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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50岁生日之际宣布，将数百亿美元家产悉数捐献，不作为遗产留给后代。2006年6月25日，股神沃伦·巴菲特签署捐款意向书，决定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85%的财富。2010年，盖茨与巴菲特二人又共同与美国富翁举行了一系列慈善宴会，号召美国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去世后向慈善机构捐出一半家产，被称为“日落条款”。2010年6月16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将捐出99%的财富，拥有慈善事业，并称：“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还有我，正在呼吁数百名美国的有钱人宣誓，至少将他们50%的财产捐给慈善事业。”［1］当日，美国富豪房地产和建筑业大亨埃里·布洛德﹑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媒体大亨格里·伦菲斯和前思科系统董事长约翰·莫格里奇均表示愿意加入宣誓。到8月4日，又有34名富豪响应号召。迄今为止，已有67位美国富翁宣誓将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
然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掀起的这场慈善浪潮并非史无前例，从卡内基﹑洛克菲勒到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比尔·休利特，投身慈善事业的美国富豪大有人在。这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在美国这样一个追求财富的国家里，为什么慈善事业会如此繁盛？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家为什么会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将财产尽数捐出？这种慈善文化的来源又是什么？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追根溯源，探究美国的慈善精神的宗教起源。
新教伦理与慈善
美国是一个深受新教影响的国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文化，新教传统渗透于美国的一切方面，帮助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特性。因此，要从精神层面分析美国慈善传统的起源，免不了要对其宗教根源进行探究。而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宗教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我们探讨美国追求财富的特征与慈善传统的并存以及美国慈善的宗教性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起点。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首先对其讨论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做出了界定。他指出，资本主义行为在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早已存在，而近代西方形态的资本主义与任何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有所不同，是一种“以其对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2］而近代西方形态的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归结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韦伯正是希望通过对新教伦理的阐述和研究来论证，“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而来。”［3］
在对这一观点的论证过程中，韦伯引用富兰克林1748年在《给年轻商人的忠告》中的话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阐述，将其概括为贯穿在珍稀时间﹑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品质之中，并指出虽然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但“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掺在其中。”［4］而这种把获利作为人生最终目的的做法和不追求个人享受的禁欲主义之间看似矛盾的共存，可以用新教“天职”的独特观点来解释。
这种“天职”的概念，由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提出。他认为：“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职责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5］路德的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主义对世俗事务的否定，赋予了职业宗教意义。但他对待职业的态度仍是消极的，认为职业是神注定的，是不得不接受的，要服从权柄，安于现状。
加尔文在路德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推崇的“预定论”相信，上帝预先拣选了一小部分人作为选民。但上帝的决定是永恒固定了的，“我们所知道的仅是：人类只有一部分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6］从而把获救放在了一个超验的地位。由于加尔文派对所有纯粹的感觉和情感持怀疑态度，认为人揣摩上帝的旨意是对上帝的亵渎。因此，信徒就不能通过感情﹑内心感受体验到沐浴神恩的境界，而必须通过信仰的客观效果，即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来确认其信仰是有效的﹑真正的信仰，进而证实自身业已得救。因为，因信称义的人，必然因灵魂的得救自内而外的表现出善功来。换句话说，尽管善行不是救恩的根基，善行却是救恩绝对不可或缺的果实与证据。于是，人们为了消除因是否获救的不确定状态而产生的恐惧与焦虑，必然拼命以善功来证明自己已经被上帝拣选，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也必表现出淳朴﹑友爱﹑勤奋节俭等美德。
与此相关，加尔文认为：“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的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功，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为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7］因此，拼命工作创造财富，取得成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世俗的享乐，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人在世间的任何财富与成功也都是神的预先安排，都归结于神的做工。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这样一来，完成日常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征：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想化组织的利益服务。［8］在此基础上，清教徒相信：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才是邪恶的。但是，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并且“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獲利的途径，那末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们相信上帝的圣训是：“你必须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9］ 根据加尔文的观点，追求世俗的成功与慈善成为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联系二者的正是神的旨意。一方面，受到拯救的信徒必得着世上的成功，以彰显神的荣耀。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了神的救恩，人在日常的行为中必然由内而外地表现出友爱等善功。
