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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有很长一段时期教育是父母的职责。名门贵族和富裕家庭聘请家庭教师教育自己的子女是在公元前3 世纪以后。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罗马的经济实力提高了，而是因为当时提供教师的希腊的国内情况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3 世纪前后的希腊处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死亡及其后的希腊化时期。相对而言，希腊城邦的国力与叙利亚、埃及这样的希腊化大国相比，是比较落后的。尽管如此，希腊人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向海外发展的倾向，在本国内难以施展才能的时候，便会到海外寻求发展。用现代的词来说，就是人才外流。当然，移居到希腊化国家的人居多。但是，也有些希腊的人才外流到了并非希腊化文明圈的地中海西部的国家。
在罗马，一定水平以上的家庭都要求子女同时学习本国语言拉丁语和国际语言希腊语。崇拜希腊对于罗马人来说，甚至成了一种传统。
由于有供有求，公元前3 世纪以后，罗马达官贵人的家中，希腊裔教师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成员。但是家庭教师也有“品牌”。品牌不同，支付的报酬也会不同。
尤里乌斯· 恺撒出生于名门贵族，甚至不亚于科尔涅利乌斯、克劳狄斯家族，但是在经济上处于中等水平。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出身于以学者著称的奥利乌斯一族。她也懂希腊语，具有很高的教养。这位母亲在选择独生子恺撒的家庭教师的时候，采取了实用主义，选择了一位据称在埃及亚历山大接受教育的高卢人。拿现代来说，就类似于聘用在牛津、剑桥学习过的新加坡人或者印度人。恺撒在少年的时候，跟着高卢人家庭教师不仅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还学习了从数学、地理、历史到逻辑学的所有知识。
可以想象，或许他这段少年时期的经历让他在就任独裁官、能够为建构帝国打基础时，首先决定授予医生和教师罗马公民权。正是由于他小时候的家庭教师不是罗马人，而是高卢人，所以他才能想到，不问民族、宗教，只要从事教育就授予罗马公民权，而且在实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不过，在我儿子看来，则是另一种解释：因为恺撒学习希腊语的时候一有错误就要挨打，对家庭教师充满了怨恨，所以在他长大以后，就要报复，进攻并征服了高卢。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古罗马时期教师体罚学生，就跟以前英国的公立学校一样，也是事实。即使身份是奴隶，在惩罚主人孩子的时候也毫不留情。而在古罗马时期，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恺撒的法律规定：授予从事医疗的医生和从事教育的教师罗马公民权。这项法律当时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它甚至改变了时代的潮流。
在雇得起家庭教师的家庭中，奴隶住在家里，他们的孩子也与主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罗马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在长大后理所当然地会就任公职，而自幼一起学习一起长大的奴隶的孩子在成人之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得力助手，比任何人都更加宝贵。而且，有权有势的人家都有财产，在理财方面也需要有才能的人。总之，在罗马的上层家庭，无论是住在家中的奴隶的孩子，还是在奴隶市场上买来的年轻奴隶，都有合理的理由给他们提供教育。有不少希腊裔教师移居到罗马以后，不当家庭教师，而是开办私塾，所以中层以下家庭的子女也就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这个时候能否付得起学费会让他们产生差距。为了缩小这种差距，只有增加教师的数量。恺撒做到了这一点，而且通过制定法律，将之政策化、制度化。
这里便涉及学费的金额。恺撒实行的方法是，像对医生一样，把教师投入自由市场。因此，学费也完全不同。由于后面将要阐述的原因，不能无限地增加学生数量，因此支付给受欢迎的教师的学费比较高。
