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骥（1909年4月23日—2002年1月5日）是世纪音乐家，因为他经历了几乎整个20世纪，他的创作、研究、教学、组织等音乐活动也都直接地影响着我国20世纪的音乐事业，在我国现代、当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作曲家吕骥的创作丰硕，合唱《凤凰涅槃》《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今已成为全军院校校歌）等许多作品为一代之杰作。同时，作为音乐界领导的吕老对我国的音乐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始终把音乐创作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以最大的精力推动、提高我国的音乐创作；音乐理论家吕骥从20世纪30年代《论国防音乐》到90年代《〈乐记〉理论探新》 ，发表了大量的论著、论文与评论文章，始终把对音乐理论研究放在推动、发展我国音乐事业的指导位置上，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民族音乐学家吕骥在1938年于延安主持成立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开创了我国当代民族音乐学的先河，推动了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60年代五大“集成”编撰的发起与领导，又把我国民族音乐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音乐教育家吕骥从1937年10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工作，并参加延安鲁艺的筹建，在1938—1945七年间担任鲁艺的音乐系主任、教务主任及副院长，以后又担任华北联大、东北鲁艺的副院长、院长，1949—1957年从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到担任副院长，吕老都以最大的精力倾心于音乐教育，为我国音乐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才；吕老与世界音乐的关系甚为密切，他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中说：“要了解今天中国民间音乐的面貌，……还必须研究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各民族的民间音乐，特别是与蒙古、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南洋、中亚细亚诸民族的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其相互的影响”。再如他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统治而创作的《保卫马德里》已被译成西班牙文、英文、德文传播海外，他在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音乐文化的交流中做出了贡献，1985年当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荣誉会员。吕骥同志的一生可谓反躬崇实 ，穷神知化，讲学授艺，著书立说，组织领导，培养人才，他在20世纪我国音乐事业上的建树与功绩，赫赫明明，宣著盛大。吕骥同志的音乐思想，许多学者已作了诸多宏观的探究，本文仅把1985年至1994年间吕老给笔者的10封长信对笔者在研究上所作的指导作一略述，从另一个角度探究吕骥同志的音乐思想。
　　
　　重视人才 培植来者
　　
　　
　　笔者认识吕骥同志是在1979年中国音协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上，那年吕骥同志刚刚步入花甲之年，但仍精采流瞻，刚健不衰，我随身带去了一篇《“花儿”修辞技巧及其与汉文化的交流》的文稿 ，本想这不是音乐方面的论稿，吕老不一定看，但他在会议的中间细读了拙稿，并给予了指导。1980年我把10多年积累与思考撰成的《西夏音乐试探》一文寄给吕老，然后借着调回福建工作路过北京的机会去拜访吕骥同志，那几天他刚访日归来，在繁忙的工作中，在书房里与笔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对西夏音乐这个课题的研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鼓励。今天想来仍有春风拂面、温馨欣慰之感。
　　自此以后，我在西夏音乐、福建南音、《乐记》与《诗学》比较等三个课题的探究中，都把重要的论稿寄给吕老，吕老总是不厌其烦地认真审读，每次都热情而耐心地给我写上二三页或三四页的长信以指导，使我得以成长。比如1990年我把《音乐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书稿寄给吕老，当时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者，自己又在撰写《〈乐记〉理论探新》一书，但他仍审读了全部书稿，并于1991年1月25日写了4页的长信给予指导，还极为谦逊地表示道歉，他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首先要向你抱歉，大作收到时正是我搬家前后，书籍错乱，亟待整理，你的大作也包括在内，所以久被搁下，未及阅读。之后，又因赶写《乐记》的第三篇研究论文，未能抽时间阅读其他论著。直到最近，论文基本完成，才找出你寄来的大作，抽时间分段拜读，前后读你的大作延后了约一年时间，实在不能原谅！
