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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北京城市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纪录片担当着影像史学的重要功能：80年代，由官方书写的北京题材纪录片主要是建构一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集体想象的幸福感和民族自豪感；90年代，北京题材的纪录片对于城市历史演进充满了精英意识的隐忧，往往以平民视点来表现北京城市的政治表情；新世纪以来，由官方和民间独立制作者共同书写着丰富多样的北京表情；2008年，奥运也使北京题材纪录片绽放别样的风景。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北京 纪录片
城市被称为“文明的风暴中心”，而北京无疑是中国城市之中心，这个中心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图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则是这幅历史图景中最为绚丽的篇章，它是中国现代化演进过程的集中体现和风暴点，它是通向希望和梦想的转折点，也是传统无法愈合的伤口。期望、兴奋、冲突、呻吟……，像夜晚变换神秘的霓虹灯样传达着北京城市的景象、气息、脉动。定格一幕幕历史表情的纪录片，就像城市敏感的触须，它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一起激荡和律动，同时，它也抚触着这个城市的每道伤口，捡拾着每个碎片。在这最为激荡的30年，记录北京历史容颜的纪录片也不断变换姿态和表情，从宏大的民族责任到众声喧哗的影像书写，成为北京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影像史学。的确，没有影像参与的历史写作是不完整的，影像的缺席是一切历史叙述体系最致命的遗憾。一个城市没有纪录片，就如同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样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丰富的纪录片驻鹭了这个城市演进中各个阶段的历史容颜和别样的史学书写。
一、集体幸福感的建构(1978-1989年)
经历过“文革”久久阴霾的中国终于在1978年12月开始破冰回春。此时，激荡在中国大地上最响亮的两个口号是“改革”和“开放”。而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的风向标，首都人民以重见天日的愉悦心情重新打量着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一种失而复得的幸福感涌动在北京人的心中，定格为当时首都的集体历史表情。而真正的“改革纪录片”则是在80年代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台之后而拉开历史的帷幕。同时，当时作为最重要宣传工具的纪录片还担当着宣扬新道德新风尚，鞭挞旧习俗和不良作风的任务。
影片《北京的早晨》(1978，李明)通过聚焦于北京某天早晨人们的生活来表现北京重新焕发朝气和希望。影片以精心的构图表现人们看似平淡自然的生活，片中没有用说明性或抒情性的解说词，而是使用了生动的效果声来渲染现场感。为纪念建国30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老北京的叙说》(应小英，该片直到1984年才出品)是一部抚古惜今的优秀之作。影片以一位生活在北京80岁老人的口吻叙说北京城几十年，尤其是新旧社会的变化，以历史见证者的视角展示了北京独有的名胜古迹、老店商号，市井文化、历史掌故、以及新的建筑、新生活、新情趣。并通过皇宫、胡同、城墙三者的关系及其变化来反映北京的变迁。
随着改革的豪迈步伐，成功改革者的形象跃然于纪录片银幕上《青年厂长》(1980，阿尔杜沁)报道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水泥厂厂长刘利华的先进事迹。《张厂长的眼光》(1984，吉光华)反映了北京服装三厂厂长张洁世创造名牌产品的历程。还如系列纪录片《企业家》(1987-1988)报道了更多锐意改革的企业家的先进事迹。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批歌颂首都人民群众新道德风尚的影片《拾金不昧》(1981，包万俭)讲述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失物招领处的事迹，赞扬拾金不昧的风尚。《自有真情在人间》(1982，于立华)表现北京市延庆县几个尊老爱幼、夫妻恩爱的家庭。还如《乘车记》(1981，萧树琴)《无形的枷锁》(1983，萧树琴)批评北京乘车不文明的现象及在计划生育政策中重男轻女的现象。
随着经济体制的解禁，各种精神的藩篱逐渐打破，曾经被西方世界称为“没有个性的蓝色蚂蚁”的中国人迸发出岩溶般炽热的激动和喜悦，艺术成为人们首选的精神食粮，于是，一些记录北京人丰富的艺术生活及台湾歌星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纪录片出现。这个时期的纪录片部分承担着新闻报道的作用使其纪录艺术的价值大打折扣。尽管中央电视台前身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诞生，经过漫漫20年的摇篮期到1978年(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电视新闻栏目才开始发展起来，纪录片的新闻报道功能渐隐，新闻片与纪录片渐趋泾渭分明《北京合唱节》(1982，白国柱)记录了北京第一届合唱节的盛况。《笑》(1979，木铁)是一部以相声为题材的纪录片《蔡文姬在水银灯下》(1978，徐彬)记录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话剧《蔡文姬》的场面；还有戏曲纪录片京剧《血溅美人图》(1980，沙丹)、《玉堂春》(199王永宏、肖宏道)《无形的瑰宝》(1988，李汉军)介绍了北京智化寺佛教音乐《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1979，晨烽)、《宝岛飞来的歌声》(1981，姜紫芬)、《我的中国心——张明敏独唱音乐会》(1984，关湜源)、《香港歌星奚秀兰演唱会》(1984，王伟)、《燕子归来——陈美龄的歌》(1985，关湜源)《来自台湾的歌》(1988，高仲明)《费翔和他的歌》(1989，李明)。