即使家里有几个孩子达到学龄期，父母是非熟练工人，只要愿意，他们也能够让孩子上私塾。图拉真大帝制定了一项“育英基金”制度，目的就是资助贫穷家庭的孩子。按照这项制度，每个月发放64 阿斯，因此8 阿斯的学费完全支付得起，而且不需要缴教材费。初等教育的“读、写、算”的“读”，就是背诵老师朗读的古今文章。“写”就是把这些文章用铁笔写在学生自带的涂蜡木板上。至于“算”，在最初的一两年，用双手的手指就足够了。使用涂蜡木板这样的“笔记本”则是在进入分数计算以后。更加复杂的计算就需要用算盘。古罗马时期初等教育的对象是7 岁至11 岁。在这5 年中，从学习字母和罗马数字开始，学习所谓的“读、写、算”。这个时期的小学对女子也开放，因此虽然数量不同，但都是采用男女同校的方式。
在选拔罗马军团志愿兵的时候，条件就是拉丁语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在低额学费下初等教育已经非常普及。现代的研究人员也认为，古罗马的文盲率之低在古代来说令人吃惊。另外，军团兵寄给故乡的信，虽然遗留不多，但是从这些信来看，所写的拉丁语相当准确。它们不是出自军官之手，而是出自士兵之手。
另外，他们也学习所谓的“九九乘法”。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中，就有上面写着1×1、2×2 这样的九九乘法表的木版。为了便于计算，他们也使用算盘，从铜制的便携式小算盘至大型的算盘，各式各样。现在已经挖掘出了手里拿着大型算盘的商人浮雕。不过，在古代的中国和巴比伦都使用算盘，所以它并不是罗马人的发明。
在小学学习的数学范围到分数计算为止。分数的计算能力，对于罗马人来说是绝对需要的。这是因为税的计算全部是分数：行省税为“十分之一税”，营业税为“百分之一税”，遗产税为“二十分之一税”。
古罗马中等教育的教学对象是12 岁至17 岁的少年，相当于现代的初中至高中二年级。古罗马时期的教育制度中，中等教育非常重要，甚至拉丁语中的“教师”都来源于表示中等教育的“grammatici schola”一词。学费也稍微高一些。私塾式、露天，这些都与小学一样。但是，中等教育不仅加入了希腊语的学习，而且学习内容也集中于文学和历史。教材则是希腊和罗马著名作家的作品。
上课一般按照下面的顺序进行：首先，教师朗读文章。其次，解释文章内容。再次，挑选重要的词语，寻找它的词源，学习它的含义。然后，查找其他人的作品，寻找是否有与之类似的词语。最后，是相互讨论感想或者批评的时间。这些内容水平相当高，准确把握词语的意思有助于培养向别人正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以擅长演讲而著称的尤里乌斯· 恺撒说过，演讲的好坏取决于选择用词。 古罗马时期的中等教育应该也是学习一般教养的地方。17 岁以后，少年们便走向各自的人生道路。因为军团兵的年龄条件下限也是17 岁，而且17 岁以后的年轻人接受的教育已经完全是专业教育了。
现代的研究人员将“rhetoris schola”翻译为“高中”。这是因为，它是17岁至20 岁的年轻人学习的“学校”。从这里的教学内容来看，其目的是培养律师或者政治家。这里的教师称为“rhetor”，而现代这个词是指大学校长。在古罗马时期，这种学校的教师教的是雄辩术，也就是通过辩论传达思想的技巧。
使用的教材是西塞罗及其他这个领域著名人物的著作。而且，西塞罗的许多著作都是将他自己在法庭上进行的辩论出版发行的书籍，因此最适合作为教材。如果想学习希腊式的雄辩术，从公元前5 世纪至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著名雄辩家吕西阿斯的法庭辩论集则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据说，尤里乌斯· 恺撒的演说一句话就能改变整个局面，他的演说也是一个绝好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罗马时期，几乎没有人终身只做过律师，而律师多半有过从政或担任武将的经历，因此雄辩术对于精英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技能。在现代，越是重要的人物，越是喜欢让人撰写演讲稿。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家中比较多见。在古罗马时期，没有演讲稿撰写人，而且他们也不会想要依靠这种专家。文如其人，文章会体现一个人的整体情况。正因如此，想要成为社会精英的年轻人必须掌握有效地表现自我所需的技能。
当时的罗马有的就是这些教育机构。这是因为，有许多行省出身的、野心勃勃的青年从法国南部、西班牙、迦太基到首都罗马留学。然而，虽然罗马是帝国的首都，却并没有更高的教育机构。这是古罗马的地图上没有标记大规模的学校的原因。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罗马建立霸权的时期，已经有雅典的学园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博学园这两个地中海世界的最高学府，罗马人在征服后也没有想过把它们搬到罗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它作为一项统治异族的政策也很妥当。另外，罗马人是一个重视实用性的民族，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满足培养精英的需要，让别的地方进行更高的教育就行了。