加尔文的这种思想在北美早期移民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约翰·温斯罗普就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温斯罗普心怀着热烈的宗教热情来到北美大陆，誓言要在这片未开垦的土地建立“山巅之城”，荣耀上帝。他在著名布道词《基督教仁爱的典范》将富人与穷人的共存归于上帝的安排。他认为，任何人，无论比他人富裕还是高贵，都绝非出于个人，乃为荣耀上帝，乃为人类公益。因此，上帝仍将这些恩施（财富与贵位）归为己有。［10］正如《圣经》所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而信徒“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11］因此，地上的财富均为上帝所赐，也应用于荣耀上帝。
关于仁爱，温斯洛普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12］而联络这些肢体的纽带就是爱。由爱连接起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时如此紧密，他们必须“分享彼此的力量，分担彼此的脆弱；分享彼此的快乐，分担彼此的悲伤；分享彼此的幸福，分担彼此的悲痛。”［13］“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14］这种对彼此状况的关切必然向每个基督徒注入一种坚固﹑保守﹑安慰他人，为他人申屈的天然愿望，并自然地付诸行动。正如圣经所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务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15］并且，“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16］可见，蒙得神恩的基督徒必由内而外地表现出仁爱，而仁爱的外在表现也成为了真正基督徒的标志。
也正是受新教精神的影响，美国早期慈善活动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宗教改革把“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完全排除，”“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做迷信和罪恶加以摒弃。”［17］因此，慈善活动不再通过向教会捐款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个人践行的方式来完成。美国公益事业的真正先驱富兰克里就身体力行将慈善原则付诸实践，直接创办或经他提议和协助而建立了一系列公益事业，包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志愿消防队，在费城铺路、清道、建路灯以及警察巡逻等种种市政建设计划，宾州医院和成为宾州大学前身的高等学院以及美国哲学学会等。
美国近现代企业家，将世俗的成功荣耀主，仁爱乃基督徒标志的思想传承了下来。卡内基在著名的《财富的福音》一文指出，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他还指出，富人行善虽然在金钱上穷了，而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使他比任何百万富翁都富有许多倍。这样，他就可以毫无负担地进天堂。［18］同时代的洛克菲勒对这种新教思想阐述地更加清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上帝注视之下的，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惟一的崇高理想，那就是我一生的信号：做一个高尚的商人，以上帝赋我之能去获取财富，并将之用于上帝的事业。因此，我想我付出多大的努力，取得多大的成绩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是为上帝，为了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工作。”［19］他还表示：“我一直保留着这样的神秘信念：上帝给我钱是为了让我造福人类。”［20］而在慈善事业上，他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一名合格的受托人”［21］他还在晚年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我想距离我见上帝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的慈善事业中，把上帝给我的财富与更多的人分享。”［22］
但是在卡内基与洛克菲勒的时代，慈善的形式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20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展的慈善活动还多为零散的﹑非组织的个人行为。而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慈善事业开始通过慈善基金会这种更为理性的方式有组织﹑有目的的进行，形成了“制度化慈善事业”。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是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先驱。这些基金会几乎都以传播知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基本宗旨。
当然，慈善基金会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但这种基金会的背后也不可避免的体现着新教的伦理思想。
首先，新教强调世界的理性化。正如“预定论”导致世俗的禁欲主义，进而推进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一样，由于新教摒除了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完全排除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加尔文教徒不能指望像天主教徒甚至路德教徒那样靠后来增加了的善的意愿来为几个小时的软弱或轻松赎罪，而是要一辈子行善，而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普通人的道德行为便不再是无计划的﹑非系统的，而是从属与全部行为的一致性的秩序。所以，新教伦理在慈善事业上的体现便是理性的慈善组织形式，也即以慈善基金会形式出现的“制度化慈善事业”。
其次，新教伦理将努力工作，取得世俗的成功看做上帝安排的“天职”，是证明自己获救身份的标志和荣耀上帝的途径。因此，清教徒们认为：“期待自己一贫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它名为宏扬善行，实为贬损上帝的荣耀。特别不可容忍的是有能力工作却靠乞讨为生的行径，这不仅犯下了懒惰罪，而且亵渎了使徒们所言的博爱义务。”［23］受这种思想影响，慈善家们将慈善事业的出发点定位为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卡内基就认为，长期实行的一般慈善布施有害无益，足以鼓励游手好闲和各种恶习。他还认为：“财富的捐赠绝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而是要激励最优秀和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进一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那些穷极潦倒、毫无出息的懒汉已经有救济院来管他们的食宿，而且应该把他们隔离起来，免得带坏了那些勤劳上进的穷人。”［24］因此，卡内基主張把自己的财富用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断定能够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包括建立大学﹑公共图书馆﹑医院﹑公园﹑游泳池，捐赠交会等。而通过基金会这种方式，能更好的监督善款的流向，更加确保慈善事业朝“授之以渔”的方向努力。 在这种新教伦理推动产生的理性慈善思想影响下，制度化与科学管理的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以达到最为理性的，而非随意的﹑松散的慈善目的。
