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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春秋半个多世纪，吴孟超的手，改写了肝脏外科史上一项又一项记录。这双手，还让多少人重燃对生命的希望。
吴孟超，我国著名肝脏外科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享有“杏林神刀”、“神州第一刀”、“中国肝脏手术之父”和“破解肝脏‘密码’的人”之美誉。
吴孟超的右手拇指和食指因长年套手术剪钳长有老茧，并和中指一起相向弯曲靠拢，像鹰爪，这是他一辈子用力捏手术钳所致。这双手曾挽救过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说来也怪，吴孟超写字时手会微微颤抖，可一旦拿起手术刀，便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他下刀稳、准、狠，兼有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精细。
这是一双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称为“国宝”的手！
从操割胶刀到持手术刀
1922年8月，吴孟超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云龙乡后垄村一个贫寒的家庭。吴孟超的堂弟许健传介绍说，吴孟超自幼贫困，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南洋打工赚钱。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他3岁才学会走路，个子也没长起来。
5岁时，母亲带着吴孟超和小弟弟，坐船来到马来西亚。一家人团聚了，但生活并没有多大改观，贫穷依然是这个家庭的主旋律。其后几年里，母亲又生下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作为家中的老大，年幼的吴孟超为生计已经开始夜以继日劳作了。同来马来西亚的有很多福建人。福建人爱吃米粉，于是，家里做起了米粉小生意，半夜开始做，一直要做到天亮。将米舂成粉是一项苦力，吴孟超想方设法用身体当动力“加力”。同时，他还帮助家里喂猪。后来，父亲买下了几亩橡胶园。七八岁的吴孟超便开始割胶，半夜起来割胶，天蒙蒙亮后回家吃饭，太阳出来前再去收胶。几年下来，他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一把割胶刀却被他玩得很顺溜。也许正是这种操刀练习，让吴孟超打下了此后用手术刀如神的基础。
父亲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再穷也要培养孩子念书。9岁时，吴孟超来到离家很近的光华学校读书。但只能是上午劳作，下午上学。在他8年的中小学生涯中一直如此。然而，爱学习的他，成绩却始终很好。
在他初中还没有毕业时，国内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一个爱国华侨老师经常给同学们讲国内的形势，教育、引导他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当年，年轻的吴孟超由此深深懂得：“国家不强盛，咱们华侨的腰杆就不硬。”初中毕业前夕，按照以往的惯例，由校方和家长双方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当钱全部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却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外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校长和老师们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就在那时，吴孟超的心中已经萌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祖国是伟大的，今后一定要为祖国作贡献！
初中毕业时，父亲希望他去新加坡念英语专业。但是师兄们回国抗战的消息，也让吴孟超心有所动。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父亲不太同意他的想法，但又拗不过他归国求学的意愿，也就勉强同意了，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注意安全，好好读书。
17岁的吴孟超，离开了生活了12年的马来西亚，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离别时祖母用衣襟拭泪的情景，记得母亲抱着小妹追着大船哭送的情景，记得父亲这条硬汉也仰面流泪的情景。“祖母、父亲、母亲，孩儿不会辜负你们的厚望，我一定要发愤学习，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吴孟超心底的誓言，在他的一生中践行并实现着。
因为从马来西亚不能直接到达上海，吴孟超和他的几个同学只好到新加坡办完手续后，转经越南回到国内。在越南海关的经历，在他的心底深埋下要为民族争气的种子：当他向验关的法国人寻问，为什么中国人必须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外国人却只需签名就可过关时，那位法国人大声吼到：“黄种人签什么名？你们是东亚病夫！”
1940年1月的昆明，天气特冷。但小火车从越南开到昆明，还是让车上的年轻人兴奋不已，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苦，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锻炼。吴孟超他们在小火车上只能睡地板，好几天没有吃的，只能到站时买点便宜的椰汁充饥。但他们心中仍有向往，有希望，他们相信祖国怀抱的温暖！
到昆明后不久，吴孟超就想去延安。有人劝他说，路途很远，也没人引领，就在当地读书吧。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后吴孟超得了肺炎，住进同济附属医院治疗了两周。于是他就想报考同济附中的高一班，同时又报考了云大附中的高二班。结果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他最后选择了同济附中。
同济附中当时在一个农村的祠堂里开课。吴孟超从不和同班的一帮公子哥来往，而是独自刻苦学习。1941年底，日本人南下，吴孟超没有了家里的经济支助，只能勤工俭学。抄写、卖报、做家教、卖衣服，什么都做，什么办法都想到了。
1942年，同济附中搬到了四川宜宾。吴孟超依然是勤学不倦。高中毕业会考时，他本想读工科，和他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同学劝他还是学医。几年里，这位女同学给了他不少帮助。他想了想，决定接受建议。之后，他顺利地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而那位要好的女同学，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再后来也就成了他的妻子，与他携手一生。
