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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不仅是古代士人大群观思想的延续，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直接激发。他提出职业教育应以“有利于群”为取向，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利。为此，他提出在职业教育中加强师生大群意识的培养，并以“发舒内力”和选择最适的职业作为实现“应群需”的途径。这些思想对我国当代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陶行知；职业教育；大群观；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04-0081-04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早期的主要倡导者，他曾与我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共同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曾做该社《教育与职业》的特约撰稿人，对于职业教育的师资、设备、实习等方面都曾有过精辟论述。此外，在他所主持的师范教育和社会大学中，都对职业教育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深刻的理论研究。陶行知先生一生留给我们的职业教育理论精华至今仍散发着无尽光辉[1]。
一、陶行知先生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产生的背景
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思想作为存在的反映，也包涵历史和现实两层属性。所以，一种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这种思想史的延续；另一面也源自现实环境的直接影响。
（一）古代士人大群观的延续
“士”不仅指“士农工商”的“士”，也指我国古代的读书人。我国古代的“士”，并非自古至今一成不变，但是“以道自任，胸怀天下”的传统却延续不辍。先秦时期，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无力弘道，士人挺身而出肩负起“弘道”的大任。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主张士人应该以道为志趣，而不应该过分关注自身的私利。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士志于道”的观点，提出士人无论穷达，都要以“道”为己任，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墨子作为平民阶级的代言人，以“兼爱”思想要求其弟子以天下大群为己任。只要是有利于天下大群的事，就算“伏火蹈刀”，也绝不旋踵。在国运衰败的宋朝，大诗人陆游虽然地位卑微，却能做到不忘忧国。参知政事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从中可以看得出范仲淹以天下大群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
陶行知先生5岁入蒙上学，7岁时进镇上私塾读书。年幼的陶行知曾冒着大雪拜望恩师王老先生，他问：“春秋战国期间，列国充满了斗争。子为什么弑父？兄为何要杀弟？诸侯为何又相互开战？……”王先生长叹一声，说：“唉，人生大罪过，只在自私自利四字。古人说，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你要切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陶行知认真回答：“王老先生的教言，学生一定铭记。”[2] 从小接受的教育为陶行知先生提出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做好了思想铺垫。他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以生利为主义，而生利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群。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中的大群观与传统“士”以“道为己任，胸怀天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陶行知所采取的方式是教育，而古代士人所走的多为“入仕”之途。
（二）社会环境的直接激发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陆续通过武力向清政府索取巨款赔偿，进一步加大了劳动人民的生存压力。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大工厂的生产方式所摧毁，导致在中华大地上延绵几千年的“家本位”社会结构遭到瓦解，人们再也无法过那种“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生活。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目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
“为了改善广大群众悲惨的生活，必须兴办实业”已成为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兴办实业不仅需要设备和原材料，更关键的是需要大量会操作机械的技术工人。我们可以从国外进口先进的设备，但是无法从外国购买技术工人。而工业的发展，又必须要有一大批具备生利能力的工人。在农业社会里，技术人员是通过“师徒式”培养的，但这种小作坊式的培养方式无法满足整个国家工业体系对人才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无法发展，工业不发展就无法实现“应群需”的目的。陶行知敏锐觉察到了“应群需”的目的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职业教育要“利于群”的思想。
二、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集中体现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陶行知通过反驳职业教育的生活主义和衣食主义取向而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生利主义主张。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取向太宽泛，衣食主义容易使人自私，只有生利主义能够有利于“大群”生活条件的改善。国家通过造就具备生利能力的人才，并使其用当其学，则我国到时“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
（一）职业教育大群观的内涵
陶行知认为，职业的作用是生利，所以职业教育应该以生利为取向。而所生的利有两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生产虽有事物之不同，然其有利于群则一”[3]。可见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群”。职业教育实现这个最终目的的途径就是培养具有生利能力的人，所以，陶行知说“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4]。
当前，我国注重于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教育目的，职业教育尤甚。以叶澜为代表的“生命·实践”学派认识到了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教育对生命的扼杀，转而提出教育的生命取向，以保存教育的生命气息。但是此三者的教育都无法体现出“利于群，应群需”的大群观。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教育目的虽然也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只能将其看成个人利益的扩大化而已。而陶行知所说的“利于群”，则是很纯粹的。
