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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新诗规范化的代表，徐志摩一直在自觉地追求新诗的音乐性，尤其是新诗中的声音同意象的音乐性结合，他的诗歌翻译和创作凭借节奏、韵律、等多种语言规律和语言技巧来实现这一点。本文主要探讨徐志摩如何在创作上把握诗歌声音、意象、意境这三方面的内在联系并达到三者的和谐统一，进而从意象带动意境的这一角度，深入阐释其诗歌语言与音乐性的关系。
关键词：徐志摩 新诗 意境 音乐性 统一
中国现代白话诗歌在二十世纪初一步步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中，诗歌语言中的声音与形象也渐渐趋向结合，并以此来表达音乐性。此时，新月诗派形成了自己的“三美”，也就是“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原则。那么如何实现新诗的美学层次的统一？徐志摩给了我们问题的答案。本文将从节奏和韵律的作用以及意象与意境如何配合来浅析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新诗诞生在五四新文化文学革命运动的冲击之下，开创先河的胡适等人冲破了传统诗歌格律的限制，倡导“以我手写我口”的“散文化诗歌”[1]。随后的自由体诗歌以郭沫若为代表，在语言的音和意上，给予“意”特别的关注，导致诗歌缺少对音乐性的重视。这一现象被新月诗派所扭转。闻一多曾经列出诗的“三美”原则，而徐诗（即徐志摩的诗歌，下同）则是这方面的较好诠释，在他的诗里，声音与意象调和地恰到好处，达到了音乐层面的和谐和统一。
一.徐诗的声音与音乐性
关于语言和音乐关系的探讨已经是老生常谈，中国人自古以来把诗称为“诗歌”就体现了人们对两者联系的深刻认识。[2]新月派诗人朱湘曾说：“诗没有音乐性，简直是和花没香气，美人没眼珠相等”[3]。那么何为诗歌的音乐性，这个问题在当下研究中存在很多争议，在这一点上王泽龙对诗歌的音乐性做了几点说明，即“首先，‘音乐性’的物质基础就是诗歌的‘语音’，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的声音不一样；其次，诗歌的‘音乐性’与诗歌所表达感情是紧密相连的；再次，即使对于依靠声音来填的词曲来说，相同的词，在节奏上也是有区别的。”[4]。从诗歌的声音和音乐性的关系来看，节奏对乐感的形成、音乐性的塑造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诗歌具有明显可感知的音乐效果，节奏便成为必备因素。徐志摩抓住了这一突破口，他的创作便是自觉地从节奏和韵律入手来追求具有音乐性诗歌的范例。
节奏方面，首先是音尺节奏。闻一多的观点认为，凡是诗歌都可以划分音步，且认为这种整整齐齐的形式正是美的体现[5]。相比之下，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尺节奏可谓更成熟，他在音尺划分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并与反复的手法相配合使用，以实现预定的效果。例如《月下雷峰塔影片》，“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全诗分为两节，第一节诗人采用“一、二、二、四” “二、三、五”的音尺划分并反复两次，构成一种轻柔飘逸的流动感，读起来令人仿佛听到了月光下粼粼波光的西湖和诗人遐想之余伴随的阵阵心跳。这首诗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关键就在于表面灵活变动而实质又颇为整齐的节奏感，把音尺划分出来后，这种节奏感便清晰明地展示出来了。
其次就是口语化的自然节奏。关于徐志摩的这一点，卞之琳在《人与诗：忆旧说新》中评价 “（他的）口语化创作运用得干脆利落”[6]。廖玉萍也提到“他的抒情诗在很多方面采用当时的口语，随着内容和情绪的变化，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节奏。”[7]由于徐志摩在北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对民间，尤其是下层社会有较多接触和了解，所以他的抒情诗中多处采用北京方言，构成了极具特色的语言节奏。譬如《叫化活该》中的“爷”、“修好”，《残诗》中的“赶明儿”等元素，既给人一种亲切、自然、真实的感受，又使得诗歌节奏自然又贴切。