尽管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25］但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在，从来都不能将其从历史中割裂开来，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只要在向前看的同时记得往后回顾一下，我们便能够很好地区分表层现象和真实状况、暂时的原因同永久的因素、插曲与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差别。”因此，虽然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新教伦理对当代美国的影响已经下降，但它的一些核心价值早已融入在美国的民族特性和社会价值观当中，与其他价值一同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当代美国人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感恩和回馈的传统与一种深深的使命感。美国家居设备大型超市好必来公司的创始人大卫·格林在响应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号召做出的慈善宣言中称：“上帝赐予我经营头脑，这一恩赐使我得以贡献于全世界伟大的使命，做神的工。”［26］与此相对，比尔·盖茨夫妇在他们的慈善誓言表示：“我们都被赐予难以想象的好运，对此我们深怀感激。但也正因为这些恩赐是如此的厚重，我们感到有重大的责任来善用它们。”“能有机会将我们受托管理的资材用于回馈，我们深感幸运。”［27］响应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慈善号召的美国富翁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并且白手起家。他们的慈善誓言中无论是否直接提到上帝，都深深表露出感恩和回馈的思想和一种使命感，这些无疑可以在铸就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中找到根源。
结论
不容否认的是，除新教伦理外，历史﹑环境﹑法律等各种因素在美国慈善传统的形成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人们对美国人开展慈善事业的真正目的还怀有揣测。但这些并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内。本文的目的在于并且仅在于从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入手，证明早期到现代的美国慈善事业中所体现出的新教伦理烙印。
至此，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也得到了解答。虽然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典范，以追求财富为荣。但根据新教伦理，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并不以个人享乐为初衷，而是为了行使好上帝赋予的“天职”。并且，若世人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則全然是上帝的安排，是内在得救的表现，因此要对上帝怀报感恩之心，并以善行荣耀上帝。因而，财富的追求与慈善之间取得了内在的统一。这种感恩与回馈的新教伦理及相伴而生的使命感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价值观中，以此为基础，当代企业家产生了感恩社会﹑以慈善事业回馈社会的思想，并付诸行动。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再理解巴菲特等的慈善行为恐怕就容易多了。
参考文献
［1］Warren Buffett， “My Philanthropic Pledge”， available at： http：//money.cnn.com/2010/06/15/news/newsmakers/Warren_Buffett_Pledge_Letter.fortune/index.htm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王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页
［3］Ibid，第141页
［4］Ibid，第41页
［5］Ibid，第59页
［6］Ibid，第78页
［7］Ibid，第86页
［8］Ibid，第87页
［9］Ibid，第127页
［10］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P.1， 参见网页：http：//religiousfreedom.lib.virginia.edu/sacred/charity.html
［11］《圣经》和合本，旧约箴言第3章，9-10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1032页
［12］《圣经》和合本，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2章，27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307页
［13］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参见网页：http：//religiousfreedom.lib.virginia.edu/sacred/charity.html
［14］《圣经》和合本，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2章，26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306页
［15］《圣经》和合本，新约约翰一书第3章，16-17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424页
［16］《圣经》和合本，新约约翰福音第13章，35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191页
［1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王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3页
［18］Andrew Carnegie， “The Gospel of Wealth”， from M.Kammen， ed， Contested Valu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45-50
［19］约翰·D·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日记》（文岗译），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1月，第306页
［20］Ibid，第397页
［21］Ibid，第358页
［22］Ibid，第374页
［2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王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1页
［24］Andrew Carnegie， “The Gospel of Wealth ”， from M.Kammen， ed， Contested Valu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45-50
［2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王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7页
［26］“David and Barbara Green’s Giving Pledge Letter”，参见网页：http：//cms.givingpledge.org/Content/uploads/634274240712223752_Green_12
0710.pdf
［27］“Bill and Melinda Gates’ Giving Pledge Letter”， 参见网页：http：//cms.givingpledge.org/Content/uploads/634164587754582941_Gates_06
