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德文全貌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3卷出版。马克思在其中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来，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应当是自由自觉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不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产劳动，更同自己的类本质以及他人之间产生了异化。借助“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并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解放的历史前景。这样一种尚未被经济决定论所掩盖的强烈的人本主义取向旋即引发了学界震动。同时也令上世纪20年代由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开创的西方克思主义在“文献基础”上获得了合法性，步入发展高潮。此后，围绕《手稿》所展开的讨论犹如“星丛”一般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1932年，在与西方几乎同步的情况下，《手稿》的节译本进入中国。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它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手稿》在中国的翻译、接受、讨论等方面的梳理，不仅可以考察中国共产党文化叙事的话语建构，同时也可以考察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的演进与变迁。

一种新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创建

　　1932年12月，梁实秋等人先后以“莎士比亚论金钱”为题发表了《手稿》中的“货币”片段的译文。据考证，他们的底本都是英国Adelphi月刊上迈尔和郎兹胡特的《手稿》英译。1935年3月，柳若水节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哲学一般之批判》收录在上海辛墾书店出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中。他的译文主要参考了日本笠信太郎的《黑格尔论》（岩波文库）和横川次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的相关内容。这三个译本就内容而言并不完整，但是从译介的时间来看，却几乎是与西方同步的。这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思想语境，尤其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求密切相关。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深重的忧患之中。如何将民众的文化启蒙与民族的救亡图存结合在一起，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文化使命。左翼知识分子是重要的践行群体之一。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影响，也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翼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并于20世纪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左联”。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这引发了包括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等自由主义文学团体的批判。梁实秋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翻译《手稿》不仅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更是想要借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推崇来阐发文艺的超阶级性。以家的节译本紧随其后发表在左翼刊物《电影与文艺》上。在同一时间发表相同主题和内容的译文，显然不仅是为“普罗文学”寻找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支持，更是向梁实秋发起的反击。1934年，梁实秋将译文再刊于《学文》杂志，鲁迅马上撰文称：“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的‘牛克斯’断片。”其中的讽刺之意昭然若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日益深入，大批学者开坛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股热潮在20世纪30年代引发了一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论战。为了反击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陈伯达、艾思奇、沈志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参与论战。他们所依据的理论资源，正是出版于1935年上海辛垦书店的柳若水《手稿》译本。辛垦书店是以一家以编译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而闻名的“红色”出版社，其主要创办者沙汀、杨伯恺等都是共产党员。这个节译本所选取的正是《手稿》中辩证法批判的相关内容。
　　真正对《手稿》展开全面研究的当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李达在深入研究日译本《手稿》的基础上，于1935年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在其中，李达援引《手稿》内容阐发了人类认识能力的辩证过程。在1937年版的《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创造性提出了“实践的唯物论”概念。他认为马克思基于对“劳动—实践”关系的正确理解，超越了旧唯物论，建立起了新的实践唯物论。这一判断完整且准确地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水平。1938年，毛泽东在阅读《社会学大纲》时批注道：“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更称其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来到延安后，无产阶级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塑造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主线。此时，梁实秋与朱光潜正在就文学的道德性、美的现实性等问题展开论争。周扬以发表在《认识月刊》创刊号上的《我们需要新的美学》一文介入了这场论争。他在其中引用了俄译本《手稿》的内容，建立了一种区别于以往观念论美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不论是客观的艺术品还是主观的审美能力都是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是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科学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1944年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中，再次选录了《手稿》中关于文艺与美学的片段，呼应了《讲话》精神，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叙事、美学叙事奠定了实践、历史与社会的向度。1947年蔡仪的《新美学》出版。他在其中引述了《手稿》中“美的规律”片段，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符合客观规律的“客观主义美学”。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的思想语境中，基于革命实践的现实需求，《手稿》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美学建构提供了基础的理论资源。与此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叙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手稿》全译本与实践论美学的出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手稿》节译本的增多以及第一个全译本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推进。1954年贺麟根据德文原版重译了《手稿》辩证法部分的内容，与1955年何思敬的节译文一同发表在《新建设》上。1959年曹葆华从俄文版《手稿》中翻译了14个片段，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最重要的当数1956年何思敬译、宗白华校的从德文翻译过来的《手稿》全译本。当时，“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总方针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正统地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推动下，朱光潜率先撰文批判了自己先前所持的观念论美学观点，提出了主客观统一的美学新观点。随后蔡仪、李泽厚纷纷撰文参与讨论，开启了1956-1964长达八年的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参与者近百人，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后收入六卷本的《美学问题讨论集》，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四大派别：蔡仪的客观主义美学；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美学；吕荧、高尔泰的主观主义美学；李泽厚的客观社会论美学。他们所依据的正是《手稿》中“美的规律”“自然的人化”“人的对象化”等内容。当然，这场美学大讨论也受到了同一时期苏联“审美本质论争”的直接影响。1960年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以内部资料的形式进入我国。这两重因素使得这场美学大讨论实际上隐含了非常丰富的理论与学术讨论空间。总体来看，在这场美学大讨论中，各派的观点虽然不同，却都积极引用并阐发了《手稿》中关于历史实践、主体实践的相关内容，再度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历史、现实与实践的向度。就此而言，这波“手稿热”所反映的正是唯物主义美学体系与社会主义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需求，同时也是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领导作用的时代需求。当然，在讨论的过程中，从美的本质问题延伸到了对人、以及人的本质问题的关注，为八十年代的那场“美学热”埋下了伏笔。