韵律是徐诗语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徐志摩“使诗的内容与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并使其日臻完美。”[8]，这里的“形式”很大程度上靠韵律来实现。在西方诗歌中，头韵一直作为创作英语诗歌的主要技巧[9]。而徐志摩正巧深受19世纪英美诗风影响，他敏锐注意到汉语的双声和头韵的相似性，并将此运用到诗歌的翻译和创作中。例如徐志摩翻译安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诔词》（Requiescat）：“散上/玫瑰花，散上/玫瑰花，休搀杂/一小枝的/水松！/在寂静中/她寂静的解化/啊！但愿/我亦永终。”[10]本节的音节中，声母为擦音和塞擦音占据三分之二，这使得本诗充满了连绵婉转的听觉感受。再如押韵，《沙扬娜拉》[10]，采用“隔行押韵”的押韵方法给人以含蓄，忧愁之感，并用“ou”韵加强了这一情感效果。
二.徐诗意象、意境与音乐性的表达
在诗歌中，意象也能体现音乐性，甚至可以说意象对其向更高精神层面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朱光潜提出：“但是诗歌所用的声音更可以说是语言的声音，而这就必然强调其伴有的意义。”[11]意象也是徐诗歌语言音乐性表达中难以替代的一部分。例如其中频频出现的“水”这一意象。徐志摩是一个情感丰沛的诗人，寄托世间一物来抒发其情的话，水便是最合适的了。试看《再别康桥》，诗人在轻柔的康河里渐行渐远，诗人望着水和桥，望着河畔的金柳，水里的倒影让他想起了佳人，思绪萦绕着，一切回归寂静。徐志摩精准地抓住“水”这一意象的特点，在诗中完美营造出柔和舒缓的乐感，奠定了诗的深层次的音乐性。
关于音乐性的组成，沈亚丹则将意象扩充到了更深层次的意境。他提出了“诗歌的音乐性有三个层面”的说法，即“声音、意象和寂静之音”，这里提到的对诗歌音乐性最重要也是最隐含的一层——寂静之音，沈亚丹解释说这“不仅指诗歌以文字的形式存在……更指诗歌本身的不可言说性。”[12]我想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意境，而意境又是由意象在读者心中发生作用进而凝练成的诗歌氛围，所以在此就形成了一个意象→意境→音乐性的递进的作用过程，只不过，音乐性只是借意境的力而表达和深化，本质上，和意境相联系的“寂静之音”才是诗歌所要表达的终极目标，也是音乐存在的本质，即声音背后的宁静与和谐。这里我们是从意象入手以徐志摩的诗歌来探讨意境和音乐性表达的关系及对其的作用的，如《偶然》一诗通过意象选择，巧妙地描绘出难以言说的意境：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10]细细分析，便会发现本诗只是利用一些简单的意象，但却使“偶然”一词幻化成一种意境感觉，读来分明地体会到作者和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在人生路途中的美好交织。这首诗简单，但却正是因为它的寥寥数笔的意象，从而在我们脑海中形成不可言说的意境和趣味。 三.结论
综上所述，徐志摩在他的诗歌中，实现了语言中声音与意象、意境的结合，并使这种结合恰到好处地传达了相应情感，表现出的不仅仅是表面的，更有深层的、内在的音乐性。徐志摩就像一位跨越时空的音乐家，他用写下的诗作，波动了无数后代人心中的弦，不得不说，他的诗，是诗歌音乐美的完美实践和体现。现如今的研究，相对于他本人及其诗歌所创造的，实在是沧海一粟，作为后辈的青年人，在以后的探索中，更应该时刻保持心灵之窗的敞开，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究徐志摩诗歌语言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孙晓霞，辛斌.语言和音乐：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视角[J]《当代语言学》2014（2）：175-185
[3]朱湘.评闻君一多的诗
[4]王泽龙，王雪松.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内涵论析[J].文学评论，2011（2）：55.
[5]闻一多.诗的格律[J].诗镌，1926（7）.
[6]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M].北京：三联书店，1984.
[7]廖玉萍.论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乐性特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65.
[8]王先霈，孙文宪.文学理论导引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9]Irmsche， W.F.The Holt Guide to English [M] Holt Rinchart and Winston，USA，1981：335
[10]顾永棣.徐志摩诗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1]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2]沈亚丹.寂静之音——关于诗歌的音乐性言说[J].南京大学学报，2000（3）：95.