1610.pdf
（作者单位：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
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然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掀起的这场慈善浪潮并非史无前例，从卡内基﹑洛克菲勒到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比尔·休利特，投身慈善事业的美国富豪大有人在。这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在美国这样一个追求财富的国家里，为什么慈善事业会如此繁盛？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家为什么会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将财产尽数捐出？这种慈善文化的来源又是什么？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追根溯源，探究美国的慈善精神的宗教起源。
新教伦理与慈善
美国是一个深受新教影响的国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文化，新教传统渗透于美国的一切方面，帮助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特性。因此，要从精神层面分析美国慈善传统的起源，免不了要对其宗教根源进行探究。而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宗教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我们探讨美国追求财富的特征与慈善传统的并存以及美国慈善的宗教性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起点。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首先对其讨论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做出了界定。他指出，资本主义行为在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早已存在，而近代西方形态的资本主义与任何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有所不同，是一种“以其对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2］而近代西方形态的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归结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韦伯正是希望通过对新教伦理的阐述和研究来论证，“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而来。”［3］
在对这一观点的论证过程中，韦伯引用富兰克林1748年在《给年轻商人的忠告》中的话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阐述，将其概括为贯穿在珍稀时间﹑勤劳﹑节俭﹑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品质之中，并指出虽然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但“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掺在其中。”［4］而这种把获利作为人生最终目的的做法和不追求个人享受的禁欲主义之间看似矛盾的共存，可以用新教“天职”的独特观点来解释。
这种“天职”的概念，由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提出。他认为：“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职责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5］路德的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主义对世俗事务的否定，赋予了职业宗教意义。但他对待职业的态度仍是消极的，认为职业是神注定的，是不得不接受的，要服从权柄，安于现状。
加尔文在路德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推崇的“预定论”相信，上帝预先拣选了一小部分人作为选民。但上帝的决定是永恒固定了的，“我们所知道的仅是：人类只有一部分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6］从而把获救放在了一个超验的地位。由于加尔文派对所有纯粹的感觉和情感持怀疑态度，认为人揣摩上帝的旨意是对上帝的亵渎。因此，信徒就不能通过感情﹑内心感受体验到沐浴神恩的境界，而必须通过信仰的客观效果，即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来确认其信仰是有效的﹑真正的信仰，进而证实自身业已得救。因为，因信称义的人，必然因灵魂的得救自内而外的表现出善功来。换句话说，尽管善行不是救恩的根基，善行却是救恩绝对不可或缺的果实与证据。于是，人们为了消除因是否获救的不确定状态而产生的恐惧与焦虑，必然拼命以善功来证明自己已经被上帝拣选，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也必表现出淳朴﹑友爱﹑勤奋节俭等美德。
与此相关，加尔文认为：“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的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功，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为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而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7］因此，拼命工作创造财富，取得成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世俗的享乐，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人在世间的任何财富与成功也都是神的预先安排，都归结于神的做工。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这样一来，完成日常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征：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想化组织的利益服务。［8］在此基础上，清教徒相信：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才是邪恶的。但是，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并且“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你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獲利的途径，那末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他们相信上帝的圣训是：“你必须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9］ 根据加尔文的观点，追求世俗的成功与慈善成为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联系二者的正是神的旨意。一方面，受到拯救的信徒必得着世上的成功，以彰显神的荣耀。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了神的救恩，人在日常的行为中必然由内而外地表现出友爱等善功。
