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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赛德克·巴莱》是《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所执导的史诗英雄巨作，影片讲述的是1930年台湾在日本统治之下，原住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率众反抗日本政府而发动雾社事件的故事。影片除了展现精彩的剧情和生动的人物塑造，更是促进了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当今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纠结。
[关键词] 本土化意识 “中立”视角 身份认同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9.012
今年的台湾影坛有两部电影风靡海峡两岸，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一部是九把刀监制并执导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另一部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赛德克·巴莱》。初看片名，一头雾水，没有勾起我任何的观影欲望，而且我对历史战争题材的影片一向不甚感冒，可当我了解到这是《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筹备12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众多台湾电影人倾囊相助的拾薪之作，甚至被誉为台湾版《阿凡达》的时候，我终于怀着忐忑而又无比期待的心情看完了这部将近五个小时的伟大作品。
《赛德克·巴莱》确实是一部史诗大片。从来没有一部中国电影，把生活在这片广大地域上的男性，表现得如此生猛矫健、凶悍英武、骁勇善战。茹毛饮血、猎杀战斗、奔跑歌唱，那种汪洋恣肆、野蛮血腥的原始生命力，在《赛德克巴莱》中被展现得酣畅淋漓。它在带给我们心灵震撼的同时，更加深了我们对台湾社会文化心理的理解。
首先，它促进了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很多人把《赛德克·巴莱》的成绩归功于台湾观众的本土情怀，但据我所知，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台湾同胞对“雾社事件”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简单介绍。却不想在魏德圣的推波助澜之下竟引发了台湾人“全民自修”这段历史的热潮。
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缺乏历史感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集全岛的力量支持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字幕上，“天使·巴莱”的名单里会有包括周杰伦、言承旭在内的那么多台湾人（“天使·巴莱”名单里的人都赞助过这部电影的拍摄）。 事实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直到2008年4月23日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统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长期被“外省人”所占据，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成为正统，甚至在历史课本上也较少涉及台湾本岛的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
其次，影片拍摄展现了后殖民视域下的“中立”视角。《赛德克·巴莱》不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莫那·鲁道塑造成一个华莱士般的英雄人物，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令人唏嘘不已。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赛德克·巴莱》虽然也在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与无奈。
最后，它还表现了当今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一张原住民的的脸，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最终，赛德克人的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面对莫那·鲁道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花冈二郎的临终遗言令人回味：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哪也别去了。我想这也正是台湾人最真实的想法！
作为台湾至今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赛德克·巴莱》对历史真实地还原和反思的深度是内地不少所谓的“大片”匮乏的。魏德圣全景式地展现了这次悲壮的起义事件，主旨鲜明、故事跌宕、人物饱满，从观赏性来说，几无可以指摘之处。“赛德克·巴莱”是对勇者的称谓，影片也确实着力表现一种不畏压迫的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看这部影片，不但震撼于战斗场面之激烈和原住民性格之刚烈，更能从内心深处体味到坚毅、勇猛、宁死不屈的精神。走出影院，硝烟很快散尽，但这种源自精神的感动却能驻扎许久。
作者简介
董建平（1982—）助教，汉语言文学，任职江西服装学院—公共教学部语文教师。
[关键词] 本土化意识 “中立”视角 身份认同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9.012
今年的台湾影坛有两部电影风靡海峡两岸，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一部是九把刀监制并执导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另一部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赛德克·巴莱》。初看片名，一头雾水，没有勾起我任何的观影欲望，而且我对历史战争题材的影片一向不甚感冒，可当我了解到这是《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筹备12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众多台湾电影人倾囊相助的拾薪之作，甚至被誉为台湾版《阿凡达》的时候，我终于怀着忐忑而又无比期待的心情看完了这部将近五个小时的伟大作品。
《赛德克·巴莱》确实是一部史诗大片。从来没有一部中国电影，把生活在这片广大地域上的男性，表现得如此生猛矫健、凶悍英武、骁勇善战。茹毛饮血、猎杀战斗、奔跑歌唱，那种汪洋恣肆、野蛮血腥的原始生命力，在《赛德克巴莱》中被展现得酣畅淋漓。它在带给我们心灵震撼的同时，更加深了我们对台湾社会文化心理的理解。
首先，它促进了台湾本土化意识的觉醒。很多人把《赛德克·巴莱》的成绩归功于台湾观众的本土情怀，但据我所知，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台湾同胞对“雾社事件”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简单介绍。却不想在魏德圣的推波助澜之下竟引发了台湾人“全民自修”这段历史的热潮。
