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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差异日益凸显，这些差异不仅有来自于民营企业在规模竞争力上、效率竞争力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上的差异。为此，提出了结构竞争力的概念，即企业结构所具有的量变和质变作用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构建了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并运用该模型以沪苏浙三省（市）为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企业结构竞争力的路径。
关键词：企业结构竞争力；民营经济；提升路径；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05-07
一、关于企业结构竞争力
在东亚经济中，大型企业集团的作用功不可没。在韩国制造业总产出中，大型企业集团占80%，在印尼的GDP中，大型企业集团占20%以上。大型企业集团的资本在各个经济体的股票市场总资本量中也占很大比重，例如在韩国占80%，在印尼占40%，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各占30%，在台湾占25%，印度占20%。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为成百上千的人提供工作和技能培训的机会，培育了中高级管理阶层，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具有企业家素养和敬业精神的本国企业家群体。不仅如此，它们还较快地建立了生产设施，并在东亚地区和全世界建立起了营销网络，分散了经济风险，创造了品牌资产，并迅速地在本国（地区）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上扩充了资产组合业务，形成了在后进经济中很难形成的竞争优势。目前东亚一些企业集团已经在许多领域建立了国际地位，如半导体、消费类电器、轻型汽车、建筑业等。显然，这些大型企业的分布越大，对所在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企业结构也是形成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结构之所以是形成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在于：一是企业结构升级所具有的量变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的扩大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如增加值、销售收入、税收的增加等。二是企业结构升级所具有的质变作用。这是低级企业结构所没有而只有高级企业结构才能够形成的功能。如新技术的研发、中高级管理阶层的培育、资源的配置、企业创新等。企业结构升级的真正意义也正在于此，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竞争力提高的源泉也正在于此。企业结构所具有的量变和质变作用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即为企业结构竞争力。
从现有的文献看，对企业结构问题的讨论，更多地是集中在微观层面上，从企业自身的业务结构、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探讨企业结构。这固然是企业结构问题研究的一个方面，但这种研究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认为企业结构还应包括中观和宏观层面上的企业结构。从中观或宏观层面上说，企业结构是指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分布，有时特指优质企业的分布，如大型企业集团、五百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企业界，对中观或宏观层面企业结构的关注都还不够。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也正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发展，使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和财政实力始终处于中国的前列。但就这三个地区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而言，仍然表现出差异性。显然，这种差异性不仅有来自于民营企业规模竞争力、效率竞争力上的差异，而且还有来自于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上的差异。特别是随着民营企业结构（如大企业所占比重的快速上升或下降、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地区分布的变化等）升级的加快，将直接对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经济的竞争力产生深刻影响。那么，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于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到底有多大？在所形成的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差异中，来自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又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对此，本文将通过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的构建和运用，以沪苏浙三省（市）为对象实证分析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以及企业结构竞争力对其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进而提出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提升的路径。
二、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的构建
设反映某个区域经济实力的指标为GD，不同类型企业经济实力的指标为GDi，则有GD=∑GDi，企业总数为f，不同类型的企业数为fi，则有：f=∑fi
GD=（×fi）=（××fi）
=（某类企业的效率×某类企业的结构×企业总数）
设某类企业的效率为ATi=，某类企业结构=Si=
企业总数=T=fi，报告期为1，基期为0，有：
==××
式中：
：某区域经济总量竞争力指数
：企业效率竞争力指数
：企业结构竞争力指数
：企业总量竞争力指数
而：
由于企业效率竞争力变动引起的GD增量（记为ΔGD1）为：
ΔGD1= ATi1Si0T0- ATi0Si0T0
其增量对全部GD增量的贡献率（记为SCOG1）为：SCOG1=×100%
由于企业结构竞争力变动引起的GD增量（记为ΔGD2）为：
ΔGD2= ATi1Si1T0- ATi1Si0T0
其增量对全部GD增量的贡献率（记为SCOG2）为：SCOG2=×100%
由于企业总量竞争力变动引起的GD增量（记为ΔGD3）为：
ΔGD3= ATi1Si1T1- ATi1Si1T0
其增量对全部GD增量的贡献率（记为SCOG3）为：SCOG3=×100%
有： ΔGDi=GD1-GD 0 ； SCOGi =1
三、模型的计算
（一）指标选择