（二）实现职业教育大群观的路径选择
为切实践行职业教育的大群观，陶行知认为必须从大群意识的树立，发舒学生的内力，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三方面来着手。 1.大群意识的树立
陶行知认为，“职业教育苟以衣食主义相号召，则教师为衣食教，学生为衣食学。无声无息之中隐然养成一副自私之精神。”[5] 衣食是人类最低级的需要，如果沉迷于低级需要而不上进，人生就无法实现超越，就无法上达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20世纪初，一般美国民众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学赚钱（Learning to earn），当时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咸以其近于自私，尝为词辟之”。陶行知也担心“吾国当兹民生穷蹙之际，国人已以衣食为口头禅，兴学者又从而助长其焰，吾深惧国人自私之念，将一发难餍矣”[6]。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不希望职业教育成为造成国人自私之心膨胀的帮凶。
大群观是一种利他的观念。利他就是行义，行义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形式。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义；一种是自省。朱熹集注言：“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於义也。”自省就是将心灵的眼睛审视着自己的灵魂。为使师生形成职业教育的大群观，陶行知要求师生在“生产一事一物时，必自审曰：‘吾能生产乎?吾所生产之事物于群有利乎? ’使教师学生于不知不觉中自具一种利群之精神。”[7]
2.发舒内力以应群需
传授给学生一定的技能，并不能保证他就会服务于大群。同理，有了服务于大群的意识，而没有掌握过硬的技能，意识只能表现为无意义的口号。有鉴于此，陶行知提出“发舒内力以应群需”，将“内力”作为实现应“群需”的前提条件。“内力”是指人的内在潜力，“发舒内力”就是要诱发出人的内在潜能。中庸有言：“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因此，为了达到对事物的充分利用，必须充分发舒个体内力。也只有当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时，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服务社会，职业教育才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
3.选最适之职业以应群需
形成职业教育大群观意识的人，需要通过个人内在潜能的释放来践行自己的想法，而职业是实现思想的载体之一。理想状态下人们总是希望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来展示自己的潜能。据此，陶行知认为当时职业教育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学生择业不当，表现为“学生择事不慎，则在校之时，学不能专；出校之后，行非所学。其弊也：学农者不归农，学商者不归商”。为使学生能够“归业”，陶行知先生提出精选职业之方法——实习和选择职业的标准——最适与非最适。陶行知认为实习应该是农工商及其他专业的一门课程，学生都应该亲历实习。实习的时间以实习内容为依归，可长可短。但是实习的情境必须是真实的工作环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认清自己的才能和兴味点。“最适与非最适”的标准是看个人的才能和兴味与工作要求的吻合程度。当我们的才能和兴味与某份工作要求的吻合度最高时，这份工作相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适”的。陶行知认为：“因其最适而选之，则才能足以成事，兴味足以乐业，将见学当其性，用当其学，群与我皆食无穷之益矣。”[8] 所以当我们为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而学习时，“生大利不难，岂仅生利己哉!”相反，如果不是为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而学习，“则虽居学习生利之名，而究其将来之生利与否，仍未可必”[9]。可见，“应群需”的前提不仅在于个人形成大群观和发展自己的内力，还取决于个人能否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三、陶行知职业教育大群观对我国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以“应群需”为导向，培养学校和学生的大群观
当前政府已经能够从宏观层面认识到职业教育“应群需”的功能，如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但是在中观的职业学校层面和微观的学生层面，职业教育的大群观依然很淡薄。在高等教育扩招和生源数量下降的严峻形势下，职业学校的掌门人最关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以延续学校的“香火”。职业学校就像一个贫病交加的落魄之人，必须想方设法寻找食物。一般来说，一个为了保存性命而挣扎的人，是难有理想的，即通常所说的人穷志短。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在就业形势极度严峻的形势下，进职业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能找个好工作，完全是以“衣食”为主义的。
学生进入职业学校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然而技术是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作为一个整全的人，不仅应该具备生利的技能，同样应该具有人情味。因此，要树立起职业教育的大群观意识，增进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的人文意识不至于在技术的围剿下沦陷。此外，增强职业学校和学生的大群意识，还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的价值。因为学校和个人的价值是建立在利他的基础上的，只有在帮助别人时，自身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二）以“发舒内力”为手段，践行职业教育的大群观
职业教育大群观的实现，主要靠其所培养出的“内力”充分发展的人才。民国初期，我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人生问题的大讨论。以张君劢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人生问题只能通过人文学科来解决；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认为，科学也能解决人生问题。陶行知则两者兼有，因为他留学美国时师从杜威和孟禄两位先生，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孟禄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所以，陶行知所说的“内力”是中西教育思想的结合体。我国古代教育注重的是个人修养。而西方近代教育培养的是学生对外部世界的探索能力。陶行知所说的“发舒内力”是指职业教育不仅要传授生利的技能,而且要使人性得到完善,培养“职业学问一贯”，“有生活能力,能手脑双挥，在劳力上劳心,善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人。”
