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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舊职员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各科层制机构中（机关、学校、公司等）留存的职员群体。新中国成立初期，聚集在上海的职员约5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旧职员。为获取其政治认同，共产党对该群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成功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以优良作风鼓舞旧职员，激发其爱国热情；以丰富内容武装旧职员，提升其政治素养；以强力制度保障旧职员，维护其基本权益；以灵活方式教育旧职员，促成其对党的认同。
[关键词]
共产党；上海；旧职员；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0-0005-04
“旧职员，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各科层制机构中（机关、学校、公司等）留存的职员群体。”[1]该群体不占有生产资料与产权，以固定薪资为生，非独立、依附性造就了他们温和求稳，渐进改良的政治态度。一般而言，他们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拥有较为体面的职业，处于社会中间阶层，是维系政治稳定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1949年新中国成立，如何才能使旧职员这一昔日社会中间阶层，抛弃落后腐朽思想，支持与拥护新生政权、认同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党采取了包括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和春风化雨般劝慰说服等多种方式，对职员群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力求获得政治认同。总体来讲，顺利且成功。梳理这一时期党对旧职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可以为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执政效力、对社会中间阶层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情况，提供一个独特而鲜活的视角；同时也为今天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一、以优良作风鼓舞旧职员，激发其爱国热情
（一）学习与执行纪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粉碎国民党的焦土政策，顺利接管、完好保全上海，我们党早在入城之前，尤其是丹阳集训期间，就有组织的对接管干部展开了统一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入城纪律、上海概况等，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强制性理论灌输。由于高层重视，方法得当，政策与纪律教育效果显著。如，据时任“济南第一团”第7连政治指导员迟浩田回忆：当他们于1949年5月初进军至嘉兴城西乌镇一带，为解放上海短暂整训时，根据上级要求，集中了三天时间，认真学习《约法八章》《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和有关外交等政策的布告。为了保证良好的教育效果，上级要求大家都能背下来。这对约80%都近乎文盲的解放军战士来讲，的确是一件苦差事。然而，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不仅连长、排长，就连不识字的战士也能背得滚瓜烂熟了。[2]入城之初，广大干部对接管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与进取心，接管过程中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创造了很多模范事迹。如农林水利部干部李人凤，在本部门接管干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带头，勤奋工作，尽管因病经常吐血，但依然率领工作人员保质保量完成了庞大的接收任务。[3]正是因为我们党反复强调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且从上到下坚决执行，进入上海后，才避免了接管石家庄等城市时出现的不良行为，如士兵乱拿东西并鼓动城市贫民去搬公物、抢夺私人财产，酷刑清算工厂监工、工头与伪保长等。[4]真正做到了“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5]，“不惊扰市民，不入民宅而露宿马路；军长在马路边搭帐篷指挥作战；骡马辎重和伙房不进市区，指战员用钢盔盛饭就餐”[6]，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上海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二）旧职员深受鼓舞，爱国热情蓬勃而出。共产党的严明纪律和务实作风深切感染到每一位旧职员，这些在旧社会里备受压抑、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们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鞭挞了旧制度的腐朽，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支持和拥护，主要表现为在认购公债、参加土改以及增产节约运动中政治热情高涨。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的胜利，更使旧职员克服了崇美、恐美思想，内心深处所蕴藏的浓烈自豪感和自信心被激发出来，进而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发自肺腑的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服务。1953年7月，当《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时，各界人士沸腾了。中华儿女奔走呼告，载歌载舞，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澎湃之情。可以说，从“崇美”“恐美”到战胜美国，抗美援朝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而且前所未有地调动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及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民众的工作热情也达到了顶峰，纷纷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上海的旧职员更是如此。如1954年6月，南京、安徽一带发生洪涝灾害，上海铁路管理局立马抽调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等800余人赶往灾区参加防汛抢险工作，同时，还输送了大批物资。[7]
二、以丰富内容武装旧职员，提升其政治素养