当然，表现国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和伟人的生活依然是8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主要使命。为庆祝建国35周年，摄制了一系列纪录电影，代表作品有《受阅之前》(1984年，陆方)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为迎接国庆受阅而进行严格的训练《国庆阅兵》(陆方、张亦兵)记录了建国35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的阅兵盛况《周恩来的办公室》、《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过的地方》(均为1978)。在“文化寻根”的热潮的翻滚中，《从四合院说起》(1988，史学增)《紫禁城》(1985-1987，应小英)追寻着北京城市的文化之根。18集6个多小时长的系列纪录片《紫禁城》则系统地介绍了北京故宫的建筑及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表现了故宫及其文物的史学和美学价值。该片可谓开始了“中华文明系列”纪录片之先河。
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北京题材纪录片作为城市形象的区分特征并不明显，而主要是建构一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集体想象的幸福感和民族自豪感。一方面是改革初期，真正的现代城市化大潮还未到来，人们对于“改革”充满了正面的期待与想象，胸中漫溢浪漫和激情。尽管“寻根文化”和“反思文化”已经搅动了中国人沉睡许久的神经。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摄制硬件设备的昂贵和垄断。纪录片摄制技术的排他性和排个人性，以及国内电影文化制作权力国有化的规定，导致影像历史书写的权力独一无二地掌握在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就北京而言，掌握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这种话语霸权局面的突破大概发生在80、90年代之交，相对纪录电影胶片拍摄而言， 较为低廉而又迅捷的电视新闻采访摄录设备fENG)在国内的采用和全面兴起为基本的技术前提。
二、平民视点的“政治表情”(1990-1999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历了80年代的初创和阵痛后，由于历史的具体规定性及其思想解放和思潮涌动的某种终结，从90年代开始，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模式在与大众文化的狂潮的遭遇中消解，而市场经济的城市现代化执着地造就新的伦理关系和价值观念。“城市改造着人性，……一种城市生活所通行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习俗姿态，这些新变化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就使人们产生巨大改变。”而北京城市浓郁的文化底蕴、传统人文情怀、饱满的政治归属热情，以及强烈的精英意识此时真正从本质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涤荡，普遍出现一种社会性心理的失落和失范。因此，90年代北京题材的纪录片对于城市历史的演进往往表现出来的不是由衷的喝彩和欢欣鼓舞，而更多的是心理情感上的疑虑、疏离、恐惧、抵触和抗拒。这是这种思想内涵恰恰构成了北京城市化进程中性格特征，而对这种独特城市心态进行最敏感把握和纪录的是深切经历和体验城市阵痛的独立纪录片作者们。
80、90年代之交及其后的几年是中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较为沉寂的时期，北京题材的纪录电影依然聚焦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记录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9集系列片《难忘的16天》(1991，张庆鸿，王映东、段洪)等。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从90年代初与境外电视台合作交流学习中，镜头开始对准普通老百姓，致力于书写“小人物的历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远在北京的家》(1993，陈晓卿)。影片纪录了一群从安徽省农村到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的生活历程。影片对中国九十年代初北京“民工潮”现象的发生及面临的问题有所思考。1993年《生活空间》的开播后讲述了不少京城北京老百姓的故事，而这些百姓故事总不免带着书写“小人物正史”的提升和遮蔽。而1997年北京电视台创办了《百姓家园》，直接将几十部小型数字摄像机发给普通人，简单教给他们使用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拍，力图让“老百姓自己讲述的故事”。其中《我大爷的小铺》、《我的三口之家》、《老何过年》等真正记录了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家长里短。但这个栏目运行不久就在“收视率”魔棒下因“内容平平”而被挤出局。
在1989年之后，“中心”涣散，统一的意识形态神话分崩，北京人集体想象的幸福感离析。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吴文光描述自己的感觉，“当时周围是一幕拉开了但却是空荡荡的舞台，所有从前的演员和扮演者都变成了幻影……你自己审视自己，发现自己什么人群也不是，也不属于舞台，也不属于观众，你属于你自己。”而“在此之前，哪怕是改革的意识形态，诸如‘拨乱反正’、‘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神话，是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在这个神话的周围，艺术家们也沉浸在其他五花八门的神话之中。而八九年之后，统一的意识形态神话不存在了，不管是来自知识阶层还是来自官方。纵然如何努力，都不可能重新拼凑起统一的意识形态神话图景。这种情况会让有些人文知识分子感到失落，但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来说，正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生长点。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以独立之身、自由之眼去观察和认识生活，摆脱云山雾罩般的各种神话的牵制。”“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倾覆与动荡实际上成就了这一边缘文化群落的显影与登场。”