事实上，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和以万卷藏书著称的博学园都不是教育机构，而是研究机构，可以说是本来意义上的研究生院。在这种最高学府学习过的罗马人有不少，包括曾经在雅典留学的西塞罗、诗人贺拉斯，但是没有一个人当过罗马的皇帝，这一点耐人寻味。至于奥古斯都，17 岁便开始进入政治斗争的世界，因此连高中也没有读完。属于军团锻炼出来的韦斯帕芗大帝和图拉真大帝自不必说，连不是军团锻炼出来的哈德良大帝也没有上过大学。在古罗马时期，出人头地与学历毫无关系。然而，尽管社会不问学历，但是罗马帝国对于学园和博学园却给予国家资助。研究机构是国立的，这里的教师享受的年薪，相当于公务员的工资。
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私立学校，这是罗马帝国教育制度的一个特色。恺撒制定的法律，目的在于赋予所有教师罗马公民权，也就是免除当时称为行省税的直接税。教师在享受这个特殊待遇的同时，从事教育时必须收取适当的学费。没有国家指定的教科书、课程这样的东西，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完全由任课教师决定。如果教学效果不好，父母就会将孩子送到其他私塾，因此这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教师也必须不断努力。脱离这种竞争的是最高学府的教师。也许皇帝们虽然没有在这样的地方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们懂得研究与竞争未必是一种好的关系。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的时期，医疗和教育都是私营的，而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却变成了国营。那些认为社会应该用一种思想来统一的人在掌握权力的时候，想要实行的便是按照自己的思想重新组织教育和福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基督教会所做的就是这件事。半个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灭亡了，留下来的是可以称为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庭帝国。位于罗马帝国东方的雅典学园和亚历山大的博学园不久也停办了。这是因为，怀疑是研究的根本。而当时人们成了清一色的基督教徒，必须信仰基督教。
公元前3 世纪前后的希腊处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死亡及其后的希腊化时期。相对而言，希腊城邦的国力与叙利亚、埃及这样的希腊化大国相比，是比较落后的。尽管如此，希腊人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向海外发展的倾向，在本国内难以施展才能的时候，便会到海外寻求发展。用现代的词来说，就是人才外流。当然，移居到希腊化国家的人居多。但是，也有些希腊的人才外流到了并非希腊化文明圈的地中海西部的国家。
在罗马，一定水平以上的家庭都要求子女同时学习本国语言拉丁语和国际语言希腊语。崇拜希腊对于罗马人来说，甚至成了一种传统。
由于有供有求，公元前3 世纪以后，罗马达官贵人的家中，希腊裔教师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成员。但是家庭教师也有“品牌”。品牌不同，支付的报酬也会不同。
尤里乌斯· 恺撒出生于名门贵族，甚至不亚于科尔涅利乌斯、克劳狄斯家族，但是在经济上处于中等水平。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出身于以学者著称的奥利乌斯一族。她也懂希腊语，具有很高的教养。这位母亲在选择独生子恺撒的家庭教师的时候，采取了实用主义，选择了一位据称在埃及亚历山大接受教育的高卢人。拿现代来说，就类似于聘用在牛津、剑桥学习过的新加坡人或者印度人。恺撒在少年的时候，跟着高卢人家庭教师不仅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还学习了从数学、地理、历史到逻辑学的所有知识。