（一）上海解放前夕揭露蒋介石罪行，宣传共产党政策。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党下发的多个文件就涉及到了党的宣传工作，其中对开展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目标、方式、内容、口号等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如中共上海市委于1949年2月10日所发《宣传工作指示》十条，不仅指出“要纠正一切脱离政治宣传的单纯组织活动和经济斗争”，且强调“宣传内容以反对国民党假和平；反对破坏，护厂护校；上海解放是上海人民大翻身；策反劝降宣传”等为主。[8]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这一时期各级党委发动全体党员和各界群众，针对不同单位、不同群体，开展了形式灵活、极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人员、专家，很多国民党政府上层人士，私营企业的负责人，甚至外商都选择了留沪。如官僚资本最大的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高级职员及公司所属的好几个纺织厂的厂长、副厂长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起初对党的政策将信将疑，彷徨于出国和留沪之间，经我方人员多次争取，他发出了“公司好比一只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走的”这样的豪言壮语，毅然留在了上海。[9]
（二）上海解放初期：时事政治教育与方针、政策宣传并重。进入上海后，为确保接管与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党进一步加大对旧职员的教育力度，内容涉及专业知识与技能、反封建迷信及政治理论教育等，但以政治教育为主。如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16日公布的《市府旧职员一个月教育计划》中，对旧职员的学习方针、目的、内容、时间分配、参考资料、态度、方法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关于参考资料，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新华社关于二中全会一文》《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关于战犯问题给李宗仁的电报》《卖国二十一条》《蒋党内幕，四大家族》《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约法八章》《工商界政策》等。[10]科学文件的制定，使旧职员训练工作有序开展有了坚实的政策保障。此后，政务接管委员、卫生处等也纷纷颁布了针对本部门旧职员的训练计划，这些训练计划的共同特点即是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重点突出政治教育。但具体到每个部门，每份训练计划又因各自所面临的任务和特点而存有一定差异，这使各个部门的思想教育活动更具针对性性，从而确保其接管与安置旧职员的任务顺利完成。 （三）改造时期：内容丰富，以政治教育为主。妥善安置了旧职员，初步树立起良好形象的我们党亟需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更为强大的权威，以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地位。为此，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遗留的任务，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成了我们党必须首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而改造旧职员，最大限度地获取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正是解决以上问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由此也就决定了针对该群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时刻围绕执政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而展开。于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改造旧职员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教育改造的灵魂，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教育改造的核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则是教育改造的基础，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教育改造的重点。以上内容贯穿于上海解放初期改造旧职员，将其塑造成新型政治认同体的全过程，且各项内容之间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高低有序、逐步递进、密不可分的一个完整体系。如完好接收了旧的新闻工作者后，为使其为我所用，我们党分批次、有组织地利用华东新闻学院对其进行培训。为更好地提高其政治素养，1949年7月12日举行了一次严格的考试，报名共1525人，缺席约40人。考试分笔试与口试，笔试涉及国文、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五科内容。其中，政治类题目占绝对优势，且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形势与政策教等方面的知识。[11]
三、以强力制度保障旧职员，维护其基本权益
（一）出台法律法规，力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其中，第32条指出要“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12]为落实该条款，1951年2月，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与旧职员密切相关的有：因工负伤后的就医问题，不能治愈导致残疾，应获取的正常待遇问题；养老问题；丧葬问题；女职员的生育等问题。如第16条关于生育待遇的规定：甲.女工人与女职员生育，产假共56日，期间工资照发。乙.女工人与女职员小产，怀孕在3个月以内者，给假15日；在3个月以上不满7个月者，给假30日，产假期间，工资照发。丙.产假期满（不论正产或小产）仍不能工作，经医生证明后，均应按第13条疾病待遇规定处理。丁.女工人与女职员或男工人与男职员的配偶生育时，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生育补助费，其数额为5尺红市布，按当地零售价付给之。[13]由此可见，新政权建立后，中央政府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出台政策措施保护女职员的切身权益，这为赢得民众，尤其是广大女职员的认同和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女职员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主人翁意识的确立，又会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最终推动所有民众，尤其是旧职员形成对共产党和新政权强烈的政治认同。
（二）召开各类会议，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积极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在上海召开的，较典型的有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等。以上会议参会代表中，旧职员占了相当比重，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是一种对思政工作与政治主体的兑现与证明。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例，在一届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期间，来自工商界、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单位的旧职员们纷纷畅所欲言，就劳资关系、财政经济、增产节约、市政建设、难民救济、公私合营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较有代表性的有赵祖康、王芹荪、毛和林等。[14]在发言过程中，他们通过回忆旧社会的罪恶、腐朽，感慨了新制度的光明，以此抒发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与拥戴，他们发自内心，如实、质朴的言语引起极大的反响，感染到现场每一位同志。在此过程中，旧职员与党对彼此的了解与认知更加清晰，内心的距离也更加贴近。在切身利益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内心所滋生出的强烈的主人翁心理的驱使下，旧职员对执政党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强。