随着《流浪北京》(1990，吴文光)和《天安门》(1991，时间、陈爵、王子军、邝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滥觞。这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都关注着北京——这个带有强烈政治隐喻城市的人，尤其是普通人。《流浪北京》关注的是像影片导演吴文光一样为了梦想而最早尝试“北漂”的5位艺术家，表现了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旨在“与那些仍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进行一次真诚的交流……”的《天安门》也有意识地由红墙转向胡同巷子里的普通人群，想借此显示“对人的关怀，对普通人的尊重”(时间语)。《天安门》和《流浪北京》这两部北京题材的独立制作纪录片开启了中国纪录片的一个新时代普通的民众拥有了以影像来书写芸芸众生历史的权力。
继《流浪北京》之后，北京题材的独立制作纪录片纷纷问世：影片《我毕业了》(1992，王光利)采访了北京几所高校的大学生。影片着力记录这些大学生毕业前的心态，以及他们对性、爱情、国家、信仰和前途的看法《广场》(1994，张元、段锦川合导)影片《广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天安门广场这个具有政治象征的核心地带；警察执勤，旅游者拍照，观看升降国旗，人们在广场放风筝，锻炼身体等。这个敏感的政治地带在影片却成为散步者、情侣、士兵、小学生和游人活动的游玩场所及纪念地，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意义都展示出来。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1993)主要由刘龙江、胡晓光、徐友渔、黄玲、田壮壮这5个当年的红卫兵对“文革”的回忆构成。《彼岸》(1995，蒋樾)记录了由先锋话剧导演牟森在电影学院训练一个从社会上招来的短期训练班来演出了一个实验剧《彼岸》则表现了一个时代里年轻人所谓北京梦的幻灭。《有一天，在北京》则是1994年5月的一天，贾樟柯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一起的实验之作。摄影机在天安门广场凝视着人群，在瑜伽功的音乐声中，来来往往的生命显得无比沉重。还有《停机》(1994，宁岱)、《圆明园的画家生活》(1995，胡杰)、《钉子户》(1997，张元)等优秀的独立作品。
北京题材的独立纪录片于90年代滥觞和繁兴，这与集中了最好的影视硬件设备和云集了最优秀的影视人才的北京地缘特征关系密切。这些纪录片最初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逆的态度。他们纪录片的选题很大程度上体现了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对有象征意味的现实空间和人物所进行的独特的审视和反思。影片所关注的北京各色普通人主要集中在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和艺术追求者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梦想、冲突，以及富有政治隐喻意义空间中普通人的生活，二者的并置所产生的修辞意义不能不说是独立制作者隐含的目的。他们通过对影像的控制，“以便有关联地代表并且有关联地叙述过去和自我。”影片中不经意间流露着知识分子“北京梦”幻灭后的失恋心态，以及对社会大转型和城市巨变的隐忧和焦虑。而北京，在这些影片中首先是作为中国政治的象征和隐喻，而城市的性格和表情总是被蒙蔽在政治面具的背后。
三、多元的北京表情(1999-)
在世纪的交叉口，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北京城市基本完成了转型。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大众文化主潮。与之相伴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心理失衡等城市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依然滚滚向前的城市经济运行狂暴地挟裹着 人们的希望和梦想，它漠然地撞倒许多人。这一时期北京城市纪录片普遍的特征是所记录的都是首都北京城的当下生活，而北京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由传统的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及其转型过程中的城市精神的演变显得尤为沉重和艰难。因此，这一时期北京题材的纪录片基本上没有过多表现城市的发展、繁荣、浮华及消费所带来的快感，而更多地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置身于这些问题中的人。这些纪录片所表现的人物生活在北京这个现代都市，但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融入其间，而是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他们身上保留着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的种种痕迹，“一旦人被剥夺了他所属的环境，就不得不成为游荡者”。他们身上体现着现代性的矛盾和复杂，也体现着创作者对城市现代性的反思。
尽管1999年北京电视台创办了《纪录》栏目，次年《东方时空》催生了《纪事》，接着央视的《纪录片》栏目也呱呱坠地，这些栏目的作品都明显向商业化方向转移。整体上，体制内的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创作活力下降，世纪之交出现了颓势。北京题材电影纪录片诸如《99国庆大阅兵：军队方阵和民间方阵》《五十盛典》(2000，李振羽)文献纪录片《国庆纪事》(2001，王一岩)等。其中的代表作当属韩君倩的《钢琴梦》(2002)。影片纪录了北京“陪读”现象中非常普通的一对母子的一段生活，体悟着生活在北京这一批特殊群体的艰辛和执着。影响较大的电视纪录片是北京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3。周而创作的15集系列纪录片《北京记忆》，影片整合了30年中的公共记忆和各阶层人士的亲历往事，描述表现改革开放30周年之宏大历史背景的同时，更注重讲述北京人特有的记忆，在回溯往事中显现北京独具的城市气质和变革历史。而最近几年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北京题材纪录片则是两部商业化大制作的影片《圆明园》(2004)和《故宫》(2005，在美国放映时更名为《解密紫禁城》)。两部影片均以北京皇城故里的地缘优势来进行商业的贩卖，影片叙事的视角尽量满足合普通百姓对皇宫秘史的好奇。
