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出于“落后就要挨打”、“球籍”的忧患意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关闭多年的国门重新开启。其中蔚为大观的一幕，是上世纪80年代勃兴的出国留学大潮。据统计，从1978年12月26日第一批50名中国公派留学生到达美国后，十年后人数就累计达到三万人，又一个十年之后，到美国的中国学生已达30万之众。
　　有人曾用一个浪漫而且颇具政治色彩的词形容这一幕——“世界大串连”，并将之与20年前的“红卫兵大串连”作比较，认为当今的“大串连”与昔日的大串连同样恢宏，后者是体现在量上，前者则体现在质上；后者的磁场在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北京，前者的目的地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今的“大串连”远比昔日的大串连长久，一走一年、三年或者五年、八年，有人甚至就此成为黑头发、黑眼睛的洋人；当今的“大串连”同样远比昔日的大串连深刻，后者浮滥的激情涨得快，退得也快，留驻在人们心里的只是一块荒漠，前者如同执著地盘上大树的青藤，越来越强劲地涌入高楼的长风，给予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此外更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当今“世界大串连”的许多参加者，正是当年红卫兵大串连的亲历者，当年没有谁比他们对“帝、修、反”更义愤填膺的了，而今日同样没有谁比他们对奔赴那片新大陆更义无反顾的了。
　　与“世界大串联”同步发生的，是外资外企大规模涌入中国，抢占滩头，收编中国企业，它们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昔日遭到严厉拒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今变得文明而合理，芸芸众生趋之若鹜，从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到汽车、手机，电脑、互联网，中国人的身心已经最大限度地西方化。同样，在文化思想领域，现代派、弗洛伊德、存在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第三次浪潮、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一波未平，一波又到，中国知识人的头脑成为西方五花八门思想的跑马场。
　　中国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与世界“接轨”，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仔细考量起来，这一方面与国人憧憬已久并为之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破灭、开始向往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有关，另一方面，这未尝不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共和国前30年，表面上看是东西方冷战，与西方社会完全隔绝，其实中国仍在“西方化”的过程中，用学者唐德刚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半盘西化”，也是“俄化”。“俄化”是对“美化’的反动，但反动的方式，所使用的话语、逻辑，与“美化”没有质的差别，都是二元对立的套路。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中国官方通用的语言、概念、逻辑，文化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早已“西方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一代年轻人，即使不出国门，也在潜移默化地“西方化”。更何况，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哲学，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已不陌生，再加上“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历练，他们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功夫。惟其如此，才能在“世界大串连”中创造奇迹。
　　1949年之前，出洋留学者几乎都是官宦富家子弟，其上者，求学报国，其下者，游历镀金，学成(或学不成)回国，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国外对于他们，仅仅是栖息之地，其“中国人”的身份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一般来讲，他们有较强的民族意识。而“文革”后的出国留学者，成分庞杂，贫富不同，几乎带有全民的性质，其中固然有求学或镀金的，更多的人别有抱负，一旦奋斗成功，便安营扎寨，永久居住，成为黄皮肤黑头发的外国人。同样，即使那些学成回国者，也是经过充分权衡，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为祖国效力。总之，他们不再具有老一代留学生那样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而更具有“地球村”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双重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得天独厚的资源。而在中国民众的眼里，他们早已不是昔日的“汉奸”或“里通外国者”，而是令人羡慕的上等人。这些都表明，饱受物质匮乏折磨和阶级斗争困扰的中国人，已经厌倦了空洞乏味的政治口号，注意力和兴趣转向了物质生活，对先进与文明的向往，对落后与贫穷的恐惧，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心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假洋鬼子”作为一种公式化的反面形象退出文学想象，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左右逢源、个人奋斗成功的跨国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