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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经教授是一个被尘封多年、近年才被人们誉为中国电视之父、中国电影教育之父的传奇人物。
从1953年我担任新闻摄影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时开始，我与孙教授共事已经40年。那时他的课程贯穿学习全程，这些课程为后来的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技术专业课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是，就在他从事电影教育最辉煌的时期，夫妇双双被错划为右派。受专案组指派，我曾与他人一起查看他30-40年代拍摄的全部影片。他拍摄的主要是纪录片和科教片。1934-1948年，孙明经与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的同事制作了100多部电影，翻译了66部美国电影，我们认真地观看了他拍摄的80多部影片，非但没有发现任何反动内容反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如实汇报，作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新中国之前有没有科教片？他的影片有力地回答：“有！”
下面是与他1939年拍成我国第一部科教纪录片《西康》相关的故事。
纪录已经消失了的省份
1938年国民党政府批准设置西康省，新中国成立后被撤销，即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3个州的总面积相当于几个浙江省！
西康省政府主席是刘文辉。为实现建设西康的勃勃雄心，刘文辉不允许他的省政府及下属政府的建筑超过本省的中小学建筑，这其中包括建筑规模、建筑式样和建造经费等。对此，孙明经在影片中以对比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一有趣现象。
解放后任林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刘文辉是由西康走出的传奇人物。孙明经当年在各种场合拍摄的刘文辉镜头，成了他由军阀走向进步人物的历史见证。
打箭炉的水电站
西康省会康定城的旧称是“打箭炉”。走出三山环抱二水夹流的打箭炉，面对大渡河支流雅拉河与折多河滚滚翻腾的水资源，拍摄中的孙明经也看到了中国工业的无限希望：“水力本身就是富源，且可大量输出外省而不需运费，西康不再是贫瘠之省。”
在他的建议和支持下，他的金陵大学校友李万均与父亲李春生两代人，历经千辛万苦，建成了当时属全国最先进的水电站。在水电站建设时期，孙明经还把他金陵大学影音部的教职员带到工地参观、学习，同仁们深感开发能源使祖国富强的道理。至今70年来，这座水电站除不断加大的工业用电外，还供居民生活做饭、取暖用电，即便如此，水力发电的电还是用不完。
汉族牧师的尘缘
孙明经当年在西康重点拍摄的还有一个特例家庭。来自四川大邑的汉族牧师李国光娶了当地一位藏族女子为妻，组建了一个汉藏融合的美好家庭，膝下儿孙满堂。李是知识分子，识五线谱爱好音乐，会许多乐器，还会照相。
1950年解放军十八军进藏经过此地，李牧师和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他的后代有不少军人，也有医生，而只有他一个人信教。
可以想见，孙明经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以极大的敬意拍摄这个题材的。影片还告诉我们，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真正传播开来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则是在近代。
大动干戈的甘孜之恋
那时候由打箭炉到甘孜道路艰难，翻过折多山后要经过丹巴、八美、道孚、炉霍诸县，器材靠马驮，人主要步行。
片中镜头所在，正是1936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处，我从他的镜头上清晰地看到了雅砻江上游一座全藏式的小城，有喇嘛达3000余人的全西康最宏丽的喇嘛庙和最盛大的法会，以及黝黑的甘孜人。在他抵达之前，这里汉藏上层人士正在接待爱国主义者九世班禅的灵柩，九世班禅和三世达赖曾共同领导西藏僧俗与英帝国主义作了坚决斗争。
班禅行辕的卫队长孔萨益多率精兵300人护驾。卫队长与年轻美貌的甘孜女土司德钦旺姆相爱，女土司宁可舍弃一切也要爱这位下级军官。爱情阻力首先来自女土司的义父刘文辉，他怕她倒向西藏势力。一年对峙后发生了一场死伤1000余人的战争，史称“甘孜事变”。血拼中，卫队长率兵冲进土司官邸救出恋人逃出甘孜，以后这对美满夫妻长年生活在青海和内蒙古等地。
孙明经的影片为我们留下了这个动人的故事。唯一不足，就是没有拍摄到女土司的镜头。因为当时正是她被义父软禁之时，只能拍摄被软禁的官邸。我想，这更体现了真人真事的真实动人之处吧……