对于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在市场上的反映，可采用的合适指标为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而对于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在财政上的显示，可采用的合适指标为企业的税收总额，其统计口径为企业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本年应交增值税之和。不仅如此，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其自身的获利能力也对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选用主营业务收入、税收总额和利润总额三个指标，通过它们的变化以分析三地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及其影响的因素。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全部来自2007—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由于长期缺乏直接的可资使用的民营企业的全部数据，因而需要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1）统计口径：规模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2）企业结构分类：本文仅分为两类，即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3）指标数据的获得：其步骤如下：第一步，规模以上的全部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指标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指标值。第二步，规模以上的大中型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大中型工业企业指标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指标值。第三步，规模以上的小型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规模以上的全部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规模以上的大中型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
所有数据的处理结果（见下页表1）。
（三）模型计算
运用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计算所得结果（如下页表2、P208表3、P208表4所示）。
四、模型的若干分析
由表2、表3、表4计算结果，我们可得到下列几个初步的结论：
1.无论是从市场（主营业务收入）的角度，还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还是从企业自身（利润）的角度，企业结构竞争力的变动对三省（市）民营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财政竞争力以及自身的竞争力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在市场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7年）为50.99%，对江苏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113.24%，对浙江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72.75%；在财政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66%，对江苏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7年）为58.8%，对浙江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8年）为24.15%。
在自身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59.51%，对江苏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104.51%，对浙江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7年）为38.98%。
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三省（市）民营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是显著的，不仅为企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也为企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
2.无论是从市场（主营业务收入）的角度，还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还是从企业自身（利润）的角度，企业结构竞争力的变动对三省（市）民营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财政竞争力以及自身的竞争力的影响在年度间是不平衡的。
在市场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9年）为-47.75%，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98个百分点；对江苏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23.87%，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137个百分点；对浙江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9年）为14.22%，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58个百分点；在财政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28.43%，与最高年份相差近38个百分点；对江苏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31.79%，与最高年份相差近27个百分点；对浙江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9年）为-15.33%，与最高年份相差近40个百分点；在自身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7年）为11.11%，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48个百分点；对江苏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12.36%，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92个百分点；对浙江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5.26%，与最高年份相差近44个百分点。
3.无论是从市场（主营业务收入）的角度，还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还是从企业自身（利润）的角度，企业结构竞争力的变动对三省（市）民营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财政竞争力以及自身的竞争力的影响在地区间也是不平衡的。