另一方面，1999年却是北京题材独立纪录片大丰收的一年。最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纪录片创作开始进入DV书写的时代。在北京DV拍摄纪录片大概出现在1997年，经过两三年的拍摄，一批作品于1999年集中亮：第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DV纪录片《老头》(杨天乙)，同年出现的重要作品还有吴文光的《江湖》和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此后，用DV拍摄的北京题材的独立纪录片越来越多。用DV拍摄纪录片轻便灵活、成本低廉、操作简单，几乎不需要任何的专业训练就可以进行创作，真正实现了影像书写“自来水笔”的功能。同时，这一年以传统专业设备拍摄问世的北京题材优秀纪录片作品还有《疯狂英语》(张元)、《食指》(蒋志)、《北京的风很大》(雎安奇)等。
影片《老头》关注的是一个公共住宅区里的一些退休老头。《江湖)舶摄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流动歌舞团在北京郊区等地进行巡回演出。《北京弹匠》纪录了一个20多岁来自湖南农村的小伙子和他的哥嫂及小侄子在北京一个很脏的街角就地搭了个窝棚住下来，靠给周围居民谈棉絮来谋生。施润玖的《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呈现了北京后海一位年近九十的剃头匠靖大爷和他的十几位老主顾的故事。《北京的风很大》则是对传统纪录片制作方式进行了一次绝妙的颠覆，它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种种众生相。张元的《疯狂英语》营造了一个像MTV般煽情力的氛围。张同道的《居委会》(2001)则聚焦于北京后海一个居委会暗流湍急的领导改选过程：赵亮的《告别圆明园》(1995-2006，)关注的是被强制迁出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的故事《北京，北京》(2001，盛海)《北京，北京》描写了三个追逐梦想却迷茫困惑的行为艺术家《后革命时代》(2005，张扬、罗拉)记录了上个世纪末左右京城摇滚乐队的音乐生活和生存状态《石山》(2006，杜海滨)呈现的是京郊昌平山沟里的一群东北采石工。还有《城乡结合部》(张战庆)、《梦游》(黄文海)《和自己跳舞》(李红)、《达官营》(唐晓亮、刘珏欣)、《盒子》(英未未)、《老安》(杨天乙)、《798》(沈晓闵)、《纸飞机》、《夜行人》(黎晓峰)、《空城计》(季丹)、《生于2008》(范俭)、《自由的边缘》(孙志强)、《群众演员》(朱传明)、《今年冬天》(仲华)、《高楼下面》(杜海滨)、《一个与六个》(黎光)、《亲爱的》(顾亚萍)、《游学北京》(李重阳)等。
从以上的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北京题材的纪录片极大丰富，影片关注点几乎触及到京城的各个角落。正是城市强烈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使得这些以DV“自来水笔”武装起来的独立纪录者随时进行自由的书写。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个阶段北京题材纪录片不再笼罩着那么浓郁的精英意识的悲悯和强烈的精神叛逆。而是以平和与几乎冷静的心态仔细观察和审视着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表情，触摸着这个城市的每一道伤口。这些纪录片犹如一丝丝纤细而敏感的神经构织着北京变幻丰富的表情，纪录了一个中国老城在现代化演进中的足迹，以影像书写着北京城普通百姓的历史。
四、特殊的北京表情(2008)
2008年的北京历史无不让人想到奥运，北京也因2008年的“奥运”而变换容颜，关于北京和奥运的纪录片犹如奥运激情样涌动起来。从倾注大笔国力资源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到满怀地主热情的北京电视台，从国际知名导演、官方大导演到民间独立纪录者都纷纷把镜头对准中国这一盛事，注视着北京这时特有的表情。
最早张艺谋摄制的《新奥运新北京》在北京申奥成功中功不可没。随后，2004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圣火传递在北京》(顾筠)；08年新影厂完成了为奥运热身的影片《筑梦2008》(顾筠)；顾筠执导的奥运官方电影《永恒之火》近期也将在国内上映。奥运前后，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奥林匹克》和《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而北京几乎是盲人的刘颖以Dv拍摄了北京筹办残奥会和北京人迎接残奥会的种种准备的纪录片《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梦想》，此举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任何文本的表达。这些纪录片将北京人的思绪再次拉回到宏大和激情中，展现了北京城最为靓丽的表情。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5位优秀的国际导演故事片导演也应“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的邀请，纷纷扛起摄影机为北京的奥运助兴拍摄5分钟短片。法国导演法国特利斯·勒孔特的《北京印象》中蜿蜒的长城，幽静的天坛，曲折的胡同，散步的老人，平静的生活，古老而略显神秘；英国导演达瑞恩·古德里奇的《信念的力量》通过几个立志参加奥运会的小运动员和众多奥运金牌选手的互动，利用电影技巧勾勒出中国人对奥运会的向往与热情；意大利导演托那多雷的《重逢》讲述一群由众多明星出演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学生和退休老教师重逢的故事，期间贯穿着北京的风土人情。伊朗导演马基德一马吉迪的《飞扬的五环》利用百年校庆的北京，讲述一群孩子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使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也焕发了青春：中国香港导演刘伟强的《品味北京》则以美味大拼盘的形式表现了北京的中华美食。这些“旁观者”眼中的北京“皆着我色”。或古典、或神秘、或温情、或厚重、或希冀、或时尚。他们尽情表达着自己心目中万方仪态的北京。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北京 纪录片