运送边茶的川康茶马古道
青藏高原不产茶叶可又离不开茶，西康产茶，故而人们叫其边茶，主要供应西藏。边茶生产集中在雅安。边茶从雅安运往西藏，不论走大路还是走小路，都要攀登悬崖绝壁，骡马无法行走，唯有人背。准确地说，这一百多公里的古道并非茶马古道，而是“茶人”古道。
孙明经在雅安拍摄了边茶的生产工艺，又不惧艰险亲临现场，用多种不同景别和角度多变化的镜头，仔细地、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背茶人怎样在悬崖峭壁上攀登。岩石上，有着深深地像蜂窝的凹槽，这是不知从何时起背茶人留下的——他们手执一根结实的棍棒顶在几百斤重的背篓下，以便身体略略放松休息片刻，这无数的棍棒长年累月不断负重在岩石上，便留下了这些凹槽。
这些凹槽是川康茶马古道上的无字书，它们走进了孙明经的电影，向人们诉说着当年古道上那梦幻世界……
锅庄传奇与“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康定自古即唐代以来便是内地人入藏要道,汉藏两族物资交流的贸易中心。无数商旅来到这里要歇脚打尖，人们最初只用3块石头支起一口锅就地夜餐，后来渐渐地支起帐篷、建造房舍，由此便出现了锅庄之称，它是集商贸、休闲、娱乐、郊游等于一身的。孙明经在这里拍摄的影片，有许多精彩舞蹈场面，于是当时的人们就称之为锅庄舞蹈。
孙明经来时，康定锅庄有48家，小规模的锅庄只有一座院落，大型锅庄则拥有十几处之多，他拍摄了最大的一家锅庄，即包家锅庄。此家当年的二小姐包璧君长寿至近年，他弟弟是包家第一代活佛。
包家锅庄有众多奴隶身份的娃子。其中一位九娃是当地美女，多次在孙明经镜头里出现。西部歌王王洛宾也曾与当年的川康考察团同行，不知他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否遇上的就是这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连张望”，凡见过九娃的人都会这样想：这样的歌词，舍九娃还有谁呢！
今天，作为商贸和文化的锅庄没有了，作为锅庄的建筑也荡然无存，唯有从孙明经的电影中能找回记忆！而那美丽的九娃则很长寿，她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早已退休了……
孙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度过的，1992年病逝。可惜，情长纸短写不尽了。在此借用北京电影学院已故院长沈嵩生教授的一封信以表达心境。沈，就是当年同我一起“审查”影片的另一位同志。信上是这样说的：“……您作为先驱者之一，为推动中国电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您作为一位老教授，为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和发展付出了满腔热血。中国电影教育历史的每一篇章，都留下了您的印迹。”
（附记：本文作者鲁明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
●相关资料
孙明经（1911-1992年），中国电影教育先驱，中国电视事业的拓荒者。其父孙熹圣是第一位把CINEMA 叫做“电影” 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在中国大学课堂放映电影的中国教师。
孙明经于1934年开始电影、电视、广播研究、创作和教学的生涯；1936年，创办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专修科，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纪录片《日食》；1946年，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大众传播组委员。
1952年作为业务骨干参与创办发展北京电影学院。“文革”时期曾翻译英、法、德、日、俄各国有关电影电视最新进展的资料200余万字。1976年工宣队撤离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操场上一把火将各种文字资料全数烧尽，其中包括抄家时收走的孙先生7个半麻袋的各种史料。老人闻讯后叹声不绝，以泪洗面。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是聆听孙先生授课的最后一届学生，他那时已70高龄。这届学子中既有日后成为著名导演的摄影师张艺谋，也有如今的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1992年他在北京逝世。
孙明经教授一生有4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他除摄制电影外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今存135、120、大尺寸底片及幻灯片5000余幅。目前，研究孙明经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