以上海为比较基准：在市场竞争力方面，2007年江苏比上海高0.71个百分点，2008年则低48.1个百分点，而2009年又高160.99个百分点；2007年浙江比上海低11.48个百分点，2008年低10.01个百分点，而2009年则高120.5个百分点；在财政竞争力方面，2007年江苏比上海高17.86个百分点，2008年又高3.36个百分点，而2009年则低31.27个百分点；2007年浙江比上海低19.24个百分点，2008年低4.28个百分点，而2009年更低81.33个百分点；在自身竞争力方面，2007年江苏比上海高17.36个百分点，2008年则低28.53个百分点，而2009年则高45个百分点；2007年浙江比上海高27.87个百分点，2008年低46.15个百分点，而2009年又低23.38个百分点。企业结构竞争力在年度间以及地区间分布不均衡，反映出三省（市）民营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进一步显现出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的艰难性、复杂性。
4.与企业规模竞争力相比，企业结构竞争力在总体上要低。在市场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低于企业规模竞争力上海是2008年、2009年二年，江苏是2007年、2008年二年，浙江是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在财政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低于企业规模竞争力上海是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江苏是2008年一年，浙江是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在自身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低于企业规模竞争力上海是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江苏是2007年、2008年二年，浙江是2007年、2008年二年；与企业规模竞争力相比，企业结构竞争力在总体上要低，表明三省（市）民营经济的增长主要由外延扩张而拉动，其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
五、沪苏浙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从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特征（见P207表1），大中型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依然较低，显现出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升级的缓慢和艰巨，而这也势必影响企业结构竞争力的提升。从企业结构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关系分析，提升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的有效路径是： 1.加快产业集聚。一般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于企业在地理和部门集中，从而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并拥有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所必须具备的、范围广泛的专业化创新的企业组群”（Schmitz 1995）。其基本形式有三种：同类企业的横向集聚；发展不同层次企业的纵向集聚；整个纵向、横向相交互动的集聚。而无论哪种形式，其最终结果所导致的都是企业群的形成，企业结构的升级。在这个企业群中，由于各个企业既竞争又合作，既模仿又超越，实际上形成了所谓的经营性知识系统的相关知识的频繁传递，从而产生出企业学习型磁场的效应，极大地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这个企业群中，由于企业集聚，还会产生联合效应和专业化效应，不仅使一部分交易内部化，以降低整个企业群的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使得劳动力、基础设施、信息、中间投入和技术专业化，有利于技术创新。
就其政府来说，在加快产业集聚的进程中，应努力把握好以下几点：（1）为产业集聚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一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清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贸易壁垒，促进区域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集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快构筑知识产权保护网，严格执法程序，提高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2）进一步完善政府服务。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产业集群常常会因为缺乏创新能力而衰落，因而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增强集群内部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一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组织机制和专门化的技术开发公司，为集群内企业技术开发提供技术服务；二要通过对集群内较大型企业的扶持，增强其研发能力，使其成为拉动集群发展的增长点；三要从不同渠道积极引人外部技术创新资源的优秀人才，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能力。（3）培育根植于本地的区域创新系统和生产网络。要培育区城创新系统和生产网络，一是要加强区域创新软环境建设。经验表明，区域内的硬环境并不是区域创新的充分条件，企业发展的创新环境更依赖于区域软环境的营造，即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等，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规范其行为、完善市场秩序和健全法制环境，高度重视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采取各种措施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二是要强化集群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完善产业体系。
就其民营企业而言，在加快产业集聚的进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不断改善家族企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民营企业家应提高现代企业经营意识，建立新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消除家族企业文化的弊端，更好地发挥其优点。（2）要善于学习与持续创新。民营企业要注重掌握相关产业创新知识，尤其是替代产品的发展趋势，具有同步创新能力；要把握经济环境的变化，努力壮大自身力量，不断提高与外界在利益争端中的谈判地位，创造有利于集群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制度、贸易条款等）；应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培养持续创新能力。（3）应突破企业和产业的边界，在特定区域使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的企业、相关机构、政府、民间组织成为一个系统，从整体来系统思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加速区域经济的开放度，促进区域经济整体竞争优势的提升。（4）分散投资风险。有研究表明，区域经济越是由某一个或几个集群所主导，这几个集群的关联性超强，则区域投资组合的风险就越大，集群就越是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波动的影响。要保证集群的健康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稳定，就必须采取区域投资组合策略，尽可能地分散、规避投资风险，不能把区域所有资源集中于发展一种产业（或产品）和一种技能。
