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沙皇俄国开展“葬礼外交”的专使王之春所写的考察记

　　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之春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作为唁、贺专使前往俄国，一面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一面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使俄草》即记此行经历，分八卷，起自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奉旨派充专使赴俄，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十七日因枪伤奉旨赏假一月。
　　日记的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卷一至卷四，从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启程离开俄国，记作为唁、贺专使赴俄经历。
　　之所以派王之春，是因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署理广东布政使期间，曾代生病的广东巡抚刘瑞芬接待过来华旅行的俄国世子尼古拉二世。
　　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王之春此行负有特殊使命。这从行前光绪帝召见王之春的问答中可看出端倪。光绪帝于十月十八日召见王之春时说：“甲申年间，朝鲜巨文一岛，英人曾泊兵船于其地。俄人恐其占据，屡来问讯，嗣诘英人，英人以恐为俄占具复。俄遂与中国定约，日后俄人断不占夺朝鲜地土。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王之春回答：“俟到彼国，从容与外部议及，彼纵不助我，将来亦免为其占踞朝鲜境土地步。况今中俄交谊正孚，当必秉万国公法与倭人诘难也。”利用俄、日矛盾，寄希望于俄国对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占据朝鲜全境”施加压力，这正是此行目的所在。
　　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是晚清政府利用外交斡旋手段处理大国矛盾的比较成功的特例。巨文岛地处朝鲜半岛南部海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巨文岛事件的大背景是英俄争霸亚洲。1885年4月，英军占领巨文岛，酿成了一场国际争端。后在俄、中、日各方压力下，最终以俄国不侵占朝鲜领土和英军撤出巨文岛为结束。王之春从总理衙门查阅巨文岛一案，及“与英俄往还各卷，逐一翻阅所有要件”，对完成出使使命信心十足，赋诗一首：“凭将玉帛化兵戎，远慑强邻信使通。国体自尊仍礼让，邦交宜固仗和衷。”
　　行前，王之春还拜会了俄国驻京公使喀希尼。喀问王有何使命，王答以是赴俄国作为唁、賀专使。喀说：“如此，则我即电告敝国，当以异常礼数相待”。
　　十一月初一日，王之春出都。五日到天津，晋谒李鸿章，咨询朝鲜巨文岛事甚详。六日闻金州、旅顺相继失守，作诗慨叹：“闻见纷纷付异词，探来消息信还疑。千钧一发忘轻重，枉设东南水陆师。”
　　十二月初十日从上海坐船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洋，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二到达亚丁，接到驻俄公使许景澄一函，“云西例，凡特使皆以头等公使相待。平素入国境，必以护照为凭。特使则由俄主饬边境官照料，至国都，即备赁大客店为宾馆，亦西例也。西例，客店靡丽逾于王宫。”二十一日，到达俄国边境，俄派官员迎候，“并遣御用火车来迎”。次日到达圣彼得堡。二十四日即获尼古拉二世接见。两人之间进行了如下对话：
　　尼古拉二世说：“我见贵大臣甚为欢悦，前在广东游历，曾蒙接待，款洽至极。现在中日两国快要停戈讲和，闻贵国今派李鸿章赴东洋相商一切，果否？”
　　王之春答道：“是。中日战事，昨蒙大皇帝劝释，敝国实深感谢，尚恳大皇帝主持劝释，俾两国仍臻和好。”
　　尼古拉二世表示：“凡事以和为贵，贵国与敝国邦交二百馀年，又承远来，自无不竭力相助之理。烦代为致意贵国大皇帝。”
　　二月初八日，王之春一行与驻俄公使许景澄同赴俄皇陵寝敬献花圈，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余率参赞至垅前行三鞠躬礼，其礼官则屈一足于椁右，以手指画心作十字势，礼毕退出”。花圈是“雕银花圈，大可三人合抱。费卢布二千馀金”。
　　王之春此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葬礼外交”——通过派出“专使”悼念俄皇进行外交活动。作者对于自己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在书前的《凡例》中三次提到“专使”，并说“专使唁、贺，系属创举”，前所未有。俄国对此也不可谓不重视，派出专人到边境迎接，安排乘坐御用火车，给王之春颁赠“头等宝星”，派画家给王之春一行画像——这都是驻俄使节从未享受的殊荣。但是外交使命，却被尼古拉二世 “凡事以和为贵，贵国与敝国邦交二百馀年，又承远来，自无不竭力相助之理。烦代为致意贵国大皇帝”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打发了。
　　第二部分为卷五至卷七，起自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德、俄交界处，止于四月二十九日派人赴马赛买船票准备回国。主要记在英、法的外交活动。为何在完成赴俄使命后还在英、法耽延两个多月之久，是因他积极展开秘密外交活动，试图挽救甲午战争的败局。为此他一方面与大胆建议出奇兵偷袭日本的驻英参赞宋育仁密切联络，另一方面试图再次聘请以治军严明著称的英国军官、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理来中国。此方案得到老上司——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支持，但因遭到驻英公使龚照瑗与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反对而流产。

