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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新闻之夜》节目编辑马克·厄尔本说，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明，2017年对西方国家来说将是困难的一年。
2016年底，马克·厄尔本分析“民粹主义”抬头可能让2017年外交官们的工作变得艰难。而目前有迹象表明，西方为国际游戏制定规则的能力甚至也开始动摇。
美国受限
国际规则悄然变化
2010～2015年期间英国外交事务负责人西蒙·弗雷泽爵士说：“冷战后，西方主导全球化，美国占据主导的优势地位，以及自由开放的国际价值观顺利推行的时代已经结束。”
曾经在2009～2010年里担任北约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的美国将军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则认为：“目前我们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所周知的国际秩序的强调，反映出一种在不同层次上的权力下放或者权力碎片化。”
2016年后半年以来发生系列重要国际事件，包括下列：
俄罗斯被指在美国大选中使用了网络黑客窃取的信息（影响选举）;
叙利亚阿勒颇东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外国支持者遭到镇压，其间使用了许多国家禁止的大规模使用针对平民的武器;
包括俄罗斯和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一些国际贸易谈判破裂，包括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宣布美国要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叙利亚发生的事件凸显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未能就制止这场危机达成任何一致。事实上，自从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在严重的国际危机之际，几大国鲜有团结，特别是当其中一个常任理事国感觉到它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更是这样。
1991年，联合国赞同美国领导了一场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这是理事会实际上支持发动战争的一个罕见的例子，但那只是昙花一现。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帕特里克·波特教授认为，我们最近的国际秩序的概念，“是建立在一种不寻常的美国主导的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建立的看法，这种不寻常的优势犹有尽时。”他补充说：“这种秩序从外部发挥了巨大作用，将世界经济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使得西方更难以强加它的意志。”
当然，许多人都会乐见美国在多年里在全球“主导”地位的削弱，以及出现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
新秩序正在形成
在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里，随着在西方大学里受到教育的老一代政治家被更替，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的新一代也有一种自主意识。
从南非和其他一些退出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非洲国家的例子来看，这是被视为（国际法庭）不公平原因造成的结果。冈比亚的信息部长说，国际法院被人利用，“用来迫害非洲人，特别是非洲的领导人”。
如果说，现在在世界很多地方，那些由“殖民主义者”或者西方列强制订的老规矩以及不适时宜的话，这些规定至少包含了几十年来很多国家愿意，或者至少是口头赞同的一套价值体系。
一些正在兴起的强大的意识形态，不论俄国的东正教影响下的国家命运说，还是指导沙特或是伊朗政策的迥然不同的思想形态，都只对它们自己的人民有吸引力，对其他人几乎没有多少影响。
实际上，这些民族或者宗教的学说的关键，都在于拒绝接受国际现状。
一些非国家组织（包括比如真主党或博科圣地）也提出了很多挑战。在安全、金融或者技术领域，新的干扰因素形成对现行秩序很大的威胁，以至于麦克里斯特尔将军认为：“不禁让人想象出一个后世界末日的、强者生存的乱世景象。”
虽然这种巨大挑战来自外部，但也有波特教授所描述为“对内部的波坏”。西方自己内部就有诸多分歧。比如说，特朗普当选就让人们担心发生新的贸易战。
如果这位当选总统履行他的各种竞选承诺的话，西蒙·弗雷泽爵士说，那么，“我们正在进入一段艰难的、大国竞力的外交政策时期：在权力和国家利益的驱动下，会有更多的现实交易，更多的对抗，而不是形成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或者集体意识。”
双边外交占主流
叙利亚内战最新停火协议由俄罗斯主导
今后更多的重点将是双边（两国之间）而不是多边外交。这可能会让国际关系变得更像19世纪的感觉。波特教授说：“我们举措感觉不佳，而且没有准备，参与一场更像过去历史上‘正常’的外交，在与其他大国竞争的同时也展开合作。”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关系，就是后意识形态治国方略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在土耳其击落了俄罗斯的一架战机后，他们2016年在圣彼得堡举行了一次摒弃前嫌的峰会，在叙利亚问题上迅速从对抗和经济制裁转变成战略合作。
但具有民主传统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美国，以及它们各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能否做到像那些手握专制权力国家的强有力领导人那样雷厉风行呢？
英国前首席外交官，西蒙·弗雷泽认为：“法律，组织，条约，以及其他‘交通规则’仍是至关重要的，但都很可能会改头换面，在一个得到世界足够多数的国家认可、而具有一定公信度的大框框里继续磨合。”
全球目前形势的板块构造似乎陷西方社会于无法改变的不利境地。
西方的军队（在许多情况下）放弃使用集束炸弹或地雷，而叙利亚和俄罗斯在最近几个月毫无约束地使用这些武器;西方能回敬俄罗斯，或者其他有政治目标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对那些媒体受到广泛控制的国家如何回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受到质疑。
经济停滞又在此时雪上加霜，保护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高调增加了形势的紧张，乃至于你不得不严肃地提出问题：北约和欧盟是否还能维持不变熬过2017年。
2017年意大利、荷兰、法国和德国的一系列大选，将是对欧盟的严峻考验，特别是欧元。
至于北约，美当选总统特朗普建议，要美国未来提供保护，欧洲盟国需要付出更多资金。
而对一度是老关系的盟友发出警告也不是单方面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暗示，今后和美国的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华盛顿需要“尊重法治和个人尊严”。
