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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中的诗句“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曾被北宋欧阳修理解为“尝以诗为文章末事”,这给韩愈研究带来了重文轻诗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图从韩愈诗歌文本入手,对“余事作诗人”作全面的解读,并借此对韩愈的文学思想和诗歌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关键词: 韩愈 欧阳修 “余事作诗人”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泰斗,诗文都深受韩愈的影响。他推崇:“韩氏之文之道,万世之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1]对韩诗却这样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时,而曲尽其妙。”[2]虽也赞扬韩诗,但没有评韩文那么高。至于 “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欧阳修将其直接解释为“尝以诗为文章末事”,即写诗是写文章后的事,无异说韩愈首要在文而及于诗。这种观点是主观臆断,跟欧阳修特别看重韩文有关,而这种论断给韩愈研究带来了重文轻诗的负面影响。
“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这两句诗,出自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作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韩愈与席八(席夔)同知制诰,是和席的赠诗。这首诗的大意很简单,称赞席诗如春花一样新,他们游春赏景,平日相处喝喝酒,余下事写写诗;末了,自谦才逊于席,同列朝班,惟有愧惭,倒不如退归林下。表面看,诗写得平稳有致,实际上则吐露出对朝廷失望的悲痛心声。因为韩愈此前因忠见谗,受过贬谪,如今置于闲职,未被重用,心中难免牢骚不满。“余事作诗人”,本意是表明不管有多少事,他都坚持写诗做个诗人。照诗而言,实在得不出欧阳修那样的推论。
事实恰恰相反,通读韩愈诗文,我们可以发现,在韩愈心目中诗文始终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在致力于古文运动和散文创作时,也一直为诗歌的创新和发展,倾注心血,排除困难,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韩愈把诗归入著述文章一类,诗同文“自传道”,“不仗史笔垂”[3],但也指出诗有自己的特点,取材广阔,感情浓烈,语言生动,表现形象。《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4]韩愈知道这一点,非常强调“物不得其平则鸣”[5],认为诗人感受到现实人生种种不平时,要立即把与思想渗透在一起的爱憎情感作为创作的驱动力,用语言造成形象,表达出来,呼喊抗争。他进而提出,诗人写诗一定要做到“文字觑天巧”[6]。用今天的话说,所谓“天”,指造化万物,纷纭复杂,无奇不有,仅仅是诗人的描写对象;“觑”,对之进行多方观察,认真透视和仔细分析;“巧”,即审美加工,从中去选择、综合和集中,提升到“意”(思想情感)与“象”(心中形象)合一的境地;“文字”,用语言各种手段来描绘,使之形象更生动,更完美,更能感动人。这完全接触到从现实到诗的整个审美创作过程,揭示了诗的形象思维规律。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孔子认为诗具有“兴观群怨”,以及侍奉君上和长辈等审美与社会功能。韩愈当然深谙诗具有这样深刻的审美教育作用。所以,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着重指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过着安逸富足生活的人写不出好诗,受贫穷折磨、有气节、体验生活辛酸苦楚深的人容易写出好诗。他还要求诗人要不合流俗,大胆创新,大加褒扬这个集子能够“搜奇抉怪,雕镂文字”,取得“铿铿发金石,幽眇动鬼神”的审美效果。
可见,韩愈重视诗,是由于诗能起到散文难以替代的作用,说明他对诗的特点、规律和作用,有着深层的认识和把握。
韩愈为诗,是以承继李杜传统,开拓创新为己任。李白敢于蔑视权贵,富有反抗精神,他的诗天马行空,清雄奔放,光明洞彻,真实地勾画出唐朝的社会景象,抒发了体现人民意愿的愤怒之情和理想追求。杜甫仁爱济世,忧国忧民,他的诗沉郁悲凉,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生活和人民的重重苦难。韩愈所处的中唐社会,宦官专政,藩镇割据,回纥吐蕃入侵,比起盛唐末,朝廷愈加腐败,人民更是受苦遭殃。韩愈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无限崇敬李杜,他以李杜的光辉人格和诗歌为榜样,在多首诗中表示要向李杜学习,恨不得与他们生在同时,长随他们。当时,一些诗人逃避现实,陶醉于写个人琐事和吟风弄月的柔靡诗风,这诗风刚过去不久,又出现了肆意诋毁李杜的暗流。韩愈挺身而出,写了《调张籍》一诗,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用夏禹治水,劈山开道,巨刃摩天,崖崩地裂,形容李杜诗的雄伟气魄,指出这些诗全是李杜在落魄困苦时写出来的;说李杜诗有千万篇几乎都被上帝派神将取去,只留在人间一点点,“泰山一毫芒”。他公开声称要发扬李杜的战斗精神,坚定地走他的创作道路: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相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希望长出一双翅膀,上天入地捕获李杜般的诗才。他与李杜心灵相通,可以把别人不注意的千奇百怪事物尽收笔底。能像杜甫那样沉雄有力,一反手拔掉鲸鱼之牙,更能像李白那样奇伟怪险,举瓢饮九天之浆,翱翔太空,无须织女来相助。这首诗用典设喻,神奇怪异,情感激越,意蕴深沉,不仅揭露了谤伤者的可鄙面目,活现了李杜的伟大形象,而且显示了韩愈本人的战斗姿态。虽是专评李杜,但也是他诗作的经验总结和严正宣言。