城市被称为“文明的风暴中心”，而北京无疑是中国城市之中心，这个中心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图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则是这幅历史图景中最为绚丽的篇章，它是中国现代化演进过程的集中体现和风暴点，它是通向希望和梦想的转折点，也是传统无法愈合的伤口。期望、兴奋、冲突、呻吟……，像夜晚变换神秘的霓虹灯样传达着北京城市的景象、气息、脉动。定格一幕幕历史表情的纪录片，就像城市敏感的触须，它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一起激荡和律动，同时，它也抚触着这个城市的每道伤口，捡拾着每个碎片。在这最为激荡的30年，记录北京历史容颜的纪录片也不断变换姿态和表情，从宏大的民族责任到众声喧哗的影像书写，成为北京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影像史学。的确，没有影像参与的历史写作是不完整的，影像的缺席是一切历史叙述体系最致命的遗憾。一个城市没有纪录片，就如同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样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丰富的纪录片驻鹭了这个城市演进中各个阶段的历史容颜和别样的史学书写。
一、集体幸福感的建构(1978-1989年)
经历过“文革”久久阴霾的中国终于在1978年12月开始破冰回春。此时，激荡在中国大地上最响亮的两个口号是“改革”和“开放”。而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的风向标，首都人民以重见天日的愉悦心情重新打量着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一种失而复得的幸福感涌动在北京人的心中，定格为当时首都的集体历史表情。而真正的“改革纪录片”则是在80年代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台之后而拉开历史的帷幕。同时，当时作为最重要宣传工具的纪录片还担当着宣扬新道德新风尚，鞭挞旧习俗和不良作风的任务。
影片《北京的早晨》(1978，李明)通过聚焦于北京某天早晨人们的生活来表现北京重新焕发朝气和希望。影片以精心的构图表现人们看似平淡自然的生活，片中没有用说明性或抒情性的解说词，而是使用了生动的效果声来渲染现场感。为纪念建国30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老北京的叙说》(应小英，该片直到1984年才出品)是一部抚古惜今的优秀之作。影片以一位生活在北京80岁老人的口吻叙说北京城几十年，尤其是新旧社会的变化，以历史见证者的视角展示了北京独有的名胜古迹、老店商号，市井文化、历史掌故、以及新的建筑、新生活、新情趣。并通过皇宫、胡同、城墙三者的关系及其变化来反映北京的变迁。
随着改革的豪迈步伐，成功改革者的形象跃然于纪录片银幕上《青年厂长》(1980，阿尔杜沁)报道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水泥厂厂长刘利华的先进事迹。《张厂长的眼光》(1984，吉光华)反映了北京服装三厂厂长张洁世创造名牌产品的历程。还如系列纪录片《企业家》(1987-1988)报道了更多锐意改革的企业家的先进事迹。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批歌颂首都人民群众新道德风尚的影片《拾金不昧》(1981，包万俭)讲述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失物招领处的事迹，赞扬拾金不昧的风尚。《自有真情在人间》(1982，于立华)表现北京市延庆县几个尊老爱幼、夫妻恩爱的家庭。还如《乘车记》(1981，萧树琴)《无形的枷锁》(1983，萧树琴)批评北京乘车不文明的现象及在计划生育政策中重男轻女的现象。
随着经济体制的解禁，各种精神的藩篱逐渐打破，曾经被西方世界称为“没有个性的蓝色蚂蚁”的中国人迸发出岩溶般炽热的激动和喜悦，艺术成为人们首选的精神食粮，于是，一些记录北京人丰富的艺术生活及台湾歌星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纪录片出现。这个时期的纪录片部分承担着新闻报道的作用使其纪录艺术的价值大打折扣。尽管中央电视台前身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诞生，经过漫漫20年的摇篮期到1978年(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电视新闻栏目才开始发展起来，纪录片的新闻报道功能渐隐，新闻片与纪录片渐趋泾渭分明《北京合唱节》(1982，白国柱)记录了北京第一届合唱节的盛况。《笑》(1979，木铁)是一部以相声为题材的纪录片《蔡文姬在水银灯下》(1978，徐彬)记录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话剧《蔡文姬》的场面；还有戏曲纪录片京剧《血溅美人图》(1980，沙丹)、《玉堂春》(199王永宏、肖宏道)《无形的瑰宝》(1988，李汉军)介绍了北京智化寺佛教音乐《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1979，晨烽)、《宝岛飞来的歌声》(1981，姜紫芬)、《我的中国心——张明敏独唱音乐会》(1984，关湜源)、《香港歌星奚秀兰演唱会》(1984，王伟)、《燕子归来——陈美龄的歌》(1985，关湜源)《来自台湾的歌》(1988，高仲明)《费翔和他的歌》(1989，李明)。
