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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同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
在日常经营中，徽商坚持诚信为本的原则，反对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义行为。在经营过程中，徽商之间十分注重互助共济，大商扶植小商，小商支持大商，谋求共同发展。以义为利的商业原则促进徽州商帮的巩固和发展，除了血缘、地缘之外，义，成为徽商之间精神上的纽带。受孔孟之道影响，山西人崇尚诚信，他们诚意敬业、以诚待人，他们能恪守行规，公平交易，奉行诚信经营的精神。在，义，和，利，的问题上，他们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晋商人生价值观的最终体现。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钱不骄傲，赔本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因而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承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于与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丧失，商业就必然招致失败。
二、相同的“以义取利”商业价值观
晋商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提出“利以义制、立信为本”的商业准则。晋商义利相通观的价值导向使其对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获得义利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义利并列，而是在肯定义是第一位，把求利的商人群体提高到和求义的士阶层同样的地位，从而实现超利突破基础上的义利相通。相应地，他们就很珍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的崇高，行为方式上必然是在义的规范约束下的商业活动。徽商在信守诚信道德的同时，还高扬儒家“以义生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旗帜，把诚信的商业道德推向更高层次。徽商崇尚儒家义利观，把义放在利之上，“以义制利”“以义应事”。日常经营中，徽商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互惠互利，拾金不昧等美德，反对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义行为。徽商大多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一旦经商致富事业有成后，都以各种形式把财富回馈社会，回报家乡和族里。如赈灾济贫、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捐资助饷、兴建书院祠堂、设置祠田义田等，这些义举既有利于国家，又造福一方、惠及宗族乡里。
三、儒、商的价值取向不同
徽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贾而好儒”，掌握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徽商深受朱子理学，尤其是新安理学的影响和熏陶。正是徽商与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使得他们成为儒商的代表，且形成了“亦贾亦儒”，或“贾而好儒”的鲜明特色。他们靠读书的优势，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所谓“左儒右贾”的徽商，看似儒贾并重，实质却是重儒轻贾。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业贾致富后，总是让儿孙读诗书，不惜代价，务求成功。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晋商打破了“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贵贱有别”目标不一的封建观念，而提出了“贾可习儒、儒亦可贾、贾也可士、士也可不失贾业”、的儒贾相通观。晋商之所以繁荣，就是将儒家思想活学善用在贾道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商人群体，这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晋商在儒和贾的选择上，与徽商恰好相反，认为经商致富是光耀门庭，诗书功名一文不值。山西人想尽快脱贫致富，就不顾商贾末业的封建观念而纷纷进入商途，甚者还弃儒从商，趋之若骛，这样就壮大了晋商的队伍。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晋商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晋商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晋商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家族势力在晋商徽商经营管理中的影响不同
微人经商虽以赢利为目的，但亦特别注重宗祠及其他公益化建设。另一方面，徽商的管理机制也以其宗族制度为蓝本，基本上是将其宗法制度直接移入了商业领域，从而使商业组织附属于宗族统治。因此，徽人在经商地十分重视修建宗祠、祭奠祖先，还经常将会馆同祠堂结合在一起。但徽商会馆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同乡网络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他们更多的是依赖家族血缘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运作。他们对各级人员的管理一般都通过宗法制度来实现，重大的升、降、奖、罚、除、教育均在祠堂中进行，伙计同时也兼有宗子与族众的身份和职能。