　　在获悉《马关条约》中日已换约后，作者赋诗一首《接电报已换台湾割让之约，慨然书此》：“独自骑牛远过关，台澎已在有无间。事机一失成流水，生面重开待转圜。毕竟让谁当柱石，剧怜如此好江山。须臾稍缓能坚定，纵使臣庸主未孱”，“自念身羁数万里外，千钧一发，关系匪轻。辽、旅虽还，台、澎不复……此其中殆有天焉！”又在给宋育仁的诗中写道：“明知缘木且求鱼，奇计陈平尚有馀。吐尽蚕丝难作茧，掉来螳臂使当车。地如掌大中兼外，人已心寒尔与余”，悲叹自己的奇计功败垂成。
　　第三部分为卷八，起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止于闰五月十七日，记从巴黎回国途中见闻。最值得注意的是扑朔迷离的刺杀案。作者五月初三从马赛坐船，有三个日本人同行二十一天，二十五日至锡兰后这三个日本人改乘德国轮船先行。闰五月初八日作者到西贡上岸游玩时，“昏黑之中，突闻枪响，伤穿左腕。武弁等随车赶到，跟踪寻缉，仿佛遥见二人，似曾同舟改乘德轮先行者”。作者向总理衙门发电汇报，“并留弁在埠，暗地会捕，不动声色而已”。十二日记，“得黄弁西贡来电，云查缉毫无影响”。是否因作者在俄、英、法展开秘密外交，遭到日本刺客的追杀，变成了一个无头案。

外交官妻子单士厘的访俄考察记

　　虽然说夫荣妻贵，但晚清众多外交官的妻子却寂寂无名，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非单士厘莫属，因为她写下了《癸卯旅行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
　　单士厘（1863—1945），亦称钱单士厘，祖籍浙江萧山。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聪颖过人，博学能文。其夫钱恂（1853—1927），字念劬，自号积跬步主人，湖州人，清末著名外交官，青年时就随薛福成出使英、德、俄、法等国。1899年任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单士厘通日文，曾为其夫担任日语翻译，还曾试译福岛安正《单骑远征录》。福岛安正有“日本情报战之父”之称，1887年任驻德国使馆武官。1892年2月11日，他从柏林动身，单骑踏上穿越俄罗斯西伯利亚之旅，经西伯利亚、蒙古草原和中国东北地区，到达终点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名“海参崴”），此行福岛安正至少换了八匹马，历时488天，行程一万四千公里，创下了情报侦察史上的奇迹，最后形成了著作《单骑远征录》，记录了整个行程。