从1953年我担任新闻摄影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时开始，我与孙教授共事已经40年。那时他的课程贯穿学习全程，这些课程为后来的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技术专业课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是，就在他从事电影教育最辉煌的时期，夫妇双双被错划为右派。受专案组指派，我曾与他人一起查看他30-40年代拍摄的全部影片。他拍摄的主要是纪录片和科教片。1934-1948年，孙明经与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的同事制作了100多部电影，翻译了66部美国电影，我们认真地观看了他拍摄的80多部影片，非但没有发现任何反动内容反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如实汇报，作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新中国之前有没有科教片？他的影片有力地回答：“有！”
下面是与他1939年拍成我国第一部科教纪录片《西康》相关的故事。
纪录已经消失了的省份
1938年国民党政府批准设置西康省，新中国成立后被撤销，即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3个州的总面积相当于几个浙江省！
西康省政府主席是刘文辉。为实现建设西康的勃勃雄心，刘文辉不允许他的省政府及下属政府的建筑超过本省的中小学建筑，这其中包括建筑规模、建筑式样和建造经费等。对此，孙明经在影片中以对比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一有趣现象。
解放后任林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刘文辉是由西康走出的传奇人物。孙明经当年在各种场合拍摄的刘文辉镜头，成了他由军阀走向进步人物的历史见证。
打箭炉的水电站
西康省会康定城的旧称是“打箭炉”。走出三山环抱二水夹流的打箭炉，面对大渡河支流雅拉河与折多河滚滚翻腾的水资源，拍摄中的孙明经也看到了中国工业的无限希望：“水力本身就是富源，且可大量输出外省而不需运费，西康不再是贫瘠之省。”
在他的建议和支持下，他的金陵大学校友李万均与父亲李春生两代人，历经千辛万苦，建成了当时属全国最先进的水电站。在水电站建设时期，孙明经还把他金陵大学影音部的教职员带到工地参观、学习，同仁们深感开发能源使祖国富强的道理。至今70年来，这座水电站除不断加大的工业用电外，还供居民生活做饭、取暖用电，即便如此，水力发电的电还是用不完。
汉族牧师的尘缘
孙明经当年在西康重点拍摄的还有一个特例家庭。来自四川大邑的汉族牧师李国光娶了当地一位藏族女子为妻，组建了一个汉藏融合的美好家庭，膝下儿孙满堂。李是知识分子，识五线谱爱好音乐，会许多乐器，还会照相。
1950年解放军十八军进藏经过此地，李牧师和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他的后代有不少军人，也有医生，而只有他一个人信教。
可以想见，孙明经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以极大的敬意拍摄这个题材的。影片还告诉我们，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虽已有很长的历史，但真正传播开来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则是在近代。
大动干戈的甘孜之恋
那时候由打箭炉到甘孜道路艰难，翻过折多山后要经过丹巴、八美、道孚、炉霍诸县，器材靠马驮，人主要步行。
片中镜头所在，正是1936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处，我从他的镜头上清晰地看到了雅砻江上游一座全藏式的小城，有喇嘛达3000余人的全西康最宏丽的喇嘛庙和最盛大的法会，以及黝黑的甘孜人。在他抵达之前，这里汉藏上层人士正在接待爱国主义者九世班禅的灵柩，九世班禅和三世达赖曾共同领导西藏僧俗与英帝国主义作了坚决斗争。
班禅行辕的卫队长孔萨益多率精兵300人护驾。卫队长与年轻美貌的甘孜女土司德钦旺姆相爱，女土司宁可舍弃一切也要爱这位下级军官。爱情阻力首先来自女土司的义父刘文辉，他怕她倒向西藏势力。一年对峙后发生了一场死伤1000余人的战争，史称“甘孜事变”。血拼中，卫队长率兵冲进土司官邸救出恋人逃出甘孜，以后这对美满夫妻长年生活在青海和内蒙古等地。
孙明经的影片为我们留下了这个动人的故事。唯一不足，就是没有拍摄到女土司的镜头。因为当时正是她被义父软禁之时，只能拍摄被软禁的官邸。我想，这更体现了真人真事的真实动人之处吧……
运送边茶的川康茶马古道
