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发生时,还有一群人正处在距离震源最近的大地深处,他们是开滦煤矿的1万多名井下工人。然而,地下这1万多名矿工在这场毁灭性的灾害中竟得以生还,震亡率仅为万分之七。
　　冷静和秩序
　　1976年7月27日晚,地震前几小时,全开滦放高产,大多数机关干部和工人一起下了矿井。
　　吕家坨矿,当时井下工人1006名,其中有100多名机关干部,最高领导是这个矿的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
　　大震来临那一刻,一个临时的党支部和指挥部成立,由贾邦友担任书记和指挥。他鼓励大家:“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贾邦友宣布了撤退路线: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
　　从采面撤到大巷,从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是何等艰难。但是,在这个决定生死的通道下却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有的只是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终于来到最后的关口,风井的梯子道。吕家坨矿的风井是竖井,梯子道是矿工生还的唯一通道。这梯子长达90多米,每次只能上一个人。上的人多,会造成拥挤,甚至梯子倒塌。上人少了,又拖延时间,如果地震再次发生,井口变形,剩下的人便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绝对维护好秩序,做到紧而不乱,以最快的速度按顺序撤离。”贾邦友说。
　　“女同志先上!”
　　“新工人上!”
　　“老工人上!”
　　最后是干部,这是一群真正受人尊敬的领导者。贾邦友最后一个返回地面,已经是上午8点半。撤退共用了近5个小时。
　　坚守岗位
　　有个细节不得不提。贾邦友等1006名矿工在井下蜿蜒蠕动时,井下完全断电了,水上来了,通风也停止了,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每个人的体力都快支持不住了。
　　“人们只知道,井下震害比地面要轻,往往不知道井下潜在的凶险。一旦断电停风40分钟以上,地下水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淹没矿井,各种有害气体也会让人窒息。”曾写过《唐山警示录》的张庆洲告诉记者。可是就在这时,巷道里突然吹过一阵凉飕飕的风。原来是负责通风的工作人员,在地震中逃出后并没有回家,没有电就用人力代替电动绞车,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打开了全部风门,保证了矿井的自然通风。
　　其他几个矿井也是一样,地面脱险人员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保证了地下通风,为矿工向地上逃亡争取了时间。
　　唐家庄矿唯一遇难的矿工张勇,是井下炸药库的保管员,地震时张勇距地面仅有150米,因为担心炸药库发生危险,他一直没有撤离岗位,直到飞速上涨的地下水把他吞没。还有林西矿正在值夜班的绞车司机吴显东,地震时绞车房已经摇动不止,吴显东却按操作规程要求,把闸把打到紧急制动的“0”位上。就在那生死攸关的几秒中,车房倒塌,把他砸在里面。当矿上派人把他扒出来时,他仍然坐在操作位上,手还紧握着闸把。
　　奇迹绝非偶然
　　在震前两年,开滦煤矿在国务院69号文件指导下,已经制定了周密的抗震防震计划,并且全部进行了落实。
　　1974年国务院下发的69号文件就曾指示: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开滦煤矿担负着北京、上海等地发电的用煤重任,所以,开滦煤矿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摆在首位。吕家坨矿、范各庄矿的撤退过程几乎就是这份文件的体现版。
　　1975年9月,开滦煤矿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拨出专款进行加固和维修。9月4日,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下发第646号文件规定:“生产系统关键部位的抗震是必保项目,必须在1975、1976年内解决,初步计算共需134万元;与生产关系密切、人员比较集中和存有重要设备的建筑物的抗震工作,初步计算共需133万元;在工房、宿舍中,确实比较危险的部分初步计算共需510万元……”
　　在上个世纪70年代700多万元可以说是天文数字,这些钱都花在了井下、生产区、工房。
　　时至今日,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的都是封闭型的防灾备灾策略。
　　开放型的防灾备灾,开滦便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中国协调办公室主任刘小汉看来恐慌不是由于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老百姓封闭、老百姓缺乏地震科学常识造成的。“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而老百姓参与和不参与防灾,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1期)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