2.整合产业价值链。所谓整合产业价值链，从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是指整个生产过程中，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之间价值创造的整合；从产品的系列来看，是指以产品组团，或者说是以按专业化生产分类的产品系列组团，延伸产业链。整合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是通过专业化分工的多级配套。在产业链延伸过程中，企业之间的连结关系主要是一种协作关系长期的合作合同、协议和在长期的协作过程中建立的诚信关系。专业化分工越发达，越有利于产业链延伸。
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往往处于生产过程的前边几个环节，而后道工序则涉及不多，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产业链功能不完善，一些关键的原材料、部件、配件还要从省外、国外购买，相应的社会服务配套体系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供货时间长，价格高，使得生产系统没有弹性，难以做到准时生产，迅速反应市场，也难以做到降低成本。所以，有必要整合产业价值链。
从提升民营企业自身竞争力的角度分析，有两个环节的突破非常关键：一是企业有前后道工序联系的价值链之间的整合，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张，而且有利于提升企业运作的整体功效，达到企业结构升级实现量变的目的。二是产业运作向价值链的后续部位转移，即向直接面向消费者市场的产业转移，从而延长企业的产业链，这不仅可提升高附加值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启动当地的市场效应，实现提升企业结构竞争力的目的。
从提升整个区域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的角度分析，其产业链上游可以延伸到原材料的供给，零部件生产、配送，产品研发，下游可以延伸到产品展示、产品销售、售后服务、二手设备业务等。在延伸产业链过程中，有三个环节的突破非常关键：一是以龙头企业的母体为核心的快速有序裂变。应通过系列的政策与措施，特别是通过制度创新和集群环境优化，激活龙头企业，使龙头企业的母体，以产权为连结纽带，通过内部分公司或子公司与母体的不断分立或在母体中衍生，裂变出多个按产品系列进行专业化组织生产的机制灵活的独立生产单位，再由这些独立生产单位组成延伸产业链的接口，即以这些产品生产单位组团延伸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母体经营机制越灵活，龙头企业所处的集群环境越好，龙头企业的产权运作经验越丰富，龙头企业整体开发新产品系列的能力越强，龙头企业主导产品的特色越突出，裂变的速度则会越快，延伸产业链的接口就会越多。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合理定位的寻求。要不断引人与现有集群内企业具有互补性的关联企业，寻求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合理的定位，提高集群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要促使集群内企业更早察觉和理解市场上新的需求并作出积极的响应，以提早获得国外竞争者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确立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要在集群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搭建具有高度灵活性信息交流的平台，使之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对外部变化作出应对措施。三是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和完善。为更好地加强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要取消对民营中介组织的歧视政策，允许民营组织进人外贸、金融、保险、投资银行等行业发展业务；要在加强政府监管的条件下，积极为民营中介组织营造透明的法制环境；要大力培养和培训各类中介服务人才，通过考试制度和选拔制度不断提高中介服务人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
3.推进企业市场功能的转换。不同企业的市场功能是不同的，表现出层次性的特征：已有市场→进入市场→创新市场→经营市场→领导市场。已有市场：是指企业依据已有市场运作。由于这类企业缺乏市场运作能力，因而在市场上往往是完全被动的，其竞争力也是最差的。进入市场：是指企业能通过自身努力主动进入市场。这类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地来自产品的质量优势或者是低价位优势。虽然其市场的运作能力较前者为强，但仍然属于较低层次，其竞争力也有限。创新市场：是指企业能通过产品创新和消费创新来占领市场。这类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运作能力。由于有能力，因而也就有竞争力，属于较高层次。经营市场：是指企业能对整个市场进行面上把握。这类企业具有充分的市场运作能力。由于能力更强，因而竞争力也更强，属于更高层次。领导市场：是指企业能通过功能创新和功能运作而对整个市场进行战略引导。这类企业在资本运作和功能创新两个层面上高出其他企业，一方面变实体经济为价值运作和创造经济，另一方面变一般的物质运作经济为功能创造经济。因而竞争力也最强，属于最高层次。显然，当企业由低层次的市场功能向更高层次功能实现其转换的过程，也就是企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企业结构竞争力的提升过程。
总之，通过上述各种路径，可以大力促进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升级，从而大大提高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形成区域竞争力。
六、结论
本文构建了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2007—2009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进行了动态分析，发现：（1）一个区域的企业结构竞争力是影响一个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企业结构升级的量变作用，其二是企业结构升级的质变作用。（2）上海、江苏、浙江三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差异，不仅有来自于民营企业规模竞争力、效率竞争力上的差异，而且还有来自于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上的差异。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的差异是形成上海、江苏、浙江三省民营经济发展差异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此，有必要通过加快产业集聚、整合产业价值链、推进企业市场功能的转换等手段，大力促进上海、江苏、浙江三省民营企业结构升级，以大大提高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