加尔文的这种思想在北美早期移民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约翰·温斯罗普就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温斯罗普心怀着热烈的宗教热情来到北美大陆，誓言要在这片未开垦的土地建立“山巅之城”，荣耀上帝。他在著名布道词《基督教仁爱的典范》将富人与穷人的共存归于上帝的安排。他认为，任何人，无论比他人富裕还是高贵，都绝非出于个人，乃为荣耀上帝，乃为人类公益。因此，上帝仍将这些恩施（财富与贵位）归为己有。［10］正如《圣经》所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而信徒“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11］因此，地上的财富均为上帝所赐，也应用于荣耀上帝。
关于仁爱，温斯洛普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12］而联络这些肢体的纽带就是爱。由爱连接起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时如此紧密，他们必须“分享彼此的力量，分担彼此的脆弱；分享彼此的快乐，分担彼此的悲伤；分享彼此的幸福，分担彼此的悲痛。”［13］“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14］这种对彼此状况的关切必然向每个基督徒注入一种坚固﹑保守﹑安慰他人，为他人申屈的天然愿望，并自然地付诸行动。正如圣经所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务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15］并且，“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16］可见，蒙得神恩的基督徒必由内而外地表现出仁爱，而仁爱的外在表现也成为了真正基督徒的标志。
也正是受新教精神的影响，美国早期慈善活动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宗教改革把“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完全排除，”“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做迷信和罪恶加以摒弃。”［17］因此，慈善活动不再通过向教会捐款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个人践行的方式来完成。美国公益事业的真正先驱富兰克里就身体力行将慈善原则付诸实践，直接创办或经他提议和协助而建立了一系列公益事业，包括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志愿消防队，在费城铺路、清道、建路灯以及警察巡逻等种种市政建设计划，宾州医院和成为宾州大学前身的高等学院以及美国哲学学会等。
美国近现代企业家，将世俗的成功荣耀主，仁爱乃基督徒标志的思想传承了下来。卡内基在著名的《财富的福音》一文指出，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他还指出，富人行善虽然在金钱上穷了，而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使他比任何百万富翁都富有许多倍。这样，他就可以毫无负担地进天堂。［18］同时代的洛克菲勒对这种新教思想阐述地更加清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上帝注视之下的，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惟一的崇高理想，那就是我一生的信号：做一个高尚的商人，以上帝赋我之能去获取财富，并将之用于上帝的事业。因此，我想我付出多大的努力，取得多大的成绩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是为上帝，为了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工作。”［19］他还表示：“我一直保留着这样的神秘信念：上帝给我钱是为了让我造福人类。”［20］而在慈善事业上，他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一名合格的受托人”［21］他还在晚年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我想距离我见上帝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的慈善事业中，把上帝给我的财富与更多的人分享。”［22］
但是在卡内基与洛克菲勒的时代，慈善的形式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20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展的慈善活动还多为零散的﹑非组织的个人行为。而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慈善事业开始通过慈善基金会这种更为理性的方式有组织﹑有目的的进行，形成了“制度化慈善事业”。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是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先驱。这些基金会几乎都以传播知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基本宗旨。
当然，慈善基金会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但这种基金会的背后也不可避免的体现着新教的伦理思想。
首先，新教强调世界的理性化。正如“预定论”导致世俗的禁欲主义，进而推进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一样，由于新教摒除了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完全排除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加尔文教徒不能指望像天主教徒甚至路德教徒那样靠后来增加了的善的意愿来为几个小时的软弱或轻松赎罪，而是要一辈子行善，而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普通人的道德行为便不再是无计划的﹑非系统的，而是从属与全部行为的一致性的秩序。所以，新教伦理在慈善事业上的体现便是理性的慈善组织形式，也即以慈善基金会形式出现的“制度化慈善事业”。
其次，新教伦理将努力工作，取得世俗的成功看做上帝安排的“天职”，是证明自己获救身份的标志和荣耀上帝的途径。因此，清教徒们认为：“期待自己一贫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它名为宏扬善行，实为贬损上帝的荣耀。特别不可容忍的是有能力工作却靠乞讨为生的行径，这不仅犯下了懒惰罪，而且亵渎了使徒们所言的博爱义务。”［23］受这种思想影响，慈善家们将慈善事业的出发点定位为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卡内基就认为，长期实行的一般慈善布施有害无益，足以鼓励游手好闲和各种恶习。他还认为：“财富的捐赠绝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而是要激励最优秀和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进一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那些穷极潦倒、毫无出息的懒汉已经有救济院来管他们的食宿，而且应该把他们隔离起来，免得带坏了那些勤劳上进的穷人。”［24］因此，卡内基主張把自己的财富用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断定能够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包括建立大学﹑公共图书馆﹑医院﹑公园﹑游泳池，捐赠交会等。而通过基金会这种方式，能更好的监督善款的流向，更加确保慈善事业朝“授之以渔”的方向努力。 在这种新教伦理推动产生的理性慈善思想影响下，制度化与科学管理的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以达到最为理性的，而非随意的﹑松散的慈善目的。
