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岁门槛”这个话题讨论一直很火爆。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认为这样有助于盘活35岁至50岁劳动力人口的工作积极性。
　　我也支持取消这个门槛。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的需要经验，有的需要身体棒，有的需要外语好，这种门槛应由岗位本身要求去制定，而不是人为设置。35岁门槛，实际上会造成一个社会的年龄内耗和互相碾压，貌似“保护”了年轻人，但年轻人也会走向中年，每个年轻人都可能面临二次择业。这个门槛伤害着每个年龄段的人，让人在35岁前过度焦虑拼命搏杀，担心35岁后没有选择；这个门槛也伤害着35岁后的人，职业再选择时遇到天花板；这个门槛也破坏着人才流动机制，让岗位与最适合的人失之交臂。
　　这个门槛可能预设着一个流行的前提：认为一个人如果到了35岁还在找工作，35岁还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35岁还没有“定型”，肯定“不太行”。这个前提是错误的，且不说现代人职业生命周期越来越长，像过去那样一生只在一个单位、只在一个岗位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35岁正当盛年，对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真正兴趣是什么，在经过试错和积累之后，最为清楚。一个人行不行，应该平等地用能力和简历说话，让岗位去要求，而不是以年龄来判断。
　　人才的配置在不断优化，35岁以上的人不流动，怎么能为35岁以下的人腾出机会？年龄更是流动的，年轻人也会面临35岁以后的选择，这个门槛堵了每个人的路。一个开放社会中职业与人才的匹配，应该以“岗位需求为导向”，让岗位上人尽其才，形成代际间的工作机会动态平衡，而不是人为计划式的年龄分层。
　　中年人何苦为难中年人？可以看到，35岁门槛，这样的职场招聘规定，看似有利于35岁以下的人，实际上并不是35岁以下的人制定出来的，而是35岁以上的人制定出来的。毕竟，一个单位，有权这样规定的，多是35岁之后的人。那么，为什么中年人会为难中年人呢？
　　这里面可能也包含着一种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弱肉强食，年龄上的丛林法则，竞争中的强者赢者通吃。35岁门槛，背后有一个隐形的视角，就是35岁成功者的权力视角，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差不多是那些已经过了35岁，成功了，工作稳定，在自己的行业和岗位上坐到了“别人不能撼动”的位置，掌握着制定规则的权力。从这种视角看，反正自己不需要再找工作，屁股决定脑袋，于是35岁门槛应运而生，在职场中成为一种固化的规则，一群中年人为难另一群中年人。
　　这个35岁后成功者、既得利益者主导所固化的招聘规则，可能形成一个社会的内卷和僵化。35岁后成功了，自己不流动了，认为别人也不会流动，不会离开单位去再就业，缺乏“35岁后职业流动和再就业再创业”的想象力，会使社会向保守和僵化的方向内卷。站在这种35歲后的既得利益视角，无法想象两种可能，一种是“下沉”可能，企业裁员，35岁失业，重新找工作，遇到了35岁门槛。一种是“上升”可能，35岁想明白了，重新创业，开启另一种可能，也遇到35岁门槛。于是，安稳、保守中年人制定的规则，为难了这些35岁后不稳定、不安分的中年人。我们的社会不能社会达尔文化，已经成功的35岁后人，要体贴那些正在奋斗的35岁后人。
　　我一直觉得，一个社会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上一代对下一代“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能保持足够的宽容和开放，这个社会才有进步；工作稳定无忧的决策者，能考虑那些不太稳定的、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这个社会才有公平；人尽其才，每个人不受年龄、性别、出身限制，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舒展自由的自我，这样的社会才会繁荣。35岁这个门槛，必须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