关键词：企业结构竞争力；民营经济；提升路径；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05-07
一、关于企业结构竞争力
在东亚经济中，大型企业集团的作用功不可没。在韩国制造业总产出中，大型企业集团占80%，在印尼的GDP中，大型企业集团占20%以上。大型企业集团的资本在各个经济体的股票市场总资本量中也占很大比重，例如在韩国占80%，在印尼占40%，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各占30%，在台湾占25%，印度占20%。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为成百上千的人提供工作和技能培训的机会，培育了中高级管理阶层，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具有企业家素养和敬业精神的本国企业家群体。不仅如此，它们还较快地建立了生产设施，并在东亚地区和全世界建立起了营销网络，分散了经济风险，创造了品牌资产，并迅速地在本国（地区）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上扩充了资产组合业务，形成了在后进经济中很难形成的竞争优势。目前东亚一些企业集团已经在许多领域建立了国际地位，如半导体、消费类电器、轻型汽车、建筑业等。显然，这些大型企业的分布越大，对所在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企业结构也是形成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结构之所以是形成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在于：一是企业结构升级所具有的量变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的扩大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如增加值、销售收入、税收的增加等。二是企业结构升级所具有的质变作用。这是低级企业结构所没有而只有高级企业结构才能够形成的功能。如新技术的研发、中高级管理阶层的培育、资源的配置、企业创新等。企业结构升级的真正意义也正在于此，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竞争力提高的源泉也正在于此。企业结构所具有的量变和质变作用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即为企业结构竞争力。
从现有的文献看，对企业结构问题的讨论，更多地是集中在微观层面上，从企业自身的业务结构、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探讨企业结构。这固然是企业结构问题研究的一个方面，但这种研究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认为企业结构还应包括中观和宏观层面上的企业结构。从中观或宏观层面上说，企业结构是指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分布，有时特指优质企业的分布，如大型企业集团、五百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企业界，对中观或宏观层面企业结构的关注都还不够。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也正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发展，使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和财政实力始终处于中国的前列。但就这三个地区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而言，仍然表现出差异性。显然，这种差异性不仅有来自于民营企业规模竞争力、效率竞争力上的差异，而且还有来自于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上的差异。特别是随着民营企业结构（如大企业所占比重的快速上升或下降、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地区分布的变化等）升级的加快，将直接对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经济的竞争力产生深刻影响。那么，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于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到底有多大？在所形成的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差异中，来自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又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对此，本文将通过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的构建和运用，以沪苏浙三省（市）为对象实证分析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以及企业结构竞争力对其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进而提出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提升的路径。
二、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的构建
设反映某个区域经济实力的指标为GD，不同类型企业经济实力的指标为GDi，则有GD=∑GDi，企业总数为f，不同类型的企业数为fi，则有：f=∑fi
GD=（×fi）=（××fi）
=（某类企业的效率×某类企业的结构×企业总数）
设某类企业的效率为ATi=，某类企业结构=Si=
企业总数=T=fi，报告期为1，基期为0，有：
==××
式中：
：某区域经济总量竞争力指数
：企业效率竞争力指数
：企业结构竞争力指数
：企业总量竞争力指数
而：
由于企业效率竞争力变动引起的GD增量（记为ΔGD1）为：
ΔGD1= ATi1Si0T0- ATi0Si0T0
其增量对全部GD增量的贡献率（记为SCOG1）为：SCOG1=×100%
由于企业结构竞争力变动引起的GD增量（记为ΔGD2）为：
ΔGD2= ATi1Si1T0- ATi1Si0T0
其增量对全部GD增量的贡献率（记为SCOG2）为：SCOG2=×100%
由于企业总量竞争力变动引起的GD增量（记为ΔGD3）为：
ΔGD3= ATi1Si1T1- ATi1Si1T0
其增量对全部GD增量的贡献率（记为SCOG3）为：SCOG3=×100%
有： ΔGDi=GD1-GD 0 ； SCOGi =1
三、模型的计算
（一）指标选择