四、以灵活方式教育旧职员，促成其对党的认同
（一）理论灌输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对旧职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理论灌输法是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如1952年上海某企业针对本厂职员制定了详细的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其目的是想要通过加强职员教育，进一步启发全廠职员的政治觉悟，发挥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广大职员自觉树立对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事业观和集体主义观念，提升阶级觉悟，抛弃个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使全厂各车间之间推行的经济核算任务顺利圆满完成。在为期近1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要就是通过会议这种载体，运用理论灌输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 [15]
（二）实践教育法。为使广大旧职员深入了解国情，密切与农民阶级及工人阶级的联系，上海解放之初，我们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他们积极投身到各类政治运动中去。如1949年8月上旬，上海县发放了46736斤肥田粉农贷，马桥、西贤、北桥、颛桥四个地区共计1558户农民获得了贷款。除县府及区一级的同志外，人民银行县办事处的5位旧职员也参与了此项工作。通过参与共产党所开展的实践活动，旧职员更好的了解了国情，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与了解，并增强了主人翁感。在了解与适应新生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对社会，对国家的认识、态度以及立场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因此，这不仅对旧职员而言，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对我们党而言，更是获取政治认同的有利途径。如经历过发放农贷之后，各位旧职员纷纷表示下乡受到了很好的锻炼，经验终身难忘。袁连容说：“我们下乡去，首先碰到很高兴的事，就是农民忠厚的性格，例如我们走路不知路途，他们总是有头有绪地告诉我们从那（哪）里走。”[16]新同志也觉得光荣：“我们也总算第一次脚踏实地地下乡为人民服务！” [17]
（三）典型示范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在对旧职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既树立了可爱、可敬的英雄人物，也鞭笞了卑鄙至极的龌龊之徒。如通过主流媒体的渲染和传播，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感动并激励着后人勇往直前；郝建秀、田桂英等一批工厂中的劳模，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她们先进事迹的影响和感召之下，“个个争劳模，人人当先进”，在企业，甚至是整个社会逐渐蔚然成风。与此同时，保尔·柯察金等前苏联英雄人物也成为了中国几代人效仿、学习的偶像人物。在大量正面、先进典型被树立起的同时，王康年等负面人物也成了“过街老鼠”，痛遭人人喊打。正如香港人华明对当时情形的描述：“上海所有报纸，以封面的地位对准他攻击达十余天之久。电台，戏剧，相声，歌唱也没有不拿他做材料的，真是‘满街尽唱王康年’！大康西药行里板箱的木板，都被‘华东实验剧团’的袁雪芬，傅全香等当作‘真凭实据’搬上舞台。”[18] 五、结语
以开国大典的举行为标志，一个全新的时代被共产党开启了。初掌全国政权的我们党，面临着稳定政权、发展经济以及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其政治合法性，进行国家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整合，是中国共产党着力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改造，以获取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就成为了刻不容缓的最重要任务。
通过梳理共产党为构建上海旧职员政治认同所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政治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取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客观来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改造旧职员，将其塑造成新型政治认同体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对该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在政权初建，亦或是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甚至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是如此。在对旧职员持续不断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一些独特经验，大致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四点：以优良作风鼓舞旧职员，激发其爱国热情；以丰富内容武装旧职员，提升其政治素养；以強力制度保障旧职员，维护其基本权益；以灵活方式教育旧职员，促成其对党的认同。
正是在国家自上而下全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之下，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政治价值观念，传播政治知识，传授政治技能，进而影响旧职员群体的政治认知和态度的任务顺利完成。截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我们已基本成功铲除了旧职员群体赖以生存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使其成功完成个人身份的转变，成为自食其力，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此时，职员群体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共的认同在客观上已然形成。
参考文献
[1]崔丹.上海旧职员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1949—1956）[J].党的文献，2016（6）：96.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口述上海：记忆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2.
