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四川眉山人，那里自古物产富饶、民俗尚食，在吃这件事上颇为讲究。不过这位美食家并不怎么追求奇珍异味，更多享受的是食中的情趣。据他成年后的回忆，小时候主要的食物是“三白饭”，即白盐、白萝卜、白米饭。这里面可能有戏谑的成分，但从苏轼有关饮食的诗文多见于后半生，前期寥寥无几来看，他之前在美食方面确无多少心思。
　　苏轼是从43岁开始对美食产生浓厚兴趣的。那一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前半生他是北宋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后半生则陷入政敌打击迫害、朝廷降罪贬谪的漩涡中。政治上的灾难，导致苏轼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然而，在困境与坎坷中，他对饮食艺术的兴致却勃然生发，乃至创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美食世界。
　　中国的文人历来以君子自居，讲究“君子远庖厨”，像苏东坡这般唯有美食不可辜负的大家，实属少见。在他的一生中，除了诗词，最爱的莫过于吃，任凭宦海沉浮，只要拥有美食，即便是灰暗的岁月，也闪烁着幸福之光。
　　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到当地官府的严密监察。由于官职低，又是犯官，他没有丰厚的俸禄，随身也没有积蓄，一时间境况极为窘迫。在写给秦观的《答秦太虚书》中，苏轼提到：“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好在黄州物价并不高，又靠江背山，食材甚多，只要用心，解决吃饭问题也不算太难。苏轼在这里创制了多道美食，其中便有流芳千古的“东坡肉”和“东坡鱼”“东坡羹”“二红饭”等。
　　按苏轼《煮鱼法》一文介绍，“东坡鱼”是以黄州所产的鲫鱼或鲤鱼为原料。先将鱼处理干净，抹盐，鱼腹填入菜心，然后放葱，入锅油煎，待到半熟，加生姜片、萝卜汁、酒各少许，煮至全熟之际，撒上橘皮丝，起锅食用。如此烹制，可保鱼之鲜美，又去鱼之腥臭。
　　当然，能吃鱼的日子肯定是不多的，更多的时候，苏轼一家老小只能以野菜充饥。如何将那山中林间采来的野菜做得好吃一点？研究一番，苏轼又做出了“东坡羹”。按苏轼的《东坡羹颂》所讲，“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皆揉洗数过，去辛苦汁”，然后在锅的边缘涂少许生油，于锅中盛水烧开，倒入野菜，再加入生米、生姜，另用一抹了油的大瓷碗倒扣盖住。碗上可置煮饭之具，待到饭煮好，碗下的菜羹也已烂熟，可以食用了。此羹的特点是“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
　　“二红饭”更是一种苦难中的发明。苏轼到了黄州之后，他的一位友人托关系帮他争取到一块废弃的营地，由于此地瓦砾遍地，又缺水源，不能种植稻米，只能种植抗旱能力较强的麦子。苏轼辛苦一年，秋收之时，得了二十余石麦子。他原本打算将这些麦子拿去出售，换来稻米，但麦子在当时并非主流粮食，市场上罕有人收购，即便找得到买家，价格也很低。为难之时，家中已无存粮，苏轼只得自产自用，将麦子拿来煮饭。粗糙的麦粒既不易消化，口感也差，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即“甘酸浮滑”。也不知是哪里来的灵感，他想到将小红豆加入其中，混煮一锅，口感竟然大为改进，煮出的饭色泽微红，与小红豆成了“二红”，美其名曰“二红饭”。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再次遭贬。这一次他被赶到了更加偏僻的惠州。一千多年前，那里还是让人闻之色变的荒凉地带，也是贬谪官吏的“热门地点”。苏轼最初也是心怀恐惧，在诗文中曾写，“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但他到了惠州之后，很快发现这里的情况与传闻中大不一样，“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苏轼乃当代名士，甚有名望，虽是以贬谪之身至此，依旧受到当地官吏和百姓的尊崇，相比在黄州的境遇好了太多。
　　苏轼很快适应了当地独特的饮食。惠州气候炎热，四季如夏，果蔬品种繁多，故而苏轼的食谱中，“素”的部分开始增加。这方面有许多诗文为证，比如“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