在这一时期，有很多机遇，也有很多危险。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国家能否抓住机遇，掌握局面，还是它们仅能随波逐流？（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大国）
2016年底，马克·厄尔本分析“民粹主义”抬头可能让2017年外交官们的工作变得艰难。而目前有迹象表明，西方为国际游戏制定规则的能力甚至也开始动摇。
美国受限
国际规则悄然变化
2010～2015年期间英国外交事务负责人西蒙·弗雷泽爵士说：“冷战后，西方主导全球化，美国占据主导的优势地位，以及自由开放的国际价值观顺利推行的时代已经结束。”
曾经在2009～2010年里担任北约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的美国将军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则认为：“目前我们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所周知的国际秩序的强调，反映出一种在不同层次上的权力下放或者权力碎片化。”
2016年后半年以来发生系列重要国际事件，包括下列：
俄罗斯被指在美国大选中使用了网络黑客窃取的信息（影响选举）;
叙利亚阿勒颇东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外国支持者遭到镇压，其间使用了许多国家禁止的大规模使用针对平民的武器;
包括俄罗斯和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一些国际贸易谈判破裂，包括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宣布美国要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叙利亚发生的事件凸显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未能就制止这场危机达成任何一致。事实上，自从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在严重的国际危机之际，几大国鲜有团结，特别是当其中一个常任理事国感觉到它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更是这样。
1991年，联合国赞同美国领导了一场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这是理事会实际上支持发动战争的一个罕见的例子，但那只是昙花一现。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帕特里克·波特教授认为，我们最近的国际秩序的概念，“是建立在一种不寻常的美国主导的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建立的看法，这种不寻常的优势犹有尽时。”他补充说：“这种秩序从外部发挥了巨大作用，将世界经济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使得西方更难以强加它的意志。”
当然，许多人都会乐见美国在多年里在全球“主导”地位的削弱，以及出现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
新秩序正在形成
在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里，随着在西方大学里受到教育的老一代政治家被更替，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的新一代也有一种自主意识。
从南非和其他一些退出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非洲国家的例子来看，这是被视为（国际法庭）不公平原因造成的结果。冈比亚的信息部长说，国际法院被人利用，“用来迫害非洲人，特别是非洲的领导人”。
如果说，现在在世界很多地方，那些由“殖民主义者”或者西方列强制订的老规矩以及不适时宜的话，这些规定至少包含了几十年来很多国家愿意，或者至少是口头赞同的一套价值体系。
一些正在兴起的强大的意识形态，不论俄国的东正教影响下的国家命运说，还是指导沙特或是伊朗政策的迥然不同的思想形态，都只对它们自己的人民有吸引力，对其他人几乎没有多少影响。
实际上，这些民族或者宗教的学说的关键，都在于拒绝接受国际现状。
一些非国家组织（包括比如真主党或博科圣地）也提出了很多挑战。在安全、金融或者技术领域，新的干扰因素形成对现行秩序很大的威胁，以至于麦克里斯特尔将军认为：“不禁让人想象出一个后世界末日的、强者生存的乱世景象。”
虽然这种巨大挑战来自外部，但也有波特教授所描述为“对内部的波坏”。西方自己内部就有诸多分歧。比如说，特朗普当选就让人们担心发生新的贸易战。
如果这位当选总统履行他的各种竞选承诺的话，西蒙·弗雷泽爵士说，那么，“我们正在进入一段艰难的、大国竞力的外交政策时期：在权力和国家利益的驱动下，会有更多的现实交易，更多的对抗，而不是形成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或者集体意识。”
双边外交占主流
今后更多的重点将是双边（两国之间）而不是多边外交。这可能会让国际关系变得更像19世纪的感觉。波特教授说：“我们举措感觉不佳，而且没有准备，参与一场更像过去历史上‘正常’的外交，在与其他大国竞争的同时也展开合作。”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关系，就是后意识形态治国方略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在土耳其击落了俄罗斯的一架战机后，他们2016年在圣彼得堡举行了一次摒弃前嫌的峰会，在叙利亚问题上迅速从对抗和经济制裁转变成战略合作。
但具有民主传统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美国，以及它们各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能否做到像那些手握专制权力国家的强有力领导人那样雷厉风行呢？
英国前首席外交官，西蒙·弗雷泽认为：“法律，组织，条约，以及其他‘交通规则’仍是至关重要的，但都很可能会改头换面，在一个得到世界足够多数的国家认可、而具有一定公信度的大框框里继续磨合。”
全球目前形势的板块构造似乎陷西方社会于无法改变的不利境地。
西方的军队（在许多情况下）放弃使用集束炸弹或地雷，而叙利亚和俄罗斯在最近几个月毫无约束地使用这些武器;西方能回敬俄罗斯，或者其他有政治目标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对那些媒体受到广泛控制的国家如何回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受到质疑。
经济停滞又在此时雪上加霜，保护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高调增加了形势的紧张，乃至于你不得不严肃地提出问题：北约和欧盟是否还能维持不变熬过2017年。
2017年意大利、荷兰、法国和德国的一系列大选，将是对欧盟的严峻考验，特别是欧元。
至于北约，美当选总统特朗普建议，要美国未来提供保护，欧洲盟国需要付出更多资金。
而对一度是老关系的盟友发出警告也不是单方面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暗示，今后和美国的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华盛顿需要“尊重法治和个人尊严”。
在这一时期，有很多机遇，也有很多危险。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国家能否抓住机遇，掌握局面，还是它们仅能随波逐流？（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