[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接管上海（上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244.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4-57.
[5][6][8][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12.12.103-104.105.
[7]八百余铁路员工投入防汛[N].解放日报，1954-07-15.
[10]上海市人事局关于1949年处理旧人员的工作计划、总结[B].上海：上海市档案馆，B23-4-58.
[11]华东新闻讲习班 昨举行入学考试[N].文汇报，1949-7-13（3）.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N].人民日报，1949-9-30（2）.
[1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N].文汇报，1951-2-28（2）.
[14]沪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发言志要[N].解放日报，1949-12-18.
[15]结合初步进行车间经济核算进行职员思想改造的计划[B].上海市档案馆，A38-2-418.
[16][17]邵之久.下乡发放农贷印象记[N].解放日报，1949-8-21.
[18]华明.三反五反的剖视[M].香港：友联出版社，1952：72.
本文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建国以来特大城市人口疏解与城市转型研究（1949—1976）”（项目编号：17CZS039）、海南大学2015年校级青年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高校青年教师思政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qnjj15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 捷
舊职员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各科层制机构中（机关、学校、公司等）留存的职员群体。新中国成立初期，聚集在上海的职员约5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旧职员。为获取其政治认同，共产党对该群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成功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以优良作风鼓舞旧职员，激发其爱国热情；以丰富内容武装旧职员，提升其政治素养；以强力制度保障旧职员，维护其基本权益；以灵活方式教育旧职员，促成其对党的认同。
[关键词]
共产党；上海；旧职员；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0-0005-04
“旧职员，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各科层制机构中（机关、学校、公司等）留存的职员群体。”[1]该群体不占有生产资料与产权，以固定薪资为生，非独立、依附性造就了他们温和求稳，渐进改良的政治态度。一般而言，他们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拥有较为体面的职业，处于社会中间阶层，是维系政治稳定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1949年新中国成立，如何才能使旧职员这一昔日社会中间阶层，抛弃落后腐朽思想，支持与拥护新生政权、认同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党采取了包括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和春风化雨般劝慰说服等多种方式，对职员群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力求获得政治认同。总体来讲，顺利且成功。梳理这一时期党对旧职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可以为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执政效力、对社会中间阶层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情况，提供一个独特而鲜活的视角；同时也为今天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一、以优良作风鼓舞旧职员，激发其爱国热情
（一）学习与执行纪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粉碎国民党的焦土政策，顺利接管、完好保全上海，我们党早在入城之前，尤其是丹阳集训期间，就有组织的对接管干部展开了统一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入城纪律、上海概况等，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强制性理论灌输。由于高层重视，方法得当，政策与纪律教育效果显著。如，据时任“济南第一团”第7连政治指导员迟浩田回忆：当他们于1949年5月初进军至嘉兴城西乌镇一带，为解放上海短暂整训时，根据上级要求，集中了三天时间，认真学习《约法八章》《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和有关外交等政策的布告。为了保证良好的教育效果，上级要求大家都能背下来。这对约80%都近乎文盲的解放军战士来讲，的确是一件苦差事。然而，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不仅连长、排长，就连不识字的战士也能背得滚瓜烂熟了。[2]入城之初，广大干部对接管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与进取心，接管过程中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创造了很多模范事迹。如农林水利部干部李人凤，在本部门接管干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带头，勤奋工作，尽管因病经常吐血，但依然率领工作人员保质保量完成了庞大的接收任务。[3]正是因为我们党反复强调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且从上到下坚决执行，进入上海后，才避免了接管石家庄等城市时出现的不良行为，如士兵乱拿东西并鼓动城市贫民去搬公物、抢夺私人财产，酷刑清算工厂监工、工头与伪保长等。[4]真正做到了“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5]，“不惊扰市民，不入民宅而露宿马路；军长在马路边搭帐篷指挥作战；骡马辎重和伙房不进市区，指战员用钢盔盛饭就餐”[6]，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上海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二）旧职员深受鼓舞，爱国热情蓬勃而出。