诗的发展需要一批优秀诗人的共同努力。韩愈广交诗人,并且尽己力之所及,关怀和扶持那些才华卓越而遭遇不幸的诗人。比如,张籍贫病缠身,是他推荐张应举中了进士,又推荐张为国子监博士,还专门求人资助其治眼疾。张籍终身感激不尽,在《祭退之》诗中有生动的描述。孟郊大韩愈十七岁,四十多岁才中进士,穷困潦倒,韩愈与他为忘年交,曾向两入相的郑余庆保荐:“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8]并向同仁好友称颂:“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9]认为孟诗奇险骇俗,人间难得。贾岛自幼家贫为僧,韩愈赏识他的才华,劝他还俗,鼓励他上进,肯定他做诗有一种“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10]、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派。韩愈器重李贺,不耻下交,特意和弟子皇甫湜登门造访。李贺因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谐音,“肃”与“士”音近,避讳不得赴进士试。韩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讳辩》,断然予以批驳。这些诗人尽管在社会重压下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但没有放弃创作,先后自成一家诗,扬名于时,对中唐诗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根据上述,能说韩愈“尝以诗为文章末事”,重文轻诗吗?贤者如欧阳修,当他偏爱韩文时,在韩愈如何对待诗歌这个问题上就会产生不该有的误解。
参考文献:
[1]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欧阳修.六一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以下注释中韩愈的诗文均出自本书.
[4]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之《毛诗大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送孟东野序.
[6]答孟郊.
[7]论语·阳货.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8]荐士.
[9]醉赠张秘书.
[10]送无本师归范阳.
关键词: 韩愈 欧阳修 “余事作诗人”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泰斗,诗文都深受韩愈的影响。他推崇:“韩氏之文之道,万世之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1]对韩诗却这样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时,而曲尽其妙。”[2]虽也赞扬韩诗,但没有评韩文那么高。至于 “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欧阳修将其直接解释为“尝以诗为文章末事”,即写诗是写文章后的事,无异说韩愈首要在文而及于诗。这种观点是主观臆断,跟欧阳修特别看重韩文有关,而这种论断给韩愈研究带来了重文轻诗的负面影响。
“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这两句诗,出自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作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韩愈与席八(席夔)同知制诰,是和席的赠诗。这首诗的大意很简单,称赞席诗如春花一样新,他们游春赏景,平日相处喝喝酒,余下事写写诗;末了,自谦才逊于席,同列朝班,惟有愧惭,倒不如退归林下。表面看,诗写得平稳有致,实际上则吐露出对朝廷失望的悲痛心声。因为韩愈此前因忠见谗,受过贬谪,如今置于闲职,未被重用,心中难免牢骚不满。“余事作诗人”,本意是表明不管有多少事,他都坚持写诗做个诗人。照诗而言,实在得不出欧阳修那样的推论。
事实恰恰相反,通读韩愈诗文,我们可以发现,在韩愈心目中诗文始终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在致力于古文运动和散文创作时,也一直为诗歌的创新和发展,倾注心血,排除困难,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韩愈把诗归入著述文章一类,诗同文“自传道”,“不仗史笔垂”[3],但也指出诗有自己的特点,取材广阔,感情浓烈,语言生动,表现形象。《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4]韩愈知道这一点,非常强调“物不得其平则鸣”[5],认为诗人感受到现实人生种种不平时,要立即把与思想渗透在一起的爱憎情感作为创作的驱动力,用语言造成形象,表达出来,呼喊抗争。他进而提出,诗人写诗一定要做到“文字觑天巧”[6]。