当然，表现国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和伟人的生活依然是8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主要使命。为庆祝建国35周年，摄制了一系列纪录电影，代表作品有《受阅之前》(1984年，陆方)反映了人民解放军为迎接国庆受阅而进行严格的训练《国庆阅兵》(陆方、张亦兵)记录了建国35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的阅兵盛况《周恩来的办公室》、《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过的地方》(均为1978)。在“文化寻根”的热潮的翻滚中，《从四合院说起》(1988，史学增)《紫禁城》(1985-1987，应小英)追寻着北京城市的文化之根。18集6个多小时长的系列纪录片《紫禁城》则系统地介绍了北京故宫的建筑及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表现了故宫及其文物的史学和美学价值。该片可谓开始了“中华文明系列”纪录片之先河。
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北京题材纪录片作为城市形象的区分特征并不明显，而主要是建构一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集体想象的幸福感和民族自豪感。一方面是改革初期，真正的现代城市化大潮还未到来，人们对于“改革”充满了正面的期待与想象，胸中漫溢浪漫和激情。尽管“寻根文化”和“反思文化”已经搅动了中国人沉睡许久的神经。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摄制硬件设备的昂贵和垄断。纪录片摄制技术的排他性和排个人性，以及国内电影文化制作权力国有化的规定，导致影像历史书写的权力独一无二地掌握在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就北京而言，掌握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这种话语霸权局面的突破大概发生在80、90年代之交，相对纪录电影胶片拍摄而言， 较为低廉而又迅捷的电视新闻采访摄录设备fENG)在国内的采用和全面兴起为基本的技术前提。
二、平民视点的“政治表情”(1990-1999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历了80年代的初创和阵痛后，由于历史的具体规定性及其思想解放和思潮涌动的某种终结，从90年代开始，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模式在与大众文化的狂潮的遭遇中消解，而市场经济的城市现代化执着地造就新的伦理关系和价值观念。“城市改造着人性，……一种城市生活所通行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习俗姿态，这些新变化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就使人们产生巨大改变。”而北京城市浓郁的文化底蕴、传统人文情怀、饱满的政治归属热情，以及强烈的精英意识此时真正从本质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涤荡，普遍出现一种社会性心理的失落和失范。因此，90年代北京题材的纪录片对于城市历史的演进往往表现出来的不是由衷的喝彩和欢欣鼓舞，而更多的是心理情感上的疑虑、疏离、恐惧、抵触和抗拒。这是这种思想内涵恰恰构成了北京城市化进程中性格特征，而对这种独特城市心态进行最敏感把握和纪录的是深切经历和体验城市阵痛的独立纪录片作者们。
80、90年代之交及其后的几年是中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较为沉寂的时期，北京题材的纪录电影依然聚焦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记录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9集系列片《难忘的16天》(1991，张庆鸿，王映东、段洪)等。电视纪录片的创作从90年代初与境外电视台合作交流学习中，镜头开始对准普通老百姓，致力于书写“小人物的历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远在北京的家》(1993，陈晓卿)。影片纪录了一群从安徽省农村到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的生活历程。影片对中国九十年代初北京“民工潮”现象的发生及面临的问题有所思考。1993年《生活空间》的开播后讲述了不少京城北京老百姓的故事，而这些百姓故事总不免带着书写“小人物正史”的提升和遮蔽。而1997年北京电视台创办了《百姓家园》，直接将几十部小型数字摄像机发给普通人，简单教给他们使用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拍，力图让“老百姓自己讲述的故事”。其中《我大爷的小铺》、《我的三口之家》、《老何过年》等真正记录了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家长里短。但这个栏目运行不久就在“收视率”魔棒下因“内容平平”而被挤出局。
在1989年之后，“中心”涣散，统一的意识形态神话分崩，北京人集体想象的幸福感离析。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吴文光描述自己的感觉，“当时周围是一幕拉开了但却是空荡荡的舞台，所有从前的演员和扮演者都变成了幻影……你自己审视自己，发现自己什么人群也不是，也不属于舞台，也不属于观众，你属于你自己。”而“在此之前，哪怕是改革的意识形态，诸如‘拨乱反正’、‘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神话，是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在这个神话的周围，艺术家们也沉浸在其他五花八门的神话之中。而八九年之后，统一的意识形态神话不存在了，不管是来自知识阶层还是来自官方。纵然如何努力，都不可能重新拼凑起统一的意识形态神话图景。这种情况会让有些人文知识分子感到失落，但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来说，正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生长点。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以独立之身、自由之眼去观察和认识生活，摆脱云山雾罩般的各种神话的牵制。”“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倾覆与动荡实际上成就了这一边缘文化群落的显影与登场。”