共产党的严明纪律和务实作风深切感染到每一位旧职员，这些在旧社会里备受压抑、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们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鞭挞了旧制度的腐朽，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支持和拥护，主要表现为在认购公债、参加土改以及增产节约运动中政治热情高涨。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的胜利，更使旧职员克服了崇美、恐美思想，内心深处所蕴藏的浓烈自豪感和自信心被激发出来，进而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发自肺腑的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服务。1953年7月，当《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时，各界人士沸腾了。中华儿女奔走呼告，载歌载舞，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澎湃之情。可以说，从“崇美”“恐美”到战胜美国，抗美援朝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而且前所未有地调动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及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民众的工作热情也达到了顶峰，纷纷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上海的旧职员更是如此。如1954年6月，南京、安徽一带发生洪涝灾害，上海铁路管理局立马抽调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等800余人赶往灾区参加防汛抢险工作，同时，还输送了大批物资。[7]
二、以丰富内容武装旧职员，提升其政治素养
（一）上海解放前夕揭露蒋介石罪行，宣传共产党政策。上海解放前夕我们党下发的多个文件就涉及到了党的宣传工作，其中对开展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目标、方式、内容、口号等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如中共上海市委于1949年2月10日所发《宣传工作指示》十条，不仅指出“要纠正一切脱离政治宣传的单纯组织活动和经济斗争”，且强调“宣传内容以反对国民党假和平；反对破坏，护厂护校；上海解放是上海人民大翻身；策反劝降宣传”等为主。[8]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这一时期各级党委发动全体党员和各界群众，针对不同单位、不同群体，开展了形式灵活、极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人员、专家，很多国民党政府上层人士，私营企业的负责人，甚至外商都选择了留沪。如官僚资本最大的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高级职员及公司所属的好几个纺织厂的厂长、副厂长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起初对党的政策将信将疑，彷徨于出国和留沪之间，经我方人员多次争取，他发出了“公司好比一只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走的”这样的豪言壮语，毅然留在了上海。[9]
（二）上海解放初期：时事政治教育与方针、政策宣传并重。进入上海后，为确保接管与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党进一步加大对旧职员的教育力度，内容涉及专业知识与技能、反封建迷信及政治理论教育等，但以政治教育为主。如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16日公布的《市府旧职员一个月教育计划》中，对旧职员的学习方针、目的、内容、时间分配、参考资料、态度、方法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关于参考资料，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新华社关于二中全会一文》《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关于战犯问题给李宗仁的电报》《卖国二十一条》《蒋党内幕，四大家族》《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约法八章》《工商界政策》等。[10]科学文件的制定，使旧职员训练工作有序开展有了坚实的政策保障。此后，政务接管委员、卫生处等也纷纷颁布了针对本部门旧职员的训练计划，这些训练计划的共同特点即是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重点突出政治教育。但具体到每个部门，每份训练计划又因各自所面临的任务和特点而存有一定差异，这使各个部门的思想教育活动更具针对性性，从而确保其接管与安置旧职员的任务顺利完成。 （三）改造时期：内容丰富，以政治教育为主。妥善安置了旧职员，初步树立起良好形象的我们党亟需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更为强大的权威，以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地位。为此，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遗留的任务，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成了我们党必须首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而改造旧职员，最大限度地获取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正是解决以上问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由此也就决定了针对该群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时刻围绕执政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而展开。于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改造旧职员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教育改造的灵魂，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教育改造的核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则是教育改造的基础，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教育改造的重点。以上内容贯穿于上海解放初期改造旧职员，将其塑造成新型政治认同体的全过程，且各项内容之间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高低有序、逐步递进、密不可分的一个完整体系。如完好接收了旧的新闻工作者后，为使其为我所用，我们党分批次、有组织地利用华东新闻学院对其进行培训。为更好地提高其政治素养，1949年7月12日举行了一次严格的考试，报名共1525人，缺席约40人。考试分笔试与口试，笔试涉及国文、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五科内容。其中，政治类题目占绝对优势，且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形势与政策教等方面的知识。[11]
