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文学巨著，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又开辟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司马迁不仅尽情歌颂了英雄贤才的盛德业绩，还在其间演绎了几出儿女情长的好戏。

一、两种经典爱情叙事模式

　　1.英雄儿女式的铁骨柔情
　　《史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张英雄图谱，上演了不少英雄豪杰的故事。项羽，是其中非常突出的叱咤风云的人物，而《项羽本纪》中的“霸王别姬”一节可谓荡气回肠，动人心弦。太史公以其旷世之笔写出了千古之文章：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如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纵横驰骋的西楚霸王，曾经是多么的意气风发。“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之。’”“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战争成就了项羽一生中最耀眼的光辉，他似乎是为战而生、为战而狂。司马迁写项羽彰顯的就是一种刚烈勇猛的生命之美，他是一个具有超强生命意志的人，嗔目和怒斥就足以让敌人心惊胆战。江东起事，怒杀宋义，巨鹿鏖兵，分封诸侯王，彭城大捷，何等的威武！
　　然而此刻，四面楚歌，到了英雄末路之时，只有骏马和美人在身边，又是多么的悲凉！项羽胸中愁苦，一腔愤怒，不禁悲慨放歌。虞姬，到底何许人也，在司马迁笔下不得而知，只知道“有美人名虞，常幸从。”“歌数阕，美人和之”。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载虞姬和歌云：“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此诗虽殆出于后世，但当时的情状也能略知一二。虞姬的结局呢？《楚汉春秋》和《史记·项羽本纪》是“霸王别姬”故事的最早记载。二书都没有涉及虞姬的结局。在后人“补白式重构”中，虞姬为了不连累项羽，拔剑自刎而死，美人最后死在了英雄的怀抱里。
　　钱钟书引周亮工曰：“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也就是说，这是司马迁“笔补造化”，对项羽的最后一战做出的浪漫想象。司马迁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细节经常做合理的想象，这早已被人指出过。这一笔，为残酷的战争涂上了一层浪漫色调，也更加写出了英雄的慷慨悲凉之境。
　　2.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爱情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景帝时任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枚乘、邹阳等同游，作《子虚赋》。汉武帝即位后见到《子虚赋》，深为赞赏，司马相如被召见又为武帝作《上林赋》，武帝遂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述：“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卓文君，《史记》也没有很多叙述，“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我们只能以此推测出她是西汉临邛人，卓王孙之女，家中富贵，丧夫后家居。《史记·司马相如传》《汉书·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过多地记载卓文君。只有《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
　　才子司马相如能弹琴作诗，佳人卓文君从中领会到他的才华和情感，一心相爱，随他私奔。《史记》中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行为在当时是有违礼教的：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英才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可是这种有违礼数之事，司马迁却以一种欣赏的态度将之写入史传，并且写得婉转美丽。司马相如的文采，卓文君之美艳，当垆卖酒，传为千古佳话，实在是后世才子佳人小说之滥觞。在中国文献中，以这种形式记载这样的爱情，可以说始于司马相如的传。

二、《史记》经典爱情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古代的史传向来都不写个人情感，司马迁显然也是遵循这个规则的。虽然开了写爱情叙事的先河，但是司马迁还是遵循史家手法，数量少，而且还没有真正显示出爱情叙事的美学风范。其笔墨侧重点并不是写项羽和虞姬，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情事。写虞姬，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了英雄末路的慷慨悲凉;写卓文君，同样也是为了更好地显示司马相如的才情。即便如此，其开创之功不可没。这两类爱情叙事都成为后世文人进行创作的经典模式。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描写的项羽与虞姬的故事慷慨悲凉，荡气回肠。司马迁在“霸王别姬”中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霸王别姬作为经典叙事，成为后世作家不厌其烦进行艺术再创造的对象。张爱玲的小说《霸王别姬》，白桦的电影剧本《西楚霸王》，潘军的先锋小说《重瞳——霸王自叙》，莫言的话剧剧本《霸王别姬——英雄、骏马、美人》等，是这方面的主要文本，实现了对“霸王别姬”这一经典叙事的现代阐释。英雄儿女式的爱情模式也为后世文本提供了创作母题。《三国演义》中的吕布与貂蝉、周瑜与小乔可谓绝配。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合二为一，为后来的武侠小说言情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如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等等数不胜数。
　　《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恋的故事，富有故事情趣，颇似生动的小说，故此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浪漫的爱情故事，世世代代都被人们津津乐道、啧啧称赞。至于王立群先生认为“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经有了劫财的准备，因此，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竟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个骗了人们两千年的大骗局。”这个结论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姑且不论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否是因为司马迁偏爱司马相如而有所隐瞒，毕竟我们无法还原两千多年前的事实真相。我们仅仅谈论这个爱情模式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清人吴见思在其《史记论文》里，称其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雪夜私奔”“当垆卖酒”“白头兴怨”被传为千古佳话，它也给后世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和原始的素材。如《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与杜丽娘等给千百年来的读者以浪漫的情感和美好的想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可见，在中国人的心里，才子与佳人式的爱情传奇已经深入人心。
　　英雄儿女式的铁骨柔情，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爱情，这两种爱情叙事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叙事模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母题。司马迁以其史家笔法和超凡的叙事策略，为后世建构了永不剥蚀的经典叙事。
　　[作者通联：湖北潜江市江汉油田广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