体育课的开设通常有严格的规定,体育为一至四年级的必修课,内容有徒手操、田径、球类,体育课还很注意纠正学生的不良习惯,注意站、走、坐的规范姿势。除了正式开设的体育课程外,很多大学还积极开展课余的体育、文娱活动,开运动会和演唱会,强健女子身体、陶冶女子情操。体育课的开设弥补了封建女子教育对女性身体的忽视,丰富了女子教育的内容,这在女性获得身体解放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其次,妇女体育解放了女子的身心,为女子教育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统治社会的附庸。而妇女体育的发展和兴起,使妇女向社会证明了自己有与男性同等发展的潜力,解放和强健了女子的身体、人格,这是中国女性迈出争取经济、政治等权利的第一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妇女开始谋取职业,从事政治活动,特别是从事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女性单一的性别角色,改变了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女子教育的发展。
  (二)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与妇女体育的相互制约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在近代女子教育与妇女体育的关系中,同样存在矛盾,使得两者相互制约,影响了彼此的发展。近代女子教育与妇女体育的矛盾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贤妻良母”的教育传统思想对妇女体育的制约
  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在经历几千年历史的沉淀与近代社会动荡的洗礼后,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但中国女子教育,特别是自办女子教育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培养“贤妻良母”。例如,1898年女学堂开学之前公布的《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就称其 “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1907年清朝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开宗名义地提出“中国女德,历代崇重,今教育女儿,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之礼教,不染未俗放纵之僻习”。并要求初等小学堂初授以“孝弟慈爱、端敬贞淑、信实勤俭诸美德,并就平常切近事项,指导其实践恭形,渐进则授以对于伦类及国家之责任”。可见,女子教育仍然未摆脱伦常德行的束缚,只不过是这种束缚从家庭走向了学校。
  经历过清末民初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旧的传统教育“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式的女子教育逐渐从历史舞台消失。然而,“新贤妻良母主义”又粉墨登场。“新贤妻良母教育”最早由梁启超提出,他在《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办女学的目的,使妇女成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贤妻良母尽管反映了一部分男人对女人的期待,但从本质上看,“贤妻良母”的传统教育思想是要将解除裹脚后的女人们又禁锢在家庭的狭小圈子,不让女子走向社会的广阔天地,因而是不能适应社会进步发展之需要的。在贤妻良母的传统教育思想下,妇女体育不可能有根本性的飞跃和普及。
  2、军国民教育思想不利于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
  所谓军国民教育在清末民初是指通过对学生及全国人民进行军事体育训练与尚武精神的教育,增强国民体质,使学生和全体国民具有军人的品德和能力。在清朝末年,迫于社会的需要,人们开始普遍认识到妇女对于国防的重要影响。1911年,《陆军部拟提出军国民教育案大意》一文提倡应将女子纳入军国民教育内,并提出四点理山:“自表面上言之,女子无当兵义务,似与军国民教育无甚关系。实则女子为孕育国民之母。母身之强弱,生儿之强弱系焉。盖体育强母身,即所以强儿身为始基。此女教关系于军国民教育者一。国民教育,以胎教育为始基,以家庭教育为篙矢,女子教育,又胎教与家庭教育之造端也。如女子不谙军国主义,必至养成贪生畏死之男儿,以执干戈卫社稷为危道,一言效命疆场,则骨月之间,竟有无期之哀痛。有国民如此甚非国家之福也。此女教关于军国民教育者二。儿女情长,则英雄气短。女子以柔肠弱骨命所无,一旦良人远征,或则牵衣顿足,或则伏枕悲呜,虽有慷慨报国之男儿,亦往往把持于妇人女子之手而不能脱其羁绊。无他,女子不知军国大义故也。此女教关系于军国民教育者三。近日世运进步,男子则以杀敌致果为荣,女子则以救困扶危为职,故万国赤十字会,半山女子组织而成。如体育不良,则一身不能自保,安能从事战场,为抚恤伤疾之举,此女教关系于军国民教育者四。由此言之,女子体育应与智育德育并重,尤应使之洞悉军国主义。以为军国民教育之先导。”
  在军国民教育中,首次将女子列入“国民”的行列,要求女子“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以此为出发点,女子教育倾向于发展妇女的体格、加强军事锻炼,1902年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学社、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子体操传习所、1907年秋瑾主持的大通师范学堂等女子学堂,实质上是革命团体,对妇女体育的加强不过为国家武装服务,因而,其内容单调、机械,甚至压抑妇女身心的发展。如1915年颁布的《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十项建议中无一不是提倡“重武技”、“举兵操”、“颂武士”、“磨意志”等思想,军国民女子教育的思想扼杀了妇女体育的真正价值,也不利于女子接受科学、文化、艺术等全方面的教育。
  
  结语和启示
  
  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与妇女体育是中国女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们不仅改变了中国妇女羁绊于家庭、约束于礼教的历史,也指引了中国女性前进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妇女体育产生于女子学校教育,但它一经产生,就积极地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她们之间的关系是的既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其中,相互促进是主要方面,相互制约是次要方面。但由于两者局部的不适应,影响了近代女子教育与妇女体育发展的速度和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两者的关系问题,要求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女子教育与妇女体育自身,从而巩固女子教育与妇女体育相互促进的发展关系;同时通过女子教育与体育局部的改革,协调两者的关系,使两者彼此更为适应,最终达到和谐、全面、快速的发展。
  同时通过对近代我国女子学校体育和妇女体育发展历史的考察和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首先,女子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妇女强健的体魄不仅利于妇女自己更好地承担家庭事务和社会工作,而且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因此在我国当代的大中小学应当特别重视女子体育。其次,现在社会上不少人,包括男人和女子,希望妇女在家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完全不出去工作。长此以往,这将使妇女重新变成男人的附庸,从而降低妇女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看是不符合妇女长远利益的。最后,长久以来,中国的教育承载了太多的来自教育之外的压力,过去是救亡图存、培养革命接班人,现在是拉动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作为培养全面且自由发展的人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和异化了,这是我们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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