（三）以“大群观”为追求，提升职教师生的人生境界
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正是这种意识，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10]。人生从低到高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四种境界。而值得追求的只有后两者。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辅相成的，具备一技之长的学生如果只顾求自己的利，其行为就是为利的；相反，如果学生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求社会的利，其行为就是行义的。陶行知的“大群观”是鼓励学生掌握科学技术之后，去从事“利于群”的工作。不管是以物利群还是以事利群，本质都是“行义”。行义的过程同样是个体自我实现的过程，个体的价值通过自我实现的过程而得到彰显。“行义”的行为本身是道德的，但不能说行义之人的境界就是道德境界。要达到道德境界，必须要经过“集义”的功夫。只有如此，才可使人常驻于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中。 参考文献
[1]顾晗涵. 陶行知职业教育理论对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启示[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12.
[2]陈模.陶行知de童年故事[J].孩子天地,2002(10):18-19.
[3][4][5][6][7][8][9]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7.7.7.7.7.8.12.
[10]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4.
Initial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Collective Benefit 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ao Xingzhi
——An Explan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Collective Benefit Vocational Education
YE Jinyi
(Guangxi Teachers’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01,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ao Xingzhi has been inspirited by both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n Chinese education thought. He proposed that the foc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doctrine of collective benefit rather than self-interest. In this sense, he believed that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ought to train and enhance the collective benefit view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try to efficiently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abilities and ultimately help students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careers.
Key words Tao Xingzhi; vocational education; doctrine of collective benefit
关键词 陶行知；职业教育；大群观；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04-0081-04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早期的主要倡导者，他曾与我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共同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曾做该社《教育与职业》的特约撰稿人，对于职业教育的师资、设备、实习等方面都曾有过精辟论述。此外，在他所主持的师范教育和社会大学中，都对职业教育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深刻的理论研究。陶行知先生一生留给我们的职业教育理论精华至今仍散发着无尽光辉[1]。
一、陶行知先生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产生的背景
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思想作为存在的反映，也包涵历史和现实两层属性。所以，一种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这种思想史的延续；另一面也源自现实环境的直接影响。
（一）古代士人大群观的延续
“士”不仅指“士农工商”的“士”，也指我国古代的读书人。我国古代的“士”，并非自古至今一成不变，但是“以道自任，胸怀天下”的传统却延续不辍。先秦时期，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无力弘道，士人挺身而出肩负起“弘道”的大任。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主张士人应该以道为志趣，而不应该过分关注自身的私利。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士志于道”的观点，提出士人无论穷达，都要以“道”为己任，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墨子作为平民阶级的代言人，以“兼爱”思想要求其弟子以天下大群为己任。只要是有利于天下大群的事，就算“伏火蹈刀”，也绝不旋踵。在国运衰败的宋朝，大诗人陆游虽然地位卑微，却能做到不忘忧国。参知政事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从中可以看得出范仲淹以天下大群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
陶行知先生5岁入蒙上学，7岁时进镇上私塾读书。年幼的陶行知曾冒着大雪拜望恩师王老先生，他问：“春秋战国期间，列国充满了斗争。子为什么弑父？兄为何要杀弟？诸侯为何又相互开战？……”王先生长叹一声，说：“唉，人生大罪过，只在自私自利四字。古人说，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你要切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陶行知认真回答：“王老先生的教言，学生一定铭记。”[2] 从小接受的教育为陶行知先生提出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做好了思想铺垫。他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以生利为主义，而生利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群。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中的大群观与传统“士”以“道为己任，胸怀天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陶行知所采取的方式是教育，而古代士人所走的多为“入仕”之途。