青藏高原不产茶叶可又离不开茶，西康产茶，故而人们叫其边茶，主要供应西藏。边茶生产集中在雅安。边茶从雅安运往西藏，不论走大路还是走小路，都要攀登悬崖绝壁，骡马无法行走，唯有人背。准确地说，这一百多公里的古道并非茶马古道，而是“茶人”古道。
孙明经在雅安拍摄了边茶的生产工艺，又不惧艰险亲临现场，用多种不同景别和角度多变化的镜头，仔细地、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背茶人怎样在悬崖峭壁上攀登。岩石上，有着深深地像蜂窝的凹槽，这是不知从何时起背茶人留下的——他们手执一根结实的棍棒顶在几百斤重的背篓下，以便身体略略放松休息片刻，这无数的棍棒长年累月不断负重在岩石上，便留下了这些凹槽。
这些凹槽是川康茶马古道上的无字书，它们走进了孙明经的电影，向人们诉说着当年古道上那梦幻世界……
锅庄传奇与“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康定自古即唐代以来便是内地人入藏要道,汉藏两族物资交流的贸易中心。无数商旅来到这里要歇脚打尖，人们最初只用3块石头支起一口锅就地夜餐，后来渐渐地支起帐篷、建造房舍，由此便出现了锅庄之称，它是集商贸、休闲、娱乐、郊游等于一身的。孙明经在这里拍摄的影片，有许多精彩舞蹈场面，于是当时的人们就称之为锅庄舞蹈。
孙明经来时，康定锅庄有48家，小规模的锅庄只有一座院落，大型锅庄则拥有十几处之多，他拍摄了最大的一家锅庄，即包家锅庄。此家当年的二小姐包璧君长寿至近年，他弟弟是包家第一代活佛。
包家锅庄有众多奴隶身份的娃子。其中一位九娃是当地美女，多次在孙明经镜头里出现。西部歌王王洛宾也曾与当年的川康考察团同行，不知他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否遇上的就是这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连张望”，凡见过九娃的人都会这样想：这样的歌词，舍九娃还有谁呢！
今天，作为商贸和文化的锅庄没有了，作为锅庄的建筑也荡然无存，唯有从孙明经的电影中能找回记忆！而那美丽的九娃则很长寿，她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早已退休了……
孙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度过的，1992年病逝。可惜，情长纸短写不尽了。在此借用北京电影学院已故院长沈嵩生教授的一封信以表达心境。沈，就是当年同我一起“审查”影片的另一位同志。信上是这样说的：“……您作为先驱者之一，为推动中国电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您作为一位老教授，为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和发展付出了满腔热血。中国电影教育历史的每一篇章，都留下了您的印迹。”
（附记：本文作者鲁明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
●相关资料
孙明经（1911-1992年），中国电影教育先驱，中国电视事业的拓荒者。其父孙熹圣是第一位把CINEMA 叫做“电影” 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在中国大学课堂放映电影的中国教师。
孙明经于1934年开始电影、电视、广播研究、创作和教学的生涯；1936年，创办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专修科，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纪录片《日食》；1946年，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大众传播组委员。
1952年作为业务骨干参与创办发展北京电影学院。“文革”时期曾翻译英、法、德、日、俄各国有关电影电视最新进展的资料200余万字。1976年工宣队撤离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操场上一把火将各种文字资料全数烧尽，其中包括抄家时收走的孙先生7个半麻袋的各种史料。老人闻讯后叹声不绝，以泪洗面。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是聆听孙先生授课的最后一届学生，他那时已70高龄。这届学子中既有日后成为著名导演的摄影师张艺谋，也有如今的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1992年他在北京逝世。
孙明经教授一生有4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他除摄制电影外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今存135、120、大尺寸底片及幻灯片5000余幅。目前，研究孙明经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