随着《流浪北京》(1990，吴文光)和《天安门》(1991，时间、陈爵、王子军、邝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滥觞。这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都关注着北京——这个带有强烈政治隐喻城市的人，尤其是普通人。《流浪北京》关注的是像影片导演吴文光一样为了梦想而最早尝试“北漂”的5位艺术家，表现了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旨在“与那些仍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座城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进行一次真诚的交流……”的《天安门》也有意识地由红墙转向胡同巷子里的普通人群，想借此显示“对人的关怀，对普通人的尊重”(时间语)。《天安门》和《流浪北京》这两部北京题材的独立制作纪录片开启了中国纪录片的一个新时代普通的民众拥有了以影像来书写芸芸众生历史的权力。
继《流浪北京》之后，北京题材的独立制作纪录片纷纷问世：影片《我毕业了》(1992，王光利)采访了北京几所高校的大学生。影片着力记录这些大学生毕业前的心态，以及他们对性、爱情、国家、信仰和前途的看法《广场》(1994，张元、段锦川合导)影片《广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天安门广场这个具有政治象征的核心地带；警察执勤，旅游者拍照，观看升降国旗，人们在广场放风筝，锻炼身体等。这个敏感的政治地带在影片却成为散步者、情侣、士兵、小学生和游人活动的游玩场所及纪念地，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意义都展示出来。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1993)主要由刘龙江、胡晓光、徐友渔、黄玲、田壮壮这5个当年的红卫兵对“文革”的回忆构成。《彼岸》(1995，蒋樾)记录了由先锋话剧导演牟森在电影学院训练一个从社会上招来的短期训练班来演出了一个实验剧《彼岸》则表现了一个时代里年轻人所谓北京梦的幻灭。《有一天，在北京》则是1994年5月的一天，贾樟柯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一起的实验之作。摄影机在天安门广场凝视着人群，在瑜伽功的音乐声中，来来往往的生命显得无比沉重。还有《停机》(1994，宁岱)、《圆明园的画家生活》(1995，胡杰)、《钉子户》(1997，张元)等优秀的独立作品。
北京题材的独立纪录片于90年代滥觞和繁兴，这与集中了最好的影视硬件设备和云集了最优秀的影视人才的北京地缘特征关系密切。这些纪录片最初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逆的态度。他们纪录片的选题很大程度上体现了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对有象征意味的现实空间和人物所进行的独特的审视和反思。影片所关注的北京各色普通人主要集中在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和艺术追求者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梦想、冲突，以及富有政治隐喻意义空间中普通人的生活，二者的并置所产生的修辞意义不能不说是独立制作者隐含的目的。他们通过对影像的控制，“以便有关联地代表并且有关联地叙述过去和自我。”影片中不经意间流露着知识分子“北京梦”幻灭后的失恋心态，以及对社会大转型和城市巨变的隐忧和焦虑。而北京，在这些影片中首先是作为中国政治的象征和隐喻，而城市的性格和表情总是被蒙蔽在政治面具的背后。
三、多元的北京表情(1999-)
在世纪的交叉口，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北京城市基本完成了转型。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大众文化主潮。与之相伴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心理失衡等城市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依然滚滚向前的城市经济运行狂暴地挟裹着 人们的希望和梦想，它漠然地撞倒许多人。这一时期北京城市纪录片普遍的特征是所记录的都是首都北京城的当下生活，而北京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由传统的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及其转型过程中的城市精神的演变显得尤为沉重和艰难。因此，这一时期北京题材的纪录片基本上没有过多表现城市的发展、繁荣、浮华及消费所带来的快感，而更多地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置身于这些问题中的人。这些纪录片所表现的人物生活在北京这个现代都市，但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融入其间，而是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他们身上保留着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的种种痕迹，“一旦人被剥夺了他所属的环境，就不得不成为游荡者”。他们身上体现着现代性的矛盾和复杂，也体现着创作者对城市现代性的反思。
尽管1999年北京电视台创办了《纪录》栏目，次年《东方时空》催生了《纪事》，接着央视的《纪录片》栏目也呱呱坠地，这些栏目的作品都明显向商业化方向转移。整体上，体制内的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创作活力下降，世纪之交出现了颓势。北京题材电影纪录片诸如《99国庆大阅兵：军队方阵和民间方阵》《五十盛典》(2000，李振羽)文献纪录片《国庆纪事》(2001，王一岩)等。其中的代表作当属韩君倩的《钢琴梦》(2002)。影片纪录了北京“陪读”现象中非常普通的一对母子的一段生活，体悟着生活在北京这一批特殊群体的艰辛和执着。影响较大的电视纪录片是北京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3。周而创作的15集系列纪录片《北京记忆》，影片整合了30年中的公共记忆和各阶层人士的亲历往事，描述表现改革开放30周年之宏大历史背景的同时，更注重讲述北京人特有的记忆，在回溯往事中显现北京独具的城市气质和变革历史。而最近几年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北京题材纪录片则是两部商业化大制作的影片《圆明园》(2004)和《故宫》(2005，在美国放映时更名为《解密紫禁城》)。两部影片均以北京皇城故里的地缘优势来进行商业的贩卖，影片叙事的视角尽量满足合普通百姓对皇宫秘史的好奇。