可以想象，或许他这段少年时期的经历让他在就任独裁官、能够为建构帝国打基础时，首先决定授予医生和教师罗马公民权。正是由于他小时候的家庭教师不是罗马人，而是高卢人，所以他才能想到，不问民族、宗教，只要从事教育就授予罗马公民权，而且在实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不过，在我儿子看来，则是另一种解释：因为恺撒学习希腊语的时候一有错误就要挨打，对家庭教师充满了怨恨，所以在他长大以后，就要报复，进攻并征服了高卢。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古罗马时期教师体罚学生，就跟以前英国的公立学校一样，也是事实。即使身份是奴隶，在惩罚主人孩子的时候也毫不留情。而在古罗马时期，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恺撒的法律规定：授予从事医疗的医生和从事教育的教师罗马公民权。这项法律当时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它甚至改变了时代的潮流。
在雇得起家庭教师的家庭中，奴隶住在家里，他们的孩子也与主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罗马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在长大后理所当然地会就任公职，而自幼一起学习一起长大的奴隶的孩子在成人之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得力助手，比任何人都更加宝贵。而且，有权有势的人家都有财产，在理财方面也需要有才能的人。总之，在罗马的上层家庭，无论是住在家中的奴隶的孩子，还是在奴隶市场上买来的年轻奴隶，都有合理的理由给他们提供教育。有不少希腊裔教师移居到罗马以后，不当家庭教师，而是开办私塾，所以中层以下家庭的子女也就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这个时候能否付得起学费会让他们产生差距。为了缩小这种差距，只有增加教师的数量。恺撒做到了这一点，而且通过制定法律，将之政策化、制度化。
这里便涉及学费的金额。恺撒实行的方法是，像对医生一样，把教师投入自由市场。因此，学费也完全不同。由于后面将要阐述的原因，不能无限地增加学生数量，因此支付给受欢迎的教师的学费比较高。
即使家里有几个孩子达到学龄期，父母是非熟练工人，只要愿意，他们也能够让孩子上私塾。图拉真大帝制定了一项“育英基金”制度，目的就是资助贫穷家庭的孩子。按照这项制度，每个月发放64 阿斯，因此8 阿斯的学费完全支付得起，而且不需要缴教材费。初等教育的“读、写、算”的“读”，就是背诵老师朗读的古今文章。“写”就是把这些文章用铁笔写在学生自带的涂蜡木板上。至于“算”，在最初的一两年，用双手的手指就足够了。使用涂蜡木板这样的“笔记本”则是在进入分数计算以后。更加复杂的计算就需要用算盘。古罗马时期初等教育的对象是7 岁至11 岁。在这5 年中，从学习字母和罗马数字开始，学习所谓的“读、写、算”。这个时期的小学对女子也开放，因此虽然数量不同，但都是采用男女同校的方式。
在选拔罗马军团志愿兵的时候，条件就是拉丁语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在低额学费下初等教育已经非常普及。现代的研究人员也认为，古罗马的文盲率之低在古代来说令人吃惊。另外，军团兵寄给故乡的信，虽然遗留不多，但是从这些信来看，所写的拉丁语相当准确。它们不是出自军官之手，而是出自士兵之手。
另外，他们也学习所谓的“九九乘法”。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中，就有上面写着1×1、2×2 这样的九九乘法表的木版。为了便于计算，他们也使用算盘，从铜制的便携式小算盘至大型的算盘，各式各样。现在已经挖掘出了手里拿着大型算盘的商人浮雕。不过，在古代的中国和巴比伦都使用算盘，所以它并不是罗马人的发明。
在小学学习的数学范围到分数计算为止。分数的计算能力，对于罗马人来说是绝对需要的。这是因为税的计算全部是分数：行省税为“十分之一税”，营业税为“百分之一税”，遗产税为“二十分之一税”。
古罗马中等教育的教学对象是12 岁至17 岁的少年，相当于现代的初中至高中二年级。古罗马时期的教育制度中，中等教育非常重要，甚至拉丁语中的“教师”都来源于表示中等教育的“grammatici schola”一词。学费也稍微高一些。私塾式、露天，这些都与小学一样。但是，中等教育不仅加入了希腊语的学习，而且学习内容也集中于文学和历史。教材则是希腊和罗马著名作家的作品。
上课一般按照下面的顺序进行：首先，教师朗读文章。其次，解释文章内容。再次，挑选重要的词语，寻找它的词源，学习它的含义。然后，查找其他人的作品，寻找是否有与之类似的词语。最后，是相互讨论感想或者批评的时间。这些内容水平相当高，准确把握词语的意思有助于培养向别人正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以擅长演讲而著称的尤里乌斯· 恺撒说过，演讲的好坏取决于选择用词。 古罗马时期的中等教育应该也是学习一般教养的地方。17 岁以后，少年们便走向各自的人生道路。因为军团兵的年龄条件下限也是17 岁，而且17 岁以后的年轻人接受的教育已经完全是专业教育了。
现代的研究人员将“rhetoris schola”翻译为“高中”。这是因为，它是17岁至20 岁的年轻人学习的“学校”。从这里的教学内容来看，其目的是培养律师或者政治家。这里的教师称为“rhetor”，而现代这个词是指大学校长。在古罗马时期，这种学校的教师教的是雄辩术，也就是通过辩论传达思想的技巧。