[13]张入云.问题史：中国新诗的音乐性 [J].诗探索，2011（1）：12.
[14]保罗·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 [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83.
（作者介绍：黄晓光，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
关键词：徐志摩 新诗 意境 音乐性 统一
中国现代白话诗歌在二十世纪初一步步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中，诗歌语言中的声音与形象也渐渐趋向结合，并以此来表达音乐性。此时，新月诗派形成了自己的“三美”，也就是“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原则。那么如何实现新诗的美学层次的统一？徐志摩给了我们问题的答案。本文将从节奏和韵律的作用以及意象与意境如何配合来浅析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新诗诞生在五四新文化文学革命运动的冲击之下，开创先河的胡适等人冲破了传统诗歌格律的限制，倡导“以我手写我口”的“散文化诗歌”[1]。随后的自由体诗歌以郭沫若为代表，在语言的音和意上，给予“意”特别的关注，导致诗歌缺少对音乐性的重视。这一现象被新月诗派所扭转。闻一多曾经列出诗的“三美”原则，而徐诗（即徐志摩的诗歌，下同）则是这方面的较好诠释，在他的诗里，声音与意象调和地恰到好处，达到了音乐层面的和谐和统一。
一.徐诗的声音与音乐性
关于语言和音乐关系的探讨已经是老生常谈，中国人自古以来把诗称为“诗歌”就体现了人们对两者联系的深刻认识。[2]新月派诗人朱湘曾说：“诗没有音乐性，简直是和花没香气，美人没眼珠相等”[3]。那么何为诗歌的音乐性，这个问题在当下研究中存在很多争议，在这一点上王泽龙对诗歌的音乐性做了几点说明，即“首先，‘音乐性’的物质基础就是诗歌的‘语音’，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的声音不一样；其次，诗歌的‘音乐性’与诗歌所表达感情是紧密相连的；再次，即使对于依靠声音来填的词曲来说，相同的词，在节奏上也是有区别的。”[4]。从诗歌的声音和音乐性的关系来看，节奏对乐感的形成、音乐性的塑造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诗歌具有明显可感知的音乐效果，节奏便成为必备因素。徐志摩抓住了这一突破口，他的创作便是自觉地从节奏和韵律入手来追求具有音乐性诗歌的范例。
节奏方面，首先是音尺节奏。闻一多的观点认为，凡是诗歌都可以划分音步，且认为这种整整齐齐的形式正是美的体现[5]。相比之下，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尺节奏可谓更成熟，他在音尺划分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并与反复的手法相配合使用，以实现预定的效果。例如《月下雷峰塔影片》，“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全诗分为两节，第一节诗人采用“一、二、二、四” “二、三、五”的音尺划分并反复两次，构成一种轻柔飘逸的流动感，读起来令人仿佛听到了月光下粼粼波光的西湖和诗人遐想之余伴随的阵阵心跳。这首诗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关键就在于表面灵活变动而实质又颇为整齐的节奏感，把音尺划分出来后，这种节奏感便清晰明地展示出来了。
其次就是口语化的自然节奏。关于徐志摩的这一点，卞之琳在《人与诗：忆旧说新》中评价 “（他的）口语化创作运用得干脆利落”[6]。廖玉萍也提到“他的抒情诗在很多方面采用当时的口语，随着内容和情绪的变化，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节奏。”[7]由于徐志摩在北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对民间，尤其是下层社会有较多接触和了解，所以他的抒情诗中多处采用北京方言，构成了极具特色的语言节奏。譬如《叫化活该》中的“爷”、“修好”，《残诗》中的“赶明儿”等元素，既给人一种亲切、自然、真实的感受，又使得诗歌节奏自然又贴切。
韵律是徐诗语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徐志摩“使诗的内容与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并使其日臻完美。”[8]，这里的“形式”很大程度上靠韵律来实现。在西方诗歌中，头韵一直作为创作英语诗歌的主要技巧[9]。而徐志摩正巧深受19世纪英美诗风影响，他敏锐注意到汉语的双声和头韵的相似性，并将此运用到诗歌的翻译和创作中。例如徐志摩翻译安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诔词》（Requiescat）：“散上/玫瑰花，散上/玫瑰花，休搀杂/一小枝的/水松！/在寂静中/她寂静的解化/啊！但愿/我亦永终。”[10]本节的音节中，声母为擦音和塞擦音占据三分之二，这使得本诗充满了连绵婉转的听觉感受。再如押韵，《沙扬娜拉》[10]，采用“隔行押韵”的押韵方法给人以含蓄，忧愁之感，并用“ou”韵加强了这一情感效果。