（二）社会环境的直接激发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陆续通过武力向清政府索取巨款赔偿，进一步加大了劳动人民的生存压力。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大工厂的生产方式所摧毁，导致在中华大地上延绵几千年的“家本位”社会结构遭到瓦解，人们再也无法过那种“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生活。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目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
“为了改善广大群众悲惨的生活，必须兴办实业”已成为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兴办实业不仅需要设备和原材料，更关键的是需要大量会操作机械的技术工人。我们可以从国外进口先进的设备，但是无法从外国购买技术工人。而工业的发展，又必须要有一大批具备生利能力的工人。在农业社会里，技术人员是通过“师徒式”培养的，但这种小作坊式的培养方式无法满足整个国家工业体系对人才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无法发展，工业不发展就无法实现“应群需”的目的。陶行知敏锐觉察到了“应群需”的目的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职业教育要“利于群”的思想。
二、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集中体现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陶行知通过反驳职业教育的生活主义和衣食主义取向而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生利主义主张。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取向太宽泛，衣食主义容易使人自私，只有生利主义能够有利于“大群”生活条件的改善。国家通过造就具备生利能力的人才，并使其用当其学，则我国到时“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
（一）职业教育大群观的内涵
陶行知认为，职业的作用是生利，所以职业教育应该以生利为取向。而所生的利有两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生产虽有事物之不同，然其有利于群则一”[3]。可见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群”。职业教育实现这个最终目的的途径就是培养具有生利能力的人，所以，陶行知说“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4]。
当前，我国注重于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教育目的，职业教育尤甚。以叶澜为代表的“生命·实践”学派认识到了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教育对生命的扼杀，转而提出教育的生命取向，以保存教育的生命气息。但是此三者的教育都无法体现出“利于群，应群需”的大群观。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教育目的虽然也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只能将其看成个人利益的扩大化而已。而陶行知所说的“利于群”，则是很纯粹的。
（二）实现职业教育大群观的路径选择
为切实践行职业教育的大群观，陶行知认为必须从大群意识的树立，发舒学生的内力，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三方面来着手。 1.大群意识的树立
陶行知认为，“职业教育苟以衣食主义相号召，则教师为衣食教，学生为衣食学。无声无息之中隐然养成一副自私之精神。”[5] 衣食是人类最低级的需要，如果沉迷于低级需要而不上进，人生就无法实现超越，就无法上达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20世纪初，一般美国民众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学赚钱（Learning to earn），当时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咸以其近于自私，尝为词辟之”。陶行知也担心“吾国当兹民生穷蹙之际，国人已以衣食为口头禅，兴学者又从而助长其焰，吾深惧国人自私之念，将一发难餍矣”[6]。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不希望职业教育成为造成国人自私之心膨胀的帮凶。
大群观是一种利他的观念。利他就是行义，行义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形式。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集义；一种是自省。朱熹集注言：“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於义也。”自省就是将心灵的眼睛审视着自己的灵魂。为使师生形成职业教育的大群观，陶行知要求师生在“生产一事一物时，必自审曰：‘吾能生产乎?吾所生产之事物于群有利乎? ’使教师学生于不知不觉中自具一种利群之精神。”[7]
2.发舒内力以应群需
传授给学生一定的技能，并不能保证他就会服务于大群。同理，有了服务于大群的意识，而没有掌握过硬的技能，意识只能表现为无意义的口号。有鉴于此，陶行知提出“发舒内力以应群需”，将“内力”作为实现应“群需”的前提条件。“内力”是指人的内在潜力，“发舒内力”就是要诱发出人的内在潜能。中庸有言：“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因此，为了达到对事物的充分利用，必须充分发舒个体内力。也只有当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时，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服务社会，职业教育才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
3.选最适之职业以应群需
形成职业教育大群观意识的人，需要通过个人内在潜能的释放来践行自己的想法，而职业是实现思想的载体之一。理想状态下人们总是希望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来展示自己的潜能。据此，陶行知认为当时职业教育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学生择业不当，表现为“学生择事不慎，则在校之时，学不能专；出校之后，行非所学。其弊也：学农者不归农，学商者不归商”。为使学生能够“归业”，陶行知先生提出精选职业之方法——实习和选择职业的标准——最适与非最适。陶行知认为实习应该是农工商及其他专业的一门课程，学生都应该亲历实习。实习的时间以实习内容为依归，可长可短。但是实习的情境必须是真实的工作环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认清自己的才能和兴味点。“最适与非最适”的标准是看个人的才能和兴味与工作要求的吻合程度。当我们的才能和兴味与某份工作要求的吻合度最高时，这份工作相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适”的。陶行知认为：“因其最适而选之，则才能足以成事，兴味足以乐业，将见学当其性，用当其学，群与我皆食无穷之益矣。”[8] 所以当我们为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而学习时，“生大利不难，岂仅生利己哉!”相反，如果不是为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而学习，“则虽居学习生利之名，而究其将来之生利与否，仍未可必”[9]。可见，“应群需”的前提不仅在于个人形成大群观和发展自己的内力，还取决于个人能否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三、陶行知职业教育大群观对我国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一）以“应群需”为导向，培养学校和学生的大群观