1945年， 全国抗战胜利，吴孟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一片爱国热情，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狂欢。那天晚上，他喝了酒，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还睡在地板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醉。
差一点与手术台无缘的人成就“吴氏刀法”
吴孟超身高只有162厘米，为了他手术室特地放置了一个小凳子，他每次都站在上面做手术。谁曾想到，当年就因为身高的原因，这双手差一点就和手术台无缘。
他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正值上海解放，正在实习的吴孟超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3天3夜都没离开手术室。
大学毕业时他本想留校，吴孟超去找校教务主任。但教务主任的话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不看看你的个儿，能干外科吗？”听到这话，吴孟超气得要命，拔腿就跑。这时，恰逢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招聘外科医生，吴孟超报考并被录取了。1954年，在他工作后的第5年，第二军医大学聘请了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的裘法祖来做兼职教授。吴孟超终于有机会跟在这位“中国外科之父”身边，学习裘法祖的裘氏刀法。
裘氏刀法以精准见长，手术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尽量减少病人的创伤。跟在裘法祖身边学习了2年之后，吴孟超的手术做得越来越像老师了。
吴孟超的父亲早年死于胆结石，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夺去父亲生命的疾病，但老天没有给吴孟超尽孝的机会。这件事让他遗憾终生。1956年，当吴孟超转为主治医生开始独立工作时，裘法祖指点他说，中国的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值得去研究。而当时，我国的肝癌患者占到了全世界的40%，是肝癌的高发国家，但国内的肝胆外科却是一片空白，肝胆手术始终因为出血量大、患者容易死亡而成为外科手术的禁区。
从医不久的吴孟超那时正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几乎没有多少犹豫，他把手术刀指向禁区：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
1958年，一位国外外科权威来上海考察后断言：中国的肝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听了外国专家的话，吴孟超当晚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界”8个字，压在写字台上。这一年，裘法祖去了武汉开始进行器官移植的试验，在上海的吴孟超则继续肝脏研究。在吴孟超的带领下，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滚雪球般的快速发展。
吴孟超，我国著名肝脏外科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享有“杏林神刀”、“神州第一刀”、“中国肝脏手术之父”和“破解肝脏‘密码’的人”之美誉。
吴孟超的右手拇指和食指因长年套手术剪钳长有老茧，并和中指一起相向弯曲靠拢，像鹰爪，这是他一辈子用力捏手术钳所致。这双手曾挽救过无数肝癌患者的生命。说来也怪，吴孟超写字时手会微微颤抖，可一旦拿起手术刀，便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他下刀稳、准、狠，兼有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精细。
这是一双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称为“国宝”的手！
从操割胶刀到持手术刀
1922年8月，吴孟超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云龙乡后垄村一个贫寒的家庭。吴孟超的堂弟许健传介绍说，吴孟超自幼贫困，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南洋打工赚钱。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他3岁才学会走路，个子也没长起来。
5岁时，母亲带着吴孟超和小弟弟，坐船来到马来西亚。一家人团聚了，但生活并没有多大改观，贫穷依然是这个家庭的主旋律。其后几年里，母亲又生下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作为家中的老大，年幼的吴孟超为生计已经开始夜以继日劳作了。同来马来西亚的有很多福建人。福建人爱吃米粉，于是，家里做起了米粉小生意，半夜开始做，一直要做到天亮。将米舂成粉是一项苦力，吴孟超想方设法用身体当动力“加力”。同时，他还帮助家里喂猪。后来，父亲买下了几亩橡胶园。七八岁的吴孟超便开始割胶，半夜起来割胶，天蒙蒙亮后回家吃饭，太阳出来前再去收胶。几年下来，他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一把割胶刀却被他玩得很顺溜。也许正是这种操刀练习，让吴孟超打下了此后用手术刀如神的基础。
父亲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再穷也要培养孩子念书。9岁时，吴孟超来到离家很近的光华学校读书。但只能是上午劳作，下午上学。在他8年的中小学生涯中一直如此。然而，爱学习的他，成绩却始终很好。
在他初中还没有毕业时，国内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一个爱国华侨老师经常给同学们讲国内的形势，教育、引导他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当年，年轻的吴孟超由此深深懂得：“国家不强盛，咱们华侨的腰杆就不硬。”初中毕业前夕，按照以往的惯例，由校方和家长双方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当钱全部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却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外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校长和老师们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就在那时，吴孟超的心中已经萌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祖国是伟大的，今后一定要为祖国作贡献！