二.徐诗意象、意境与音乐性的表达
在诗歌中，意象也能体现音乐性，甚至可以说意象对其向更高精神层面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朱光潜提出：“但是诗歌所用的声音更可以说是语言的声音，而这就必然强调其伴有的意义。”[11]意象也是徐诗歌语言音乐性表达中难以替代的一部分。例如其中频频出现的“水”这一意象。徐志摩是一个情感丰沛的诗人，寄托世间一物来抒发其情的话，水便是最合适的了。试看《再别康桥》，诗人在轻柔的康河里渐行渐远，诗人望着水和桥，望着河畔的金柳，水里的倒影让他想起了佳人，思绪萦绕着，一切回归寂静。徐志摩精准地抓住“水”这一意象的特点，在诗中完美营造出柔和舒缓的乐感，奠定了诗的深层次的音乐性。
关于音乐性的组成，沈亚丹则将意象扩充到了更深层次的意境。他提出了“诗歌的音乐性有三个层面”的说法，即“声音、意象和寂静之音”，这里提到的对诗歌音乐性最重要也是最隐含的一层——寂静之音，沈亚丹解释说这“不仅指诗歌以文字的形式存在……更指诗歌本身的不可言说性。”[12]我想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意境，而意境又是由意象在读者心中发生作用进而凝练成的诗歌氛围，所以在此就形成了一个意象→意境→音乐性的递进的作用过程，只不过，音乐性只是借意境的力而表达和深化，本质上，和意境相联系的“寂静之音”才是诗歌所要表达的终极目标，也是音乐存在的本质，即声音背后的宁静与和谐。这里我们是从意象入手以徐志摩的诗歌来探讨意境和音乐性表达的关系及对其的作用的，如《偶然》一诗通过意象选择，巧妙地描绘出难以言说的意境：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10]细细分析，便会发现本诗只是利用一些简单的意象，但却使“偶然”一词幻化成一种意境感觉，读来分明地体会到作者和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在人生路途中的美好交织。这首诗简单，但却正是因为它的寥寥数笔的意象，从而在我们脑海中形成不可言说的意境和趣味。 三.结论
综上所述，徐志摩在他的诗歌中，实现了语言中声音与意象、意境的结合，并使这种结合恰到好处地传达了相应情感，表现出的不仅仅是表面的，更有深层的、内在的音乐性。徐志摩就像一位跨越时空的音乐家，他用写下的诗作，波动了无数后代人心中的弦，不得不说，他的诗，是诗歌音乐美的完美实践和体现。现如今的研究，相对于他本人及其诗歌所创造的，实在是沧海一粟，作为后辈的青年人，在以后的探索中，更应该时刻保持心灵之窗的敞开，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究徐志摩诗歌语言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孙晓霞，辛斌.语言和音乐：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视角[J]《当代语言学》2014（2）：175-185
[3]朱湘.评闻君一多的诗
[4]王泽龙，王雪松.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内涵论析[J].文学评论，2011（2）：55.
[5]闻一多.诗的格律[J].诗镌，1926（7）.
[6]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M].北京：三联书店，1984.
[7]廖玉萍.论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乐性特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65.
[8]王先霈，孙文宪.文学理论导引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9]Irmsche， W.F.The Holt Guide to English [M] Holt Rinchart and Winston，USA，1981：335
[10]顾永棣.徐志摩诗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1]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2]沈亚丹.寂静之音——关于诗歌的音乐性言说[J].南京大学学报，2000（3）：95.
[13]张入云.问题史：中国新诗的音乐性 [J].诗探索，2011（1）：12.
[14]保罗·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 [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83.
（作者介绍：黄晓光，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