晋商的宗族观念则相对比较淡薄。他们主要通过朋合营利、合伙经营、股份制、会馆、公所等组成以地域乡人为主的商帮集团。这种地域商帮对外统称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地区划分形成不同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平遥帮、太谷帮、祁县帮等。大德通票号属祁县帮，其工作人员多为祁县籍人，而总号设在蒙古的大盛魁则以太谷籍人为主。他们按“保举”“亲属回避”等原则建立掌柜负责制，进而构成重义务、重责任、牢固和谐的内部关系。同乡会、会馆等组织是这种地缘关系的主要体现。从明永乐年间开始，晋商会馆逐渐发展起来。文化传统与心理积淀是会馆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同时也标识着会馆的功能和特征。晋商会馆主要为同乡组织，他们认为“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因此，晋商各阶层之间虽然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关系，但却体现出了很强的制度性或契约性因素。
五、对于当权者的态度不同
关于商人为何汲汲于儒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若想进一步拓展商业，就必须寻求政治保护伞，走官商结合的道路。除了依附巴结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之外，更加便利的方法是使自己或子弟跻身仕林，成为封建政治势力的一员。那么，大兴儒教、培养子弟参加科举应试以图仕进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徼商大加利用，发扬光大。而晋商虽也采用，但程度上却远远不及。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晋商不重视寻求封建政权的保护。实际上，所有商帮中，与封建政治势力结合最早，最紧密的，就是晋商。这也以从晋商的兴衰是伴随着明清封建王朝的兴衰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追寻历史，明代晋商的兴起，其契机就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的工具。从一开始，它就与封建政权缠上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清代晋商更是得到政府的青睐。人清时充当皇商而取得经营特权，清季时又由于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饷而被称为是清政府的财政部。这种与封建政权结合的紧密度，是徽商难以企及的。一方面，徽商是明代中期凭借折色开中的机遇才崛起的，起步与晋商相比就较晚，丧失了先机。另一方面，由于是在生计的逼迫下从商，徽商多是小本经营起家，出身于缙绅之门的是少之又少。这些出身于贫下之家而经商致富的商人，无法凭空攀附封建政治势力，取得与晋商相同的地位。明代的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晋商与政府有特殊关系，政府优待晋商而歧视徽商的明证。既然晋商取得了与封建政治势力如此牢固的关系，那么，科举入仕显然不被看作是最重要的手段了。而也正是因为缺乏如晋商一样与封建势力的得天独厚的关系，徽商不得不全力开拓科举仕进这条生路。这，也应该算做是徽商“贾而好儒”’而晋商“左儒右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何志恒，浅述明清徽商的精神文化消费，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1)
[2]王世华，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06)
[3]旺雷，论徽商之崛起，财贸研究，2002，(2)
在日常经营中，徽商坚持诚信为本的原则，反对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义行为。在经营过程中，徽商之间十分注重互助共济，大商扶植小商，小商支持大商，谋求共同发展。以义为利的商业原则促进徽州商帮的巩固和发展，除了血缘、地缘之外，义，成为徽商之间精神上的纽带。受孔孟之道影响，山西人崇尚诚信，他们诚意敬业、以诚待人，他们能恪守行规，公平交易，奉行诚信经营的精神。在，义，和，利，的问题上，他们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晋商人生价值观的最终体现。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钱不骄傲，赔本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因而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承诺，不欺不诈，人们才乐于与他们交易。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一旦信誉丧失，商业就必然招致失败。
二、相同的“以义取利”商业价值观
晋商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提出“利以义制、立信为本”的商业准则。晋商义利相通观的价值导向使其对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获得义利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义利并列，而是在肯定义是第一位，把求利的商人群体提高到和求义的士阶层同样的地位，从而实现超利突破基础上的义利相通。相应地，他们就很珍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的崇高，行为方式上必然是在义的规范约束下的商业活动。徽商在信守诚信道德的同时，还高扬儒家“以义生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旗帜，把诚信的商业道德推向更高层次。徽商崇尚儒家义利观，把义放在利之上，“以义制利”“以义应事”。日常经营中，徽商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互惠互利，拾金不昧等美德，反对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义行为。徽商大多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一旦经商致富事业有成后，都以各种形式把财富回馈社会，回报家乡和族里。如赈灾济贫、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捐资助饷、兴建书院祠堂、设置祠田义田等，这些义举既有利于国家，又造福一方、惠及宗族乡里。
三、儒、商的价值取向不同