另一方面，1999年却是北京题材独立纪录片大丰收的一年。最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纪录片创作开始进入DV书写的时代。在北京DV拍摄纪录片大概出现在1997年，经过两三年的拍摄，一批作品于1999年集中亮：第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DV纪录片《老头》(杨天乙)，同年出现的重要作品还有吴文光的《江湖》和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此后，用DV拍摄的北京题材的独立纪录片越来越多。用DV拍摄纪录片轻便灵活、成本低廉、操作简单，几乎不需要任何的专业训练就可以进行创作，真正实现了影像书写“自来水笔”的功能。同时，这一年以传统专业设备拍摄问世的北京题材优秀纪录片作品还有《疯狂英语》(张元)、《食指》(蒋志)、《北京的风很大》(雎安奇)等。
影片《老头》关注的是一个公共住宅区里的一些退休老头。《江湖)舶摄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流动歌舞团在北京郊区等地进行巡回演出。《北京弹匠》纪录了一个20多岁来自湖南农村的小伙子和他的哥嫂及小侄子在北京一个很脏的街角就地搭了个窝棚住下来，靠给周围居民谈棉絮来谋生。施润玖的《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呈现了北京后海一位年近九十的剃头匠靖大爷和他的十几位老主顾的故事。《北京的风很大》则是对传统纪录片制作方式进行了一次绝妙的颠覆，它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种种众生相。张元的《疯狂英语》营造了一个像MTV般煽情力的氛围。张同道的《居委会》(2001)则聚焦于北京后海一个居委会暗流湍急的领导改选过程：赵亮的《告别圆明园》(1995-2006，)关注的是被强制迁出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的故事《北京，北京》(2001，盛海)《北京，北京》描写了三个追逐梦想却迷茫困惑的行为艺术家《后革命时代》(2005，张扬、罗拉)记录了上个世纪末左右京城摇滚乐队的音乐生活和生存状态《石山》(2006，杜海滨)呈现的是京郊昌平山沟里的一群东北采石工。还有《城乡结合部》(张战庆)、《梦游》(黄文海)《和自己跳舞》(李红)、《达官营》(唐晓亮、刘珏欣)、《盒子》(英未未)、《老安》(杨天乙)、《798》(沈晓闵)、《纸飞机》、《夜行人》(黎晓峰)、《空城计》(季丹)、《生于2008》(范俭)、《自由的边缘》(孙志强)、《群众演员》(朱传明)、《今年冬天》(仲华)、《高楼下面》(杜海滨)、《一个与六个》(黎光)、《亲爱的》(顾亚萍)、《游学北京》(李重阳)等。
从以上的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北京题材的纪录片极大丰富，影片关注点几乎触及到京城的各个角落。正是城市强烈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使得这些以DV“自来水笔”武装起来的独立纪录者随时进行自由的书写。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个阶段北京题材纪录片不再笼罩着那么浓郁的精英意识的悲悯和强烈的精神叛逆。而是以平和与几乎冷静的心态仔细观察和审视着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表情，触摸着这个城市的每一道伤口。这些纪录片犹如一丝丝纤细而敏感的神经构织着北京变幻丰富的表情，纪录了一个中国老城在现代化演进中的足迹，以影像书写着北京城普通百姓的历史。
四、特殊的北京表情(2008)
2008年的北京历史无不让人想到奥运，北京也因2008年的“奥运”而变换容颜，关于北京和奥运的纪录片犹如奥运激情样涌动起来。从倾注大笔国力资源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到满怀地主热情的北京电视台，从国际知名导演、官方大导演到民间独立纪录者都纷纷把镜头对准中国这一盛事，注视着北京这时特有的表情。
最早张艺谋摄制的《新奥运新北京》在北京申奥成功中功不可没。随后，2004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圣火传递在北京》(顾筠)；08年新影厂完成了为奥运热身的影片《筑梦2008》(顾筠)；顾筠执导的奥运官方电影《永恒之火》近期也将在国内上映。奥运前后，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奥林匹克》和《一个城市的奥运记忆》。而北京几乎是盲人的刘颖以Dv拍摄了北京筹办残奥会和北京人迎接残奥会的种种准备的纪录片《同一片蓝天，同一个梦想》，此举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任何文本的表达。这些纪录片将北京人的思绪再次拉回到宏大和激情中，展现了北京城最为靓丽的表情。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5位优秀的国际导演故事片导演也应“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的邀请，纷纷扛起摄影机为北京的奥运助兴拍摄5分钟短片。法国导演法国特利斯·勒孔特的《北京印象》中蜿蜒的长城，幽静的天坛，曲折的胡同，散步的老人，平静的生活，古老而略显神秘；英国导演达瑞恩·古德里奇的《信念的力量》通过几个立志参加奥运会的小运动员和众多奥运金牌选手的互动，利用电影技巧勾勒出中国人对奥运会的向往与热情；意大利导演托那多雷的《重逢》讲述一群由众多明星出演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学生和退休老教师重逢的故事，期间贯穿着北京的风土人情。伊朗导演马基德一马吉迪的《飞扬的五环》利用百年校庆的北京，讲述一群孩子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使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也焕发了青春：中国香港导演刘伟强的《品味北京》则以美味大拼盘的形式表现了北京的中华美食。这些“旁观者”眼中的北京“皆着我色”。或古典、或神秘、或温情、或厚重、或希冀、或时尚。他们尽情表达着自己心目中万方仪态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