重新发现和解读这段历史，无疑是为缺乏历史感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集全岛的力量支持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的字幕上，“天使·巴莱”的名单里会有包括周杰伦、言承旭在内的那么多台湾人（“天使·巴莱”名单里的人都赞助过这部电影的拍摄）。 事实上，经历过灭族危机的赛德克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支，直到2008年4月23日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人数也仅有数千而已。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在“外省人”的统治下，原住民若非被主流社会所同化，即已成为边缘人。作为台湾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长期被“外省人”所占据，也使得外省文化即对大陆的文化想象成为正统，甚至在历史课本上也较少涉及台湾本岛的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老一代的移民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便开始了自觉的聚焦台湾本岛的文化。《赛德克·巴莱》这样一部完全以赛德克语和日语对白贯穿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迎合了年轻观众日渐觉醒的本土意识和发现台湾历史的真挚愿望。
其次，影片拍摄展现了后殖民视域下的“中立”视角。《赛德克·巴莱》不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把莫那·鲁道塑造成一个华莱士般的英雄人物，而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因此，在表现战争残酷性的时候，战争的双方都不可避免的在犯罪—而野蛮的赛德克看起来罪孽更重。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影片中着力塑造的“小英雄”巴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雾社起义的血腥氛围中用削尖的竹竿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令人唏嘘不已。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电影里对日本人的态度。电影里的日军不是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反而更多的是像小岛一样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力图了解族人并加快他们文明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形象，站在他的立场上看问题，日本人更像是战争的受害者。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取胜后的日本将军也会说，在慷慨赴死的赛德克人身上看到了在日本失传已久的武士精神。
整个“雾社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反而会觉得这是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一场无辜的屠杀。很多人由此得出台湾人“亲日”的结论，但“亲日”只是表象，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文化才是导致台湾“亲日”的根本所在。《赛德克·巴莱》虽然也在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下，却要不可避免的向文明也就是日军一方倾斜。毕竟台湾目前的现代文明从一定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日本——这个小岛上长达50年的统治者，就像电影里的雾社在日本人的建设下才有了学校、邮局、铁路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台湾人自己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在文明的屈辱和野蛮的骄傲之间，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花岗兄弟一样纠结万分。如果说《南京！南京！》中的中立态度是一种主动的历史性选择，那么《赛德克·巴莱》里的中立视角则只能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被迫与无奈。
最后，它还表现了当今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认同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简单说来就是，我是谁？从何而来？要到何处去？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后殖民地人”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昔日的统治者隔断了他们曾有的历史和文化，并带来了更先进的文明。当殖民者退出历史的舞台，面对已经习惯的先进文明和过去的历史，如何选择成了长期困扰被殖民者的问题。
回到电影里，《赛德克·巴莱》里出彩的角色不是男主角莫那·鲁道，而是花冈一郎，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身上体现出了复杂的矛盾，甚至说是当代台湾人自我形象的投射也不为过。花冈一郎和弟弟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两族人中间扮演者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然全盘日化，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无法融入日本社会，一张原住民的的脸，断绝了他们获得日本社会认同的一切可能，而他们也不想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唯有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最终，赛德克人的起义，他们被迫卷入其中。面对莫那·鲁道的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牧场？他无法选择，只能随波逐流，并最终先后自杀。花冈二郎的临终遗言令人回味：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哪也别去了。我想这也正是台湾人最真实的想法！
作为台湾至今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赛德克·巴莱》对历史真实地还原和反思的深度是内地不少所谓的“大片”匮乏的。魏德圣全景式地展现了这次悲壮的起义事件，主旨鲜明、故事跌宕、人物饱满，从观赏性来说，几无可以指摘之处。“赛德克·巴莱”是对勇者的称谓，影片也确实着力表现一种不畏压迫的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看这部影片，不但震撼于战斗场面之激烈和原住民性格之刚烈，更能从内心深处体味到坚毅、勇猛、宁死不屈的精神。走出影院，硝烟很快散尽，但这种源自精神的感动却能驻扎许久。
作者简介
董建平（1982—）助教，汉语言文学，任职江西服装学院—公共教学部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