徽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贾而好儒”，掌握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徽商深受朱子理学，尤其是新安理学的影响和熏陶。正是徽商与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使得他们成为儒商的代表，且形成了“亦贾亦儒”，或“贾而好儒”的鲜明特色。他们靠读书的优势，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所谓“左儒右贾”的徽商，看似儒贾并重，实质却是重儒轻贾。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业贾致富后，总是让儿孙读诗书，不惜代价，务求成功。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晋商打破了“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贵贱有别”目标不一的封建观念，而提出了“贾可习儒、儒亦可贾、贾也可士、士也可不失贾业”、的儒贾相通观。晋商之所以繁荣，就是将儒家思想活学善用在贾道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商人群体，这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晋商在儒和贾的选择上，与徽商恰好相反，认为经商致富是光耀门庭，诗书功名一文不值。山西人想尽快脱贫致富，就不顾商贾末业的封建观念而纷纷进入商途，甚者还弃儒从商，趋之若骛，这样就壮大了晋商的队伍。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晋商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晋商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晋商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家族势力在晋商徽商经营管理中的影响不同
微人经商虽以赢利为目的，但亦特别注重宗祠及其他公益化建设。另一方面，徽商的管理机制也以其宗族制度为蓝本，基本上是将其宗法制度直接移入了商业领域，从而使商业组织附属于宗族统治。因此，徽人在经商地十分重视修建宗祠、祭奠祖先，还经常将会馆同祠堂结合在一起。但徽商会馆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同乡网络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他们更多的是依赖家族血缘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运作。他们对各级人员的管理一般都通过宗法制度来实现，重大的升、降、奖、罚、除、教育均在祠堂中进行，伙计同时也兼有宗子与族众的身份和职能。
晋商的宗族观念则相对比较淡薄。他们主要通过朋合营利、合伙经营、股份制、会馆、公所等组成以地域乡人为主的商帮集团。这种地域商帮对外统称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地区划分形成不同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平遥帮、太谷帮、祁县帮等。大德通票号属祁县帮，其工作人员多为祁县籍人，而总号设在蒙古的大盛魁则以太谷籍人为主。他们按“保举”“亲属回避”等原则建立掌柜负责制，进而构成重义务、重责任、牢固和谐的内部关系。同乡会、会馆等组织是这种地缘关系的主要体现。从明永乐年间开始，晋商会馆逐渐发展起来。文化传统与心理积淀是会馆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同时也标识着会馆的功能和特征。晋商会馆主要为同乡组织，他们认为“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因此，晋商各阶层之间虽然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关系，但却体现出了很强的制度性或契约性因素。
五、对于当权者的态度不同
关于商人为何汲汲于儒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若想进一步拓展商业，就必须寻求政治保护伞，走官商结合的道路。除了依附巴结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之外，更加便利的方法是使自己或子弟跻身仕林，成为封建政治势力的一员。那么，大兴儒教、培养子弟参加科举应试以图仕进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徼商大加利用，发扬光大。而晋商虽也采用，但程度上却远远不及。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晋商不重视寻求封建政权的保护。实际上，所有商帮中，与封建政治势力结合最早，最紧密的，就是晋商。这也以从晋商的兴衰是伴随着明清封建王朝的兴衰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追寻历史，明代晋商的兴起，其契机就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的工具。从一开始，它就与封建政权缠上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清代晋商更是得到政府的青睐。人清时充当皇商而取得经营特权，清季时又由于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饷而被称为是清政府的财政部。这种与封建政权结合的紧密度，是徽商难以企及的。一方面，徽商是明代中期凭借折色开中的机遇才崛起的，起步与晋商相比就较晚，丧失了先机。另一方面，由于是在生计的逼迫下从商，徽商多是小本经营起家，出身于缙绅之门的是少之又少。这些出身于贫下之家而经商致富的商人，无法凭空攀附封建政治势力，取得与晋商相同的地位。明代的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晋商与政府有特殊关系，政府优待晋商而歧视徽商的明证。既然晋商取得了与封建政治势力如此牢固的关系，那么，科举入仕显然不被看作是最重要的手段了。而也正是因为缺乏如晋商一样与封建势力的得天独厚的关系，徽商不得不全力开拓科举仕进这条生路。这，也应该算做是徽商“贾而好儒”’而晋商“左儒右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何志恒，浅述明清徽商的精神文化消费，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1)
[2]王世华，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06)
[3]旺雷，论徽商之崛起，财贸研究，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