当前政府已经能够从宏观层面认识到职业教育“应群需”的功能，如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但是在中观的职业学校层面和微观的学生层面，职业教育的大群观依然很淡薄。在高等教育扩招和生源数量下降的严峻形势下，职业学校的掌门人最关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以延续学校的“香火”。职业学校就像一个贫病交加的落魄之人，必须想方设法寻找食物。一般来说，一个为了保存性命而挣扎的人，是难有理想的，即通常所说的人穷志短。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在就业形势极度严峻的形势下，进职业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能找个好工作，完全是以“衣食”为主义的。
学生进入职业学校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然而技术是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作为一个整全的人，不仅应该具备生利的技能，同样应该具有人情味。因此，要树立起职业教育的大群观意识，增进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的人文意识不至于在技术的围剿下沦陷。此外，增强职业学校和学生的大群意识，还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的价值。因为学校和个人的价值是建立在利他的基础上的，只有在帮助别人时，自身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二）以“发舒内力”为手段，践行职业教育的大群观
职业教育大群观的实现，主要靠其所培养出的“内力”充分发展的人才。民国初期，我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人生问题的大讨论。以张君劢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人生问题只能通过人文学科来解决；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认为，科学也能解决人生问题。陶行知则两者兼有，因为他留学美国时师从杜威和孟禄两位先生，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孟禄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所以，陶行知所说的“内力”是中西教育思想的结合体。我国古代教育注重的是个人修养。而西方近代教育培养的是学生对外部世界的探索能力。陶行知所说的“发舒内力”是指职业教育不仅要传授生利的技能,而且要使人性得到完善,培养“职业学问一贯”，“有生活能力,能手脑双挥，在劳力上劳心,善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人。”
（三）以“大群观”为追求，提升职教师生的人生境界
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正是这种意识，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10]。人生从低到高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四种境界。而值得追求的只有后两者。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辅相成的，具备一技之长的学生如果只顾求自己的利，其行为就是为利的；相反，如果学生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求社会的利，其行为就是行义的。陶行知的“大群观”是鼓励学生掌握科学技术之后，去从事“利于群”的工作。不管是以物利群还是以事利群，本质都是“行义”。行义的过程同样是个体自我实现的过程，个体的价值通过自我实现的过程而得到彰显。“行义”的行为本身是道德的，但不能说行义之人的境界就是道德境界。要达到道德境界，必须要经过“集义”的功夫。只有如此，才可使人常驻于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中。 参考文献
[1]顾晗涵. 陶行知职业教育理论对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启示[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12.
[2]陈模.陶行知de童年故事[J].孩子天地,2002(10):18-19.
[3][4][5][6][7][8][9]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7.7.7.7.7.8.12.
[10]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4.
Initial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Collective Benefit 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ao Xingzhi
——An Explan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Collective Benefit Vocational Education
YE Jinyi
(Guangxi Teachers’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01,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ao Xingzhi has been inspirited by both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n Chinese education thought. He proposed that the foc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doctrine of collective benefit rather than self-interest. In this sense, he believed that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ought to train and enhance the collective benefit view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try to efficiently develop students’ potential abilities and ultimately help students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careers.
Key words Tao Xingzhi; vocational education; doctrine of collective benef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