　　对笔者几部书稿的出版，吕老都给予了多方的帮助与关注，亲自向有关出版社推荐、联系，他在1993年6月3日的信中说：
　　 收到你的大作手稿，不几天即遇到音乐出版社的同志，请他代问三编的负责同志，有无可能出版你的大作，可至今无消息。
　　上次收到你的几篇关于西夏音乐论文时，我也托民委文化司同志请代向民族出版社的负责同志问询能否出版你的大作。
　　
　　 吕老对晚学的关心、支持，不仅仅是对笔者一人，受他惠泽的何止百千；吕老热忱地关心、支持、培养人才，一在于他是一位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的重视人才；二更在于他几十年来处于中国音乐界的领导岗位上，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把重视人才、培植来者放在了发展中国音乐事业的战略位置上。
　　
　　自由讨论 百家争鸣
　　
　　 吕老为人诚挚可亲，每次拜访吕老后，他都亲自送到门口；吕老夫人关立人先生也都怕我不认识路，每次都送到地铁站口，真是长者的至爱。
　　 在学术上，他追寻真理，平等探究。1993年6月3日他惠赠笔者一本他的大作《〈乐记〉理论探新》，在扉页上写着：“请多多批评！”笔者写了一篇书评《探新的〈乐记〉研究》，吕老读后于1994年7月9日来信说：
　　 大作倾向于介绍，评论则不甚明显，至于还存在哪些不足和不甚完善之处，则完全没有提到。我估计可能写得匆忙，再加客气，因此就都没有涉及。我热诚地希望你多提一些意见，学术上应该允许自由讨论，发表不同意见，这样才能活跃起来，起到百家争鸣。
　　 收到信后我在拙文中加强了评论，最后提一条意见，认为《乐记》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而不是吕老大著所云“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礼乐观念”的论著。事后我思索着我的观点是否也有绝对之处，不想发表这段意见，吕骥同志于1994年9月14日来信说：
　　 有一点不同意见，不问大小如何，都没有什么问题。相反，如果你说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倒会奇怪，你真的一点意见也没有么？大概是因为照顾到我的面子，所以一点问题也不提。其实问题是有的，只是不提罢了。这样，研究就无法展开了。显然，这反倒不好。以不好为好，不免不真实。
　　
　　 “以不好为好”，就“不真实”了。这话说得多好，表现学者吕骥“穷神知化”、求知、求真、求实的精神。其实，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与吕老相雷同的观点，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也认为“我国先秦的音乐美学思想已超脱意识形态，跃出社会科学的范畴，达到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境地”，这个认识在发表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1992年第3期第34页的拙文《礼乐中和说与中道和谐说》（后收入拙著《音乐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第184页）中是这样说的：“据报道在曾侯乙墓中和编钟一起出土的有二十八宿天相图。二十八宿是我国天文学家为了观察天象及日、月、星在天空中的运行，选取了二十八个星宿作为观测时的标志，又平均分为四组，称四象。二十八宿及四象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初期，形成这个观念的年代要更早。楚人把二十八宿天相图和编钟一起当陪葬品，这说明我国于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已把天体的运行、四季的周转，与音乐的和谐相联系，已认识到宇宙的和谐包涵着宇宙的运行法则。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国先秦的音乐思想已超脱于意识形态，跃出社会科学的范畴，达到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境地，从社会哲学与自然哲学相结合的高度来认识音乐的诸多属性”。不论是作为比笔者年长30岁的长辈，还是作为音乐界的领导，吕老在学术上能这样的平等，一而再之地征求意见，严于律己、反躬崇实地推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实在有着宽博而无私的胸怀！
　　
　　全面辩证发展的乐观
　　
　　 吕骥同志音乐学的观点是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他既注重音乐是感情艺术，音乐学要研究音乐本体；又强调音乐学研究要与生活、与社会结合，形态学研究要结合美学，形态学是发展的，这种学术观点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现分述于下。
　　
　　1. 音乐学要研究音乐本体
　　 笔者于1986年3月写成《福建南音曲体结构》“指”“谱”“曲”三篇论稿，之后，把其中的《福建南音曲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