三、以强力制度保障旧职员，维护其基本权益
（一）出台法律法规，力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其中，第32条指出要“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12]为落实该条款，1951年2月，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与旧职员密切相关的有：因工负伤后的就医问题，不能治愈导致残疾，应获取的正常待遇问题；养老问题；丧葬问题；女职员的生育等问题。如第16条关于生育待遇的规定：甲.女工人与女职员生育，产假共56日，期间工资照发。乙.女工人与女职员小产，怀孕在3个月以内者，给假15日；在3个月以上不满7个月者，给假30日，产假期间，工资照发。丙.产假期满（不论正产或小产）仍不能工作，经医生证明后，均应按第13条疾病待遇规定处理。丁.女工人与女职员或男工人与男职员的配偶生育时，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生育补助费，其数额为5尺红市布，按当地零售价付给之。[13]由此可见，新政权建立后，中央政府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出台政策措施保护女职员的切身权益，这为赢得民众，尤其是广大女职员的认同和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女职员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主人翁意识的确立，又会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最终推动所有民众，尤其是旧职员形成对共产党和新政权强烈的政治认同。
（二）召开各类会议，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积极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在上海召开的，较典型的有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等。以上会议参会代表中，旧职员占了相当比重，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是一种对思政工作与政治主体的兑现与证明。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例，在一届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期间，来自工商界、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单位的旧职员们纷纷畅所欲言，就劳资关系、财政经济、增产节约、市政建设、难民救济、公私合营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较有代表性的有赵祖康、王芹荪、毛和林等。[14]在发言过程中，他们通过回忆旧社会的罪恶、腐朽，感慨了新制度的光明，以此抒发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与拥戴，他们发自内心，如实、质朴的言语引起极大的反响，感染到现场每一位同志。在此过程中，旧职员与党对彼此的了解与认知更加清晰，内心的距离也更加贴近。在切身利益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内心所滋生出的强烈的主人翁心理的驱使下，旧职员对执政党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强。
四、以灵活方式教育旧职员，促成其对党的认同
（一）理论灌输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对旧职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理论灌输法是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如1952年上海某企业针对本厂职员制定了详细的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其目的是想要通过加强职员教育，进一步启发全廠职员的政治觉悟，发挥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广大职员自觉树立对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事业观和集体主义观念，提升阶级觉悟，抛弃个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使全厂各车间之间推行的经济核算任务顺利圆满完成。在为期近1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要就是通过会议这种载体，运用理论灌输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 [15]
（二）实践教育法。为使广大旧职员深入了解国情，密切与农民阶级及工人阶级的联系，上海解放之初，我们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他们积极投身到各类政治运动中去。如1949年8月上旬，上海县发放了46736斤肥田粉农贷，马桥、西贤、北桥、颛桥四个地区共计1558户农民获得了贷款。除县府及区一级的同志外，人民银行县办事处的5位旧职员也参与了此项工作。通过参与共产党所开展的实践活动，旧职员更好的了解了国情，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与了解，并增强了主人翁感。在了解与适应新生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对社会，对国家的认识、态度以及立场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因此，这不仅对旧职员而言，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对我们党而言，更是获取政治认同的有利途径。如经历过发放农贷之后，各位旧职员纷纷表示下乡受到了很好的锻炼，经验终身难忘。袁连容说：“我们下乡去，首先碰到很高兴的事，就是农民忠厚的性格，例如我们走路不知路途，他们总是有头有绪地告诉我们从那（哪）里走。”[16]新同志也觉得光荣：“我们也总算第一次脚踏实地地下乡为人民服务！” [17]