用今天的话说,所谓“天”,指造化万物,纷纭复杂,无奇不有,仅仅是诗人的描写对象;“觑”,对之进行多方观察,认真透视和仔细分析;“巧”,即审美加工,从中去选择、综合和集中,提升到“意”(思想情感)与“象”(心中形象)合一的境地;“文字”,用语言各种手段来描绘,使之形象更生动,更完美,更能感动人。这完全接触到从现实到诗的整个审美创作过程,揭示了诗的形象思维规律。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孔子认为诗具有“兴观群怨”,以及侍奉君上和长辈等审美与社会功能。韩愈当然深谙诗具有这样深刻的审美教育作用。所以,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着重指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过着安逸富足生活的人写不出好诗,受贫穷折磨、有气节、体验生活辛酸苦楚深的人容易写出好诗。他还要求诗人要不合流俗,大胆创新,大加褒扬这个集子能够“搜奇抉怪,雕镂文字”,取得“铿铿发金石,幽眇动鬼神”的审美效果。
可见,韩愈重视诗,是由于诗能起到散文难以替代的作用,说明他对诗的特点、规律和作用,有着深层的认识和把握。
韩愈为诗,是以承继李杜传统,开拓创新为己任。李白敢于蔑视权贵,富有反抗精神,他的诗天马行空,清雄奔放,光明洞彻,真实地勾画出唐朝的社会景象,抒发了体现人民意愿的愤怒之情和理想追求。杜甫仁爱济世,忧国忧民,他的诗沉郁悲凉,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生活和人民的重重苦难。韩愈所处的中唐社会,宦官专政,藩镇割据,回纥吐蕃入侵,比起盛唐末,朝廷愈加腐败,人民更是受苦遭殃。韩愈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无限崇敬李杜,他以李杜的光辉人格和诗歌为榜样,在多首诗中表示要向李杜学习,恨不得与他们生在同时,长随他们。当时,一些诗人逃避现实,陶醉于写个人琐事和吟风弄月的柔靡诗风,这诗风刚过去不久,又出现了肆意诋毁李杜的暗流。韩愈挺身而出,写了《调张籍》一诗,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用夏禹治水,劈山开道,巨刃摩天,崖崩地裂,形容李杜诗的雄伟气魄,指出这些诗全是李杜在落魄困苦时写出来的;说李杜诗有千万篇几乎都被上帝派神将取去,只留在人间一点点,“泰山一毫芒”。他公开声称要发扬李杜的战斗精神,坚定地走他的创作道路: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相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
希望长出一双翅膀,上天入地捕获李杜般的诗才。他与李杜心灵相通,可以把别人不注意的千奇百怪事物尽收笔底。能像杜甫那样沉雄有力,一反手拔掉鲸鱼之牙,更能像李白那样奇伟怪险,举瓢饮九天之浆,翱翔太空,无须织女来相助。这首诗用典设喻,神奇怪异,情感激越,意蕴深沉,不仅揭露了谤伤者的可鄙面目,活现了李杜的伟大形象,而且显示了韩愈本人的战斗姿态。虽是专评李杜,但也是他诗作的经验总结和严正宣言。
诗的发展需要一批优秀诗人的共同努力。韩愈广交诗人,并且尽己力之所及,关怀和扶持那些才华卓越而遭遇不幸的诗人。比如,张籍贫病缠身,是他推荐张应举中了进士,又推荐张为国子监博士,还专门求人资助其治眼疾。张籍终身感激不尽,在《祭退之》诗中有生动的描述。孟郊大韩愈十七岁,四十多岁才中进士,穷困潦倒,韩愈与他为忘年交,曾向两入相的郑余庆保荐:“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8]并向同仁好友称颂:“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9]认为孟诗奇险骇俗,人间难得。贾岛自幼家贫为僧,韩愈赏识他的才华,劝他还俗,鼓励他上进,肯定他做诗有一种“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10]、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派。韩愈器重李贺,不耻下交,特意和弟子皇甫湜登门造访。李贺因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谐音,“肃”与“士”音近,避讳不得赴进士试。韩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讳辩》,断然予以批驳。这些诗人尽管在社会重压下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但没有放弃创作,先后自成一家诗,扬名于时,对中唐诗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根据上述,能说韩愈“尝以诗为文章末事”,重文轻诗吗?贤者如欧阳修,当他偏爱韩文时,在韩愈如何对待诗歌这个问题上就会产生不该有的误解。
参考文献:
[1]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欧阳修.六一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以下注释中韩愈的诗文均出自本书.
[4]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之《毛诗大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送孟东野序.
[6]答孟郊.
[7]论语·阳货.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8]荐士.
[9]醉赠张秘书.
[10]送无本师归范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