初中毕业时，父亲希望他去新加坡念英语专业。但是师兄们回国抗战的消息，也让吴孟超心有所动。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父亲不太同意他的想法，但又拗不过他归国求学的意愿，也就勉强同意了，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注意安全，好好读书。
17岁的吴孟超，离开了生活了12年的马来西亚，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离别时祖母用衣襟拭泪的情景，记得母亲抱着小妹追着大船哭送的情景，记得父亲这条硬汉也仰面流泪的情景。“祖母、父亲、母亲，孩儿不会辜负你们的厚望，我一定要发愤学习，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吴孟超心底的誓言，在他的一生中践行并实现着。
因为从马来西亚不能直接到达上海，吴孟超和他的几个同学只好到新加坡办完手续后，转经越南回到国内。在越南海关的经历，在他的心底深埋下要为民族争气的种子：当他向验关的法国人寻问，为什么中国人必须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外国人却只需签名就可过关时，那位法国人大声吼到：“黄种人签什么名？你们是东亚病夫！”
1940年1月的昆明，天气特冷。但小火车从越南开到昆明，还是让车上的年轻人兴奋不已，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苦，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锻炼。吴孟超他们在小火车上只能睡地板，好几天没有吃的，只能到站时买点便宜的椰汁充饥。但他们心中仍有向往，有希望，他们相信祖国怀抱的温暖！
到昆明后不久，吴孟超就想去延安。有人劝他说，路途很远，也没人引领，就在当地读书吧。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后吴孟超得了肺炎，住进同济附属医院治疗了两周。于是他就想报考同济附中的高一班，同时又报考了云大附中的高二班。结果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他最后选择了同济附中。
同济附中当时在一个农村的祠堂里开课。吴孟超从不和同班的一帮公子哥来往，而是独自刻苦学习。1941年底，日本人南下，吴孟超没有了家里的经济支助，只能勤工俭学。抄写、卖报、做家教、卖衣服，什么都做，什么办法都想到了。
1942年，同济附中搬到了四川宜宾。吴孟超依然是勤学不倦。高中毕业会考时，他本想读工科，和他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同学劝他还是学医。几年里，这位女同学给了他不少帮助。他想了想，决定接受建议。之后，他顺利地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而那位要好的女同学，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再后来也就成了他的妻子，与他携手一生。
1945年， 全国抗战胜利，吴孟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一片爱国热情，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狂欢。那天晚上，他喝了酒，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还睡在地板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醉。
差一点与手术台无缘的人成就“吴氏刀法”
吴孟超身高只有162厘米，为了他手术室特地放置了一个小凳子，他每次都站在上面做手术。谁曾想到，当年就因为身高的原因，这双手差一点就和手术台无缘。
他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正值上海解放，正在实习的吴孟超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3天3夜都没离开手术室。
大学毕业时他本想留校，吴孟超去找校教务主任。但教务主任的话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不看看你的个儿，能干外科吗？”听到这话，吴孟超气得要命，拔腿就跑。这时，恰逢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招聘外科医生，吴孟超报考并被录取了。1954年，在他工作后的第5年，第二军医大学聘请了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的裘法祖来做兼职教授。吴孟超终于有机会跟在这位“中国外科之父”身边，学习裘法祖的裘氏刀法。
裘氏刀法以精准见长，手术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尽量减少病人的创伤。跟在裘法祖身边学习了2年之后，吴孟超的手术做得越来越像老师了。
吴孟超的父亲早年死于胆结石，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夺去父亲生命的疾病，但老天没有给吴孟超尽孝的机会。这件事让他遗憾终生。1956年，当吴孟超转为主治医生开始独立工作时，裘法祖指点他说，中国的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值得去研究。而当时，我国的肝癌患者占到了全世界的40%，是肝癌的高发国家，但国内的肝胆外科却是一片空白，肝胆手术始终因为出血量大、患者容易死亡而成为外科手术的禁区。
从医不久的吴孟超那时正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几乎没有多少犹豫，他把手术刀指向禁区：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
1958年，一位国外外科权威来上海考察后断言：中国的肝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听了外国专家的话，吴孟超当晚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界”8个字，压在写字台上。这一年，裘法祖去了武汉开始进行器官移植的试验，在上海的吴孟超则继续肝脏研究。在吴孟超的带领下，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滚雪球般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