（三）典型示范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在对旧职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既树立了可爱、可敬的英雄人物，也鞭笞了卑鄙至极的龌龊之徒。如通过主流媒体的渲染和传播，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感动并激励着后人勇往直前；郝建秀、田桂英等一批工厂中的劳模，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她们先进事迹的影响和感召之下，“个个争劳模，人人当先进”，在企业，甚至是整个社会逐渐蔚然成风。与此同时，保尔·柯察金等前苏联英雄人物也成为了中国几代人效仿、学习的偶像人物。在大量正面、先进典型被树立起的同时，王康年等负面人物也成了“过街老鼠”，痛遭人人喊打。正如香港人华明对当时情形的描述：“上海所有报纸，以封面的地位对准他攻击达十余天之久。电台，戏剧，相声，歌唱也没有不拿他做材料的，真是‘满街尽唱王康年’！大康西药行里板箱的木板，都被‘华东实验剧团’的袁雪芬，傅全香等当作‘真凭实据’搬上舞台。”[18] 五、结语
以开国大典的举行为标志，一个全新的时代被共产党开启了。初掌全国政权的我们党，面临着稳定政权、发展经济以及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其政治合法性，进行国家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整合，是中国共产党着力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改造，以获取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就成为了刻不容缓的最重要任务。
通过梳理共产党为构建上海旧职员政治认同所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政治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取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客观来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改造旧职员，将其塑造成新型政治认同体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对该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在政权初建，亦或是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甚至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是如此。在对旧职员持续不断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一些独特经验，大致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四点：以优良作风鼓舞旧职员，激发其爱国热情；以丰富内容武装旧职员，提升其政治素养；以強力制度保障旧职员，维护其基本权益；以灵活方式教育旧职员，促成其对党的认同。
正是在国家自上而下全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之下，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政治价值观念，传播政治知识，传授政治技能，进而影响旧职员群体的政治认知和态度的任务顺利完成。截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我们已基本成功铲除了旧职员群体赖以生存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使其成功完成个人身份的转变，成为自食其力，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此时，职员群体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共的认同在客观上已然形成。
参考文献
[1]崔丹.上海旧职员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1949—1956）[J].党的文献，2016（6）：96.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口述上海：记忆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2.
[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接管上海（上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244.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4-57.
[5][6][8][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12.12.103-104.105.
[7]八百余铁路员工投入防汛[N].解放日报，1954-07-15.
[10]上海市人事局关于1949年处理旧人员的工作计划、总结[B].上海：上海市档案馆，B23-4-58.
[11]华东新闻讲习班 昨举行入学考试[N].文汇报，1949-7-13（3）.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N].人民日报，1949-9-30（2）.
[1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N].文汇报，1951-2-28（2）.
[14]沪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发言志要[N].解放日报，1949-12-18.
[15]结合初步进行车间经济核算进行职员思想改造的计划[B].上海市档案馆，A38-2-418.
[16][17]邵之久.下乡发放农贷印象记[N].解放日报，1949-8-21.
[18]华明.三反五反的剖视[M].香港：友联出版社，1952：72.
本文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建国以来特大城市人口疏解与城市转型研究（1949—1976）”（项目编号：17CZS039）、海南大学2015年校级青年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高校青年教师思政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qnjj15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