尽管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25］但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在，从来都不能将其从历史中割裂开来，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只要在向前看的同时记得往后回顾一下，我们便能够很好地区分表层现象和真实状况、暂时的原因同永久的因素、插曲与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差别。”因此，虽然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新教伦理对当代美国的影响已经下降，但它的一些核心价值早已融入在美国的民族特性和社会价值观当中，与其他价值一同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当代美国人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感恩和回馈的传统与一种深深的使命感。美国家居设备大型超市好必来公司的创始人大卫·格林在响应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号召做出的慈善宣言中称：“上帝赐予我经营头脑，这一恩赐使我得以贡献于全世界伟大的使命，做神的工。”［26］与此相对，比尔·盖茨夫妇在他们的慈善誓言表示：“我们都被赐予难以想象的好运，对此我们深怀感激。但也正因为这些恩赐是如此的厚重，我们感到有重大的责任来善用它们。”“能有机会将我们受托管理的资材用于回馈，我们深感幸运。”［27］响应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慈善号召的美国富翁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并且白手起家。他们的慈善誓言中无论是否直接提到上帝，都深深表露出感恩和回馈的思想和一种使命感，这些无疑可以在铸就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中找到根源。
结论
不容否认的是，除新教伦理外，历史﹑环境﹑法律等各种因素在美国慈善传统的形成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人们对美国人开展慈善事业的真正目的还怀有揣测。但这些并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内。本文的目的在于并且仅在于从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入手，证明早期到现代的美国慈善事业中所体现出的新教伦理烙印。
至此，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也得到了解答。虽然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典范，以追求财富为荣。但根据新教伦理，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并不以个人享乐为初衷，而是为了行使好上帝赋予的“天职”。并且，若世人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則全然是上帝的安排，是内在得救的表现，因此要对上帝怀报感恩之心，并以善行荣耀上帝。因而，财富的追求与慈善之间取得了内在的统一。这种感恩与回馈的新教伦理及相伴而生的使命感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价值观中，以此为基础，当代企业家产生了感恩社会﹑以慈善事业回馈社会的思想，并付诸行动。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再理解巴菲特等的慈善行为恐怕就容易多了。
参考文献
［1］Warren Buffett， “My Philanthropic Pledge”， available at： http：//money.cnn.com/2010/06/15/news/newsmakers/Warren_Buffett_Pledge_Letter.fortun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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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bid，第141页
［4］Ibid，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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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bid，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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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P.1， 参见网页：http：//religiousfreedom.lib.virginia.edu/sacred/charity.html
［11］《圣经》和合本，旧约箴言第3章，9-10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1032页
［12］《圣经》和合本，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2章，27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307页
［13］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参见网页：http：//religiousfreedom.lib.virginia.edu/sacred/charity.html
［14］《圣经》和合本，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2章，26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306页
［15］《圣经》和合本，新约约翰一书第3章，16-17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424页
［16］《圣经》和合本，新约约翰福音第13章，35节，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发行组，2007年版，191页
［1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王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3页
［18］Andrew Carnegie， “The Gospel of Wealth”， from M.Kammen， ed， Contested Valu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45-50
［19］约翰·D·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日记》（文岗译），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1月，第306页
［20］Ibid，第397页
［21］Ibid，第358页
［22］Ibid，第374页
［2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王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1页
［24］Andrew Carnegie， “The Gospel of Wealth ”， from M.Kammen， ed， Contested Valu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45-50
［2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王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7页
［26］“David and Barbara Green’s Giving Pledge Letter”，参见网页：http：//cms.givingpledge.org/Content/uploads/634274240712223752_Green_12
0710.pdf
［27］“Bill and Melinda Gates’ Giving Pledge Letter”， 参见网页：http：//cms.givingpledge.org/Content/uploads/634164587754582941_Gates_06
1610.pdf
（作者单位：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
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