使用的教材是西塞罗及其他这个领域著名人物的著作。而且，西塞罗的许多著作都是将他自己在法庭上进行的辩论出版发行的书籍，因此最适合作为教材。如果想学习希腊式的雄辩术，从公元前5 世纪至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著名雄辩家吕西阿斯的法庭辩论集则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据说，尤里乌斯· 恺撒的演说一句话就能改变整个局面，他的演说也是一个绝好的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古罗马时期，几乎没有人终身只做过律师，而律师多半有过从政或担任武将的经历，因此雄辩术对于精英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技能。在现代，越是重要的人物，越是喜欢让人撰写演讲稿。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家中比较多见。在古罗马时期，没有演讲稿撰写人，而且他们也不会想要依靠这种专家。文如其人，文章会体现一个人的整体情况。正因如此，想要成为社会精英的年轻人必须掌握有效地表现自我所需的技能。
当时的罗马有的就是这些教育机构。这是因为，有许多行省出身的、野心勃勃的青年从法国南部、西班牙、迦太基到首都罗马留学。然而，虽然罗马是帝国的首都，却并没有更高的教育机构。这是古罗马的地图上没有标记大规模的学校的原因。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罗马建立霸权的时期，已经有雅典的学园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博学园这两个地中海世界的最高学府，罗马人在征服后也没有想过把它们搬到罗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它作为一项统治异族的政策也很妥当。另外，罗马人是一个重视实用性的民族，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满足培养精英的需要，让别的地方进行更高的教育就行了。
事实上，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和以万卷藏书著称的博学园都不是教育机构，而是研究机构，可以说是本来意义上的研究生院。在这种最高学府学习过的罗马人有不少，包括曾经在雅典留学的西塞罗、诗人贺拉斯，但是没有一个人当过罗马的皇帝，这一点耐人寻味。至于奥古斯都，17 岁便开始进入政治斗争的世界，因此连高中也没有读完。属于军团锻炼出来的韦斯帕芗大帝和图拉真大帝自不必说，连不是军团锻炼出来的哈德良大帝也没有上过大学。在古罗马时期，出人头地与学历毫无关系。然而，尽管社会不问学历，但是罗马帝国对于学园和博学园却给予国家资助。研究机构是国立的，这里的教师享受的年薪，相当于公务员的工资。
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私立学校，这是罗马帝国教育制度的一个特色。恺撒制定的法律，目的在于赋予所有教师罗马公民权，也就是免除当时称为行省税的直接税。教师在享受这个特殊待遇的同时，从事教育时必须收取适当的学费。没有国家指定的教科书、课程这样的东西，选择教材和教学方法完全由任课教师决定。如果教学效果不好，父母就会将孩子送到其他私塾，因此这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教师也必须不断努力。脱离这种竞争的是最高学府的教师。也许皇帝们虽然没有在这样的地方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们懂得研究与竞争未必是一种好的关系。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的时期，医疗和教育都是私营的，而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却变成了国营。那些认为社会应该用一种思想来统一的人在掌握权力的时候，想要实行的便是按照自己的思想重新组织教育和福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基督教会所做的就是这件事。半个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灭亡了，留下来的是可以称为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庭帝国。位于罗马帝国东方的雅典学园和亚历山大的博学园不久也停办了。这是因为，怀疑是研究的根本。而当时人们成了清一色的基督教徒，必须信仰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