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红剧迎来了一轮播出高潮。全国39条院线重点推介28部影片，并被寄予了超过10亿元总票房“厚望”的同时，各省市级电视台也收到广电总局的通知，其内容被解读为“禁播令”——5至7月的荧屏要给红剧让道。虽然，观众、业界人士、专家对于红剧新作褒贬不一；但是，回望红剧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题材从单一到多元，人物从“绷着脸”到回归人性……点滴改变之中，无不映衬出社会演进、时代变迁的轨迹。
　　1958 年 6 月，刚满月不久的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播出了电视剧《一口菜饼子》，以配合当时中共中央倡导的“忆苦思甜”、“节约粮食”，可以说这是中国红剧（主旋律电视剧）的滥觞。尽管此时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在新中国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呱呱坠地的电视剧，就已被赋予了传播国家政策和理念的重任。
　　从“菜饼子”开始到1966 年，全国各省市共计生产了约200部电视剧，剧情绝大多数都是歌颂新中国的崭新面貌，而人物大多概念化，用带有明显说教意味的语言诠释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在电视节目极度匮乏的年代，当成百双好奇的眼睛在夜幕降临之后紧盯着一个黑白电视机的时候，这些电视剧的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机渐渐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电视剧产量大增。1989年，在电影界第一次提出了“主旋律”口号的两年之后，广电部（国家广电总局前身）召开了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正式提出要“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主旋律电视剧，其中一些革命历史题材，比如展现党和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艰难岁月、艰苦斗争的剧作，在业内人士看来，就是今日所谓之红剧。
　　而与此同时，电视（频道）也日益显现出大众传媒的特质，电视剧中流行文化的元素越来越多。随着电视制作机构的增多，电视剧投资额、产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投放总额上升，电视频道也在不断扩容。2003年，电视剧产量首次突破万集大关，并在此后逐年猛增。由此，在宣传政策、传播国家意识形态之外，红剧亦不可避免地考虑起市场需求，萌生出市场化趋向，成为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商品”。
　　
　　启用明星，追求神似
　　
　　经典红剧包括三类题材：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战役，革命伟人的经历。老剧新拍，是在新时期重温经典、延续和发扬革命伟人的事迹和精神的一种客观需要，也是满足新一代电视观众欣赏趣味之举。珠玉在前，再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其中，特型演员这一关就不太好过。
　　特型演员的概念来自苏联，意在“重现当年领袖工作生活情景”，用一个固定的、与领袖面貌相似的演员饰演其在影视剧作品中的角色。在苏联解体后，中国这边风景独好。比如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邓小平的特型演员卢奇，周恩来的特型演员王铁成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有的甚至连口音、细微动作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但是，近年来，特型演员在主旋律影视剧中出现频率明显降低，特别是表现领袖青年时代的作品，选角更趋于明星化和年轻化。
　　任何人都是从青年时代成长起来的，伟人亦不例外。导演胡玫就在电视剧《开天辟地》中启用了一干中青年明星主演，黄海冰虽然在形似上略输一筹，但胡玫却夸赞他这个“毛泽东”，在“相貌、举止、语气上与伟人非常神似”。《旗帜》的剧作者之一、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谢春涛教授，也对启用明星、追求神似表示了肯定。他认为，“受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年轻人，要考虑他们的认知特点。如果不用新的方式吸引他们，他们也许会排斥”。
　　身处产业时代，市场必然要求电视剧要高张明星旗帜，推陈出新。形神兼备当然再好不过，在要求经济效益并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的情况下，若形似不能过多要求，那就只能希冀明星演员在神似方面别让人太失望。但如果明星的外形特征和史实严重不符，招致非议是自然的。因为演绎领袖毕竟不是拍007电影，几十年了，詹姆斯·邦德换了一茬又一茬，只要英俊无比外加本领高强，人们根本不在乎他长什么样。
　　明星化≠俊男靓女。之前某位名主持曾公开批评《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一位男主角“一脸痞气，哪里像个革命者？”此言一出，板砖立至。这真奇了怪了，革命并非選美，莫非参加革命之前先得海选一下，弄他个几进几、复活赛，长得过不去还不能参加革命？如果真这样，恐怕到今天革命的队伍还没凑够人呢！
　　
　　把人当作人而不是政治符号拍
　　
　　作为时代进步的要求，同时也是市场化导向的推动，尊重观众，被自觉纳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小人物或者无名英雄、甚至普通女性成为红剧的主人公。这一类以原创作品居多。
　　比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大家不太关心他能不能跟哪个历史人物对上号，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房前屋后、庄稼地里、战场上蹦出来的一个小人物，擦把汗、喝口水，给人们讲讲他（们）的故事，他在讲自己的同时，代言了那一时期像他一样的无数个平凡而高大的个体。
　　另一个关于“乌合之众”的精彩故事，来自《永不磨灭的番号》。这群山野村夫奋勇杀敌、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要的只是一个“名分”，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曾经在天地间存在过。剧中某些被导演徐纪周称为“踩着底线过”的东西，是此类题材之前所不曾触及的，而广电总局在审查时认为这是一种创新，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作为导演同时也是第一编剧，徐纪周说，他当时就是想拍一部那个年代发生的、能反映他自己心目中的战争的、好看的戏，所谓“红剧”标签，是后来才贴上的。他认为，红剧本身就没有具体的标准，故事的讲法在于各人，只要没有歪曲或背离一个精神本质，怎么讲都行。
　　面对“番号”今夏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接连创下收视率第一的佳绩，徐纪周强调，革命、战争只是背景甚至表面，他是把人当人而不是政治符号来拍，他希望“拍出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无限放大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我相信观众会由此在剧中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拉近跟剧作之间的距离，产生情感共鸣”。
　　
　　娱乐的尺度
　　
　　这个夏天，《开天辟地》、《中国1921》、《永不磨灭的番号》、《我的青春在延安》、《烈火红岩》、《红色娘子军》……在荧屏上火了一把。有不少观众认为，这些红剧摆脱了脸谱化、概念化的惯有套路，不仅大胆尝试启用明星、探索伟人感情世界，还糅进了时尚剧元素，“红剧变得好看起来”。但是，市场导向是一把双刃剑，尺度把握不好，就很可能由一味迎合观众而走向低俗。事实上，为了争夺收视率、争夺广告市场，一些被冠以红剧之名的作品，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一方面，所谓革命年代，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看，生命个体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硝烟四起的时候，吃喝拉撒爱恨情仇还是要照常进行的。忽视或者遮蔽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个史诗神话般的时代已经随着特型演员的淡出银幕和荧屏而渐行渐远。许多真实而隽永的细节正慢慢积聚在红剧中。
　　而另一方面，既然革命故事要从年轻人、从平凡生活开始写，那就不能绷着脸，必须要有年轻人的特征：激情，冲劲，打打闹闹，率性而为，有爱情纠葛，免不了会头脑发热，甚至犯错误……这些，给了新红剧无限空间去想象和发挥，题材也势必多元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认为，现在把爱情、家庭、谍战的元素放进红剧里面，其实是一种回归。而市场，也在为这种趋势推波助澜。
　　爱情是人类的天性，青年男女，志同道合，在革命道路上产生爱情亦属必然。况且，能凭纯男人戏获得成功的电视剧实在太少。但相比上世纪红剧中的红色爱情，如今的红色爱情有些火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