对于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在市场上的反映，可采用的合适指标为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而对于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在财政上的显示，可采用的合适指标为企业的税收总额，其统计口径为企业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本年应交增值税之和。不仅如此，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其自身的获利能力也对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选用主营业务收入、税收总额和利润总额三个指标，通过它们的变化以分析三地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及其影响的因素。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全部来自2007—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由于长期缺乏直接的可资使用的民营企业的全部数据，因而需要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1）统计口径：规模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2）企业结构分类：本文仅分为两类，即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3）指标数据的获得：其步骤如下：第一步，规模以上的全部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指标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指标值。第二步，规模以上的大中型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大中型工业企业指标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指标值。第三步，规模以上的小型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规模以上的全部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规模以上的大中型民营工业企业的指标值。
所有数据的处理结果（见下页表1）。
（三）模型计算
运用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计算所得结果（如下页表2、P208表3、P208表4所示）。
四、模型的若干分析
由表2、表3、表4计算结果，我们可得到下列几个初步的结论：
1.无论是从市场（主营业务收入）的角度，还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还是从企业自身（利润）的角度，企业结构竞争力的变动对三省（市）民营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财政竞争力以及自身的竞争力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在市场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7年）为50.99%，对江苏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113.24%，对浙江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72.75%；在财政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66%，对江苏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7年）为58.8%，对浙江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8年）为24.15%。
在自身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59.51%，对江苏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9年）为104.51%，对浙江的贡献率最高年份（2007年）为38.98%。
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三省（市）民营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是显著的，不仅为企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也为企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
2.无论是从市场（主营业务收入）的角度，还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还是从企业自身（利润）的角度，企业结构竞争力的变动对三省（市）民营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财政竞争力以及自身的竞争力的影响在年度间是不平衡的。
在市场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9年）为-47.75%，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98个百分点；对江苏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23.87%，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137个百分点；对浙江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9年）为14.22%，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58个百分点；在财政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28.43%，与最高年份相差近38个百分点；对江苏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31.79%，与最高年份相差近27个百分点；对浙江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9年）为-15.33%，与最高年份相差近40个百分点；在自身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对上海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7年）为11.11%，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48个百分点；对江苏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12.36%，与最高年份相差超过92个百分点；对浙江的贡献率最低年份（2008年）为-5.26%，与最高年份相差近44个百分点。
3.无论是从市场（主营业务收入）的角度，还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还是从企业自身（利润）的角度，企业结构竞争力的变动对三省（市）民营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财政竞争力以及自身的竞争力的影响在地区间也是不平衡的。
以上海为比较基准：在市场竞争力方面，2007年江苏比上海高0.71个百分点，2008年则低48.1个百分点，而2009年又高160.99个百分点；2007年浙江比上海低11.48个百分点，2008年低10.01个百分点，而2009年则高120.5个百分点；在财政竞争力方面，2007年江苏比上海高17.86个百分点，2008年又高3.36个百分点，而2009年则低31.27个百分点；2007年浙江比上海低19.24个百分点，2008年低4.28个百分点，而2009年更低81.33个百分点；在自身竞争力方面，2007年江苏比上海高17.36个百分点，2008年则低28.53个百分点，而2009年则高45个百分点；2007年浙江比上海高27.87个百分点，2008年低46.15个百分点，而2009年又低23.38个百分点。企业结构竞争力在年度间以及地区间分布不均衡，反映出三省（市）民营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进一步显现出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的艰难性、复杂性。