　　书中还真实记载了沙俄统治下的各方面情形。与沙俄对中国无孔不入的情报搜集相比，中国对沙俄的情形实在了解太少。书中记述驻海参崴的中国商务委员李兰舟，为由西伯利亚陆路归国的第一人，“闻其由西伯利（亚）陆路归国时，未有铁路，万里长途，三马敝车，冰雪奔驰，较缪君祐孙之仅至伊尔库次克者过之，盖中国一人而已”。 李兰舟此行有何著述不详，缪祐孙则著有《俄游汇编》（见上文）。
　　正因为作者是从陆路乘坐西伯利亚铁路赴俄的，加之外交官妻子的特殊身份，使她得以了解沙俄统治下的各方面情形。沙俄实行愚民政策，报纸不发达，“盖俄本罕施小学教育，故识字人少，不能读新闻纸。且政府对报馆禁令苛细，不使载开民智语，不使载国际交涉语，以及种种禁载。执笔者既左顾右忌，无从着笔，阅者又以所载尽无精彩而生厌，故新闻纸断不能发达。此政府所便，而非社会之利也。”
　　沙俄对于其殖民地芬兰，“设种种苛例”，“禁设学校，断其入仕之途（原注：俄官无一芬人），在武备尤禁。又强设医院（原注：选极下等之医生设院于芬，俾收不杀而杀之效），无非欲塞其智慧，绝其种嗣（原注：禁婚嫁），又不欲留种他土，故禁不使出境。俄廷用心，可谓周密。”揭露沙俄的种族灭绝政策，无非是警示中国人要提防沙俄的狼子野心，避免像芬兰那样沦为亡国奴。 　　在西伯利亚，经常有装载流放者的列车，“铁栅环车，铁索缚身，兵卒肩铳持刀立车外，作种种可怖状。凡追放者固多因对压制政府施反抗而被罪，亦多阴险之为陷于不幸者。追放并及妻子，往往从车窗目送西行客而流泪，言之可悯。”
　　百年前，托尔斯泰作品成就已名噪欧美。单氏于日记中，载述其事，并称其高尚人格，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托尔斯泰者之一。记云：“绘印端书（即明信片）千百种待售。购一托尔斯托肖像。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病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其行于俄境者，乃寻常笔墨，而精撰则行于外国，禁入俄境。俄廷待托极酷，剥其公权，摈于教外（原注：摈教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淡然）。徒以各国钦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曾受芬兰人之苦诉：欲逃无资。托悯之，穷日夜力，撰一小说，售其版权，得十万卢布，尽畀芬兰人之欲逃者，藉资入美洲，其豪如此。”托尔斯泰的才气和豪爽，跃然纸上。
　　单士厘之后，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值得一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戴鸿慈、端方率团前往美国、德国、奥匈、俄国、意大利考察（后增加了丹、瑞、挪、荷四国，故名九国日记）。从十一月离京，至次年六月返国“，以八月之内，历十五国之地，行十二万里之程”，回国后写下《出使九国日记》十二卷。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目标，因此着重记载对各国议院的参观和考察、对地方自治的考察及与议员、学者交谈。戴鸿慈曾和俄国前首相，也就是和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的维特谈话。维特“言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谓欲速不能，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则有暴动之举”。 戴鸿慈则认为，立宪是势在必行，不可能拖到五十年之久，“余惟中国今日之事，方如解悬，大势所趋，岂如雍容作河清之俟？准备之功，万不能少，然不必期之五十年之后。”维特看出上层不立宪或假立宪，下层势力有“暴动之举”； 戴鸿慈看出当时中国危机四伏，立宪已是时不我待。仿佛是有先见之明，他们谈话后仅仅过了六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在俄国，他一方面感到旅行很不方便，原因是车票购买手续太复杂，“其车票购买时，分车费、座位费、寝车费为三，分次交纳。设购车票而不购座位，仍不得坐也，其弊如此。”但另一方面他看出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確不一般，“俄皇能英、法、德、俄四国语言”；阅兵时，“大雨滂沱，俄皇屹立马上不动，阅兵大臣亦雨立，无张盖者，军士在雨中亦操演如常”，虽无只言片语的评论，却很耐人寻味。
　　戴鸿慈（1853—1910），字光孺，号少怀，晚号毅庵，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司法部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特简大臣到欧美考察政治，即著名的“五大臣出洋”，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为五大臣之一。
　　除此之外，1880年从驻英、法公使任上专程赴俄改订条约的曾纪泽写有《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因笔者另有专文，没有述及。李鸿章1896年赴俄签订《中俄密约》，但至今没有发现李鸿章及随行人员所写日记，只有在华传教士林乐知收集中外报刊资料所编写的《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因此本文也未涉及。
　　以上所述，所依据的均是收入钟叔河先生主编、由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的日记，难免挂一漏万；而且所依据的只是晚清外交官的日记，没有更进一步对他们的书信、奏折进行研读；更没有对当时俄国报刊的相关报道、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俄国大臣的自传、书信、日记进行对照研读，自然难以深入，权当引玉之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