从美的本质到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发展

　　“文革”结束之后，“真理标准大讨论”释放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空间，《手稿》研究也进入了快车道。1979年6月，刘丕坤依据俄文版《马恩全集》（1956）翻译出了《手稿》新本。较之何思敬的译文，刘丕坤的文字更易懂，概念更贴切，这为《手稿》在新时期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1979年9月，中央编译局邀请朱光潜和熊伟对刘丕坤译本进行校订后，将其收入中文1版《马恩全集》42卷中。1985年中央编译局又在这一版基础上出了一个单行本，并首次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作为附录收入。文献的扩充与丰富，以及整个社会思想氛围的变化，使得此前那场美学大讨论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再度出场，进而开启了80年代持续而深入的“美学热”“手稿热”。为其拉开帷幕的是1979年发表的三篇文章。其一是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他认为《手稿》是从人性论角度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此人性论和阶级观点是不矛盾的；其二是李泽厚的《康德美学研究》。他在文中强调了《手稿》对实践的主体性的重视，提出要建立一个主体性实践美学体系；其三是蔡仪的《马克思究竟怎么论美？》。他继续引用《手稿》的相关内容，坚持客观论的美学思想。刘纲纪、蒋孔阳、高尔泰等人也纷纷加入讨论，将美的本质问题引向深入，阐述了“劳动创造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等重要命题。这场论争在1982年达到高潮。讨论的结果是不再将美视为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实践的产物，进而将美从机械反映论提升到了社会实践论的维度。当然，美的本质最终指向的是人的本质。这场“美学热”最终突破了美学、文艺学的范畴，深入到伦理学、哲学的领域，触及到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探讨。在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文章发表之后，汝信、高尔泰、王若水等人纷纷发表文章为人道主义正名。他们认为，《手稿》中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是对异化的扬弃，是人回归其本质的关键。这种共产主义是广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与人的现实性、社会性结合在一起的人道主义。此后不久，各种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文纷纷刊发，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热烈讨论，其热度一直到1984年才逐渐消退。回顾近代中国，早在康有为、梁启超的论述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未来主义的历史意识。以严复的《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提升了其世俗维度。随着大批英美思想著作的译介，《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思潮，进一步激发了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因此，人的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引领民族解放运动而生的解放意识、启蒙意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底色。通过对《手稿》的论争性解读，这场大讨论客观上接续了五四文化传统，使得启蒙呼声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场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手稿》的社会关注度乃至影响力都大大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时期。主体性、实践性、人道主义作为重要的术语融入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的建构。与此同时，它也带动了9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手稿》的研究与关注不再如80年代那么火热，且渐次回归到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伴随着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的日益升温，“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在中国也渐次高涨。与之相应，2000年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排对1985年版《手稿》重新校订出版。2002年将其纳入《马恩全集》（中文2版）第3卷中。2014年中央编译局出版了新的《手稿》单行本，并在附录中列出了逻辑编排版式之外的原始写作版式，加速了与国际研究的接轨。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央编译局又出了一版最新的《手稿》单行本。通过文献学研究清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线索与变化，在文献学共识基础上寻求与国际的交流对话，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现代美学理论的建构，是当前《手稿》研究的基本理路。当然，《手稿》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研究还在不断生长，这是一个开放、互动、朝向未来的研究领域。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课题，更是中国共产党提升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权与领导权的关键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中，历史是一个趋向未来的世界图景。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首先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异化这一基本现实的批判。“人的定义”与“人的实现”无疑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和基础。它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洋溢着一种人道主义的激情，从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然漠视形成了鲜明对比。《手稿》进入中国已有88年。从最初的革命文艺论争、唯物辩证法论争，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初步建构，再到美学大讨论、“美学热”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及至当下“回到马克思”的文献学研究与中国特色现代美学理论建构，《手稿》都在不断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提供着丰富的理论资源与思想资源。在其所折射的观察视域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话语所经历的历史演进过程。文化从最初的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逐渐回归到了与主体息息相关的审美与价值的维度。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中不仅融合了历史感、现实感、实践色彩，同时更体现了对于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与高杨。就此而言，《手稿》进入中国之后的文化线索，正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文化叙事變迁的重要思想线索。对《手稿》接受史的系统清理，有助于推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