4.与企业规模竞争力相比，企业结构竞争力在总体上要低。在市场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低于企业规模竞争力上海是2008年、2009年二年，江苏是2007年、2008年二年，浙江是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在财政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低于企业规模竞争力上海是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江苏是2008年一年，浙江是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在自身竞争力方面，企业结构竞争力低于企业规模竞争力上海是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江苏是2007年、2008年二年，浙江是2007年、2008年二年；与企业规模竞争力相比，企业结构竞争力在总体上要低，表明三省（市）民营经济的增长主要由外延扩张而拉动，其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
五、沪苏浙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从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特征（见P207表1），大中型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依然较低，显现出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升级的缓慢和艰巨，而这也势必影响企业结构竞争力的提升。从企业结构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关系分析，提升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的有效路径是： 1.加快产业集聚。一般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于企业在地理和部门集中，从而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并拥有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所必须具备的、范围广泛的专业化创新的企业组群”（Schmitz 1995）。其基本形式有三种：同类企业的横向集聚；发展不同层次企业的纵向集聚；整个纵向、横向相交互动的集聚。而无论哪种形式，其最终结果所导致的都是企业群的形成，企业结构的升级。在这个企业群中，由于各个企业既竞争又合作，既模仿又超越，实际上形成了所谓的经营性知识系统的相关知识的频繁传递，从而产生出企业学习型磁场的效应，极大地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这个企业群中，由于企业集聚，还会产生联合效应和专业化效应，不仅使一部分交易内部化，以降低整个企业群的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使得劳动力、基础设施、信息、中间投入和技术专业化，有利于技术创新。
就其政府来说，在加快产业集聚的进程中，应努力把握好以下几点：（1）为产业集聚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一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清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贸易壁垒，促进区域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集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快构筑知识产权保护网，严格执法程序，提高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2）进一步完善政府服务。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产业集群常常会因为缺乏创新能力而衰落，因而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增强集群内部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一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组织机制和专门化的技术开发公司，为集群内企业技术开发提供技术服务；二要通过对集群内较大型企业的扶持，增强其研发能力，使其成为拉动集群发展的增长点；三要从不同渠道积极引人外部技术创新资源的优秀人才，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能力。（3）培育根植于本地的区域创新系统和生产网络。要培育区城创新系统和生产网络，一是要加强区域创新软环境建设。经验表明，区域内的硬环境并不是区域创新的充分条件，企业发展的创新环境更依赖于区域软环境的营造，即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等，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规范其行为、完善市场秩序和健全法制环境，高度重视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采取各种措施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二是要强化集群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完善产业体系。
就其民营企业而言，在加快产业集聚的进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不断改善家族企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民营企业家应提高现代企业经营意识，建立新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消除家族企业文化的弊端，更好地发挥其优点。（2）要善于学习与持续创新。民营企业要注重掌握相关产业创新知识，尤其是替代产品的发展趋势，具有同步创新能力；要把握经济环境的变化，努力壮大自身力量，不断提高与外界在利益争端中的谈判地位，创造有利于集群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制度、贸易条款等）；应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培养持续创新能力。（3）应突破企业和产业的边界，在特定区域使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的企业、相关机构、政府、民间组织成为一个系统，从整体来系统思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加速区域经济的开放度，促进区域经济整体竞争优势的提升。（4）分散投资风险。有研究表明，区域经济越是由某一个或几个集群所主导，这几个集群的关联性超强，则区域投资组合的风险就越大，集群就越是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波动的影响。要保证集群的健康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稳定，就必须采取区域投资组合策略，尽可能地分散、规避投资风险，不能把区域所有资源集中于发展一种产业（或产品）和一种技能。