　　虽如此，荤菜也是不可少的，经过了十余年生活的锤炼，苏轼的美食开发技艺到达了更高层面，那就是善于利用当地物产来改良已有美食。如他用当地所产梅菜干与自己所创“东坡肉”结合，即为后来的梅菜扣肉;用当地盐场所产之盐烹制鸡肉，做成类似于后来盐酥鸡的美味;用当地所产陈醋改良“东坡鱼”，做成“醋鱼”，等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羊脊肉。在北宋时期，大江南北皆食羊肉，但就加工制作的技术而言，则是南不及北。苏轼到惠州后，发现当地人对一些部位的羊肉认识还不够到位，比如羊脊肉，也就是现在的“羊蝎子”，多被丢弃。他将这些羊脊肉买来，先用大火煮熟，然后用盐、酒点浇，再用火烤至微焦，剔取骨间残肉食之。其味道如何？苏轼自称是“如食蟹螯”，和吃螃蟹钳子里面的肉差不多，想来滋味不错。他在发明这种吃法后，还在家书中分享给了他的弟弟苏辙，当然免不了戏谑一番，还特意说“用此法则众狗不悦矣”，意思是这种吃法会让在桌下等着啃骨头的狗不高兴。

　　苏轼还在创制菜式、享用美食之余，整理了自己有关饮食艺术的诗文，其中便有一篇《老饕赋》。老饕之饕，即传说中的神兽饕餮，原指贪婪之徒，后逐渐演变为极善饮食之人，也就是“高级吃货”。苏轼作文以“老饕”自诩，称“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
　　这怡然自得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三年之后，年过六旬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儋州（今海南儋州），那里是比惠州更加偏远的蛮荒之地，生存条件相当艰苦。在极度灰暗的命运面前，苏轼并未沉沦，依旧乐观豁达，自得其乐。 　　儋州位于海岛，饮食体系与惠州大不相同，与北方差异更是巨大，其主食多为芋头一类，而少米少面，这对年老体衰的苏轼而言可是个挑战。此外，儋州荤菜多是海产品，在这里要吃到羊肉是非常难的，所以他不得不大胆尝试一些新食物，比如生蚝。此前他被贬去惠州时，曾尝试过生蚝，并未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到了儋州后，由于生计所迫，他开始对这种海产品进行深层次的体验和发掘，“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享受美味的同时，他依旧不忘调侃，称“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意思是：“我在家书中屡屡告诫我的儿子苏过，不要将我在儋州发现了此种美味的事情外泄，否则那些北方的达官贵人知道了，都会争先恐后地请求贬谪到这里来，和我争抢美食。”
　　苏轼的为官之道非常坎坷，仕途屡遭重大打击，但他仍然如此热衷饮食艺术，原因何在？
　　首先是为了生存。当他和家人饭都吃不饱、吃不好时，似他这般聪明的人物，必会自求解救之法，发掘新的食材，研究新的烹饪之法，便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其次是以美食来转移压力。对于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仕途几乎就等同于全部人生，政治前途的毁灭往往也意味着人生意义的终结，许多遭受贬谪的人都是一蹶不振，甚至郁郁而终。苏轼却不然，他乐观旷达，豪放洒脱。但他也并非全然超脱于俗世红尘，只是寻找到了转移压力的方式，饮食艺术即是其中之一。苏轼的老师欧阳修遭遇贬谪后，寄情于山水，他则寄情于美食，两者本质上是相通的。
　　同时，苏轼的美食世界里有他独特的人生哲学。中华饮食艺术本就不是吃喝那么简单，单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便充满和谐之道。苏轼博学多才，思想深邃，又生逢儒、释、道等多种文化融合的盛世，加之一生极其复杂的经历，对天、地、人的思考远远超出常人，在饮食之间，也有独到的感悟。
　　如他在创制“东坡肉”的过程中，注意到油、水、火三者的关系，遂作了一篇《油水颂》，称：“水在油中，见火则起。油水相搏，水去油往。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宝，内外净故。若不经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见火复起。”他认为烹饪过程的关键之一，是要将水、油、火调和到一种平衡状态，三者相濟，才能为美食的完成创造良好的条件。
　　苏轼的性情之中，有一种超然物外又不离于物的“真潇洒”。在无数个悲凉孤寂的日子里，苏轼用他独有的生活情趣创造美食、挖掘美食，用旷达的心境创造出属于他的人间烟火。正如《老饕赋》的最后一句：“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