2.整合产业价值链。所谓整合产业价值链，从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是指整个生产过程中，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之间价值创造的整合；从产品的系列来看，是指以产品组团，或者说是以按专业化生产分类的产品系列组团，延伸产业链。整合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是通过专业化分工的多级配套。在产业链延伸过程中，企业之间的连结关系主要是一种协作关系长期的合作合同、协议和在长期的协作过程中建立的诚信关系。专业化分工越发达，越有利于产业链延伸。
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往往处于生产过程的前边几个环节，而后道工序则涉及不多，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产业链功能不完善，一些关键的原材料、部件、配件还要从省外、国外购买，相应的社会服务配套体系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供货时间长，价格高，使得生产系统没有弹性，难以做到准时生产，迅速反应市场，也难以做到降低成本。所以，有必要整合产业价值链。
从提升民营企业自身竞争力的角度分析，有两个环节的突破非常关键：一是企业有前后道工序联系的价值链之间的整合，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张，而且有利于提升企业运作的整体功效，达到企业结构升级实现量变的目的。二是产业运作向价值链的后续部位转移，即向直接面向消费者市场的产业转移，从而延长企业的产业链，这不仅可提升高附加值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启动当地的市场效应，实现提升企业结构竞争力的目的。
从提升整个区域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的角度分析，其产业链上游可以延伸到原材料的供给，零部件生产、配送，产品研发，下游可以延伸到产品展示、产品销售、售后服务、二手设备业务等。在延伸产业链过程中，有三个环节的突破非常关键：一是以龙头企业的母体为核心的快速有序裂变。应通过系列的政策与措施，特别是通过制度创新和集群环境优化，激活龙头企业，使龙头企业的母体，以产权为连结纽带，通过内部分公司或子公司与母体的不断分立或在母体中衍生，裂变出多个按产品系列进行专业化组织生产的机制灵活的独立生产单位，再由这些独立生产单位组成延伸产业链的接口，即以这些产品生产单位组团延伸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母体经营机制越灵活，龙头企业所处的集群环境越好，龙头企业的产权运作经验越丰富，龙头企业整体开发新产品系列的能力越强，龙头企业主导产品的特色越突出，裂变的速度则会越快，延伸产业链的接口就会越多。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合理定位的寻求。要不断引人与现有集群内企业具有互补性的关联企业，寻求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合理的定位，提高集群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要促使集群内企业更早察觉和理解市场上新的需求并作出积极的响应，以提早获得国外竞争者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确立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要在集群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搭建具有高度灵活性信息交流的平台，使之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对外部变化作出应对措施。三是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和完善。为更好地加强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要取消对民营中介组织的歧视政策，允许民营组织进人外贸、金融、保险、投资银行等行业发展业务；要在加强政府监管的条件下，积极为民营中介组织营造透明的法制环境；要大力培养和培训各类中介服务人才，通过考试制度和选拔制度不断提高中介服务人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
3.推进企业市场功能的转换。不同企业的市场功能是不同的，表现出层次性的特征：已有市场→进入市场→创新市场→经营市场→领导市场。已有市场：是指企业依据已有市场运作。由于这类企业缺乏市场运作能力，因而在市场上往往是完全被动的，其竞争力也是最差的。进入市场：是指企业能通过自身努力主动进入市场。这类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地来自产品的质量优势或者是低价位优势。虽然其市场的运作能力较前者为强，但仍然属于较低层次，其竞争力也有限。创新市场：是指企业能通过产品创新和消费创新来占领市场。这类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运作能力。由于有能力，因而也就有竞争力，属于较高层次。经营市场：是指企业能对整个市场进行面上把握。这类企业具有充分的市场运作能力。由于能力更强，因而竞争力也更强，属于更高层次。领导市场：是指企业能通过功能创新和功能运作而对整个市场进行战略引导。这类企业在资本运作和功能创新两个层面上高出其他企业，一方面变实体经济为价值运作和创造经济，另一方面变一般的物质运作经济为功能创造经济。因而竞争力也最强，属于最高层次。显然，当企业由低层次的市场功能向更高层次功能实现其转换的过程，也就是企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企业结构竞争力的提升过程。
总之，通过上述各种路径，可以大力促进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升级，从而大大提高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形成区域竞争力。
六、结论
本文构建了企业结构竞争力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2007—2009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进行了动态分析，发现：（1）一个区域的企业结构竞争力是影响一个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企业结构升级的量变作用，其二是企业结构升级的质变作用。（2）上海、江苏、浙江三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差异，不仅有来自于民营企业规模竞争力、效率竞争力上的差异，而且还有来自于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上的差异。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的差异是形成上海、江苏、浙江三省民营经济发展差异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此，有必要通过加快产业集聚、整合产业价值链、推进企业市场功能的转换等手段，大力促进上海、江苏、浙江三省民营企业结构升级，以大大提高民营企业结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