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已经官僚化
　　
　　对当下文化话语形态新格局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学院”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对学院学术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鼓励学术研究与产业和商业合作，这样既增加了学院学术的影响力，又为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学院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罕有的水平。另一方面，学院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迅速官僚化，成为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
　　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批学术“权威”把持着学术资源的支配权，掌控知识的价值尺度和学术等级的评判权。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审以及学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等“学术行政”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学院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学术评判更多的时候是学术“权威”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通过培养学生、研究生，学院派拥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有效地维持着这个学术“权威”梯队的基本结构和规模。
　　
　　批判性力量荡然无存
　　
　　这种学术官僚形态的发育庞大，触发了无可规避的道德腐败。自20世纪80年代对民众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后，学院开始对其自身展开“资”本主义的“货币启蒙”。近年来，学术腐败丑闻连续不断：大量的学术抄袭、剽窃事件，招生黑幕，评奖丑闻……学术腐败戴上了一张“知识正义”的面具，民众对学院知识精英又具有先天的崇拜情结，令这种丑恶行为更具伦理欺骗性。而专业特性的限制，使之又只能依赖学术界内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清理，因而它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缺乏监督机制，也更难以审判和惩处。
　　有一些学院精英分子意识到学院自身的人文危机，于是他们乞灵于五四以来的新学术大师的幽魂，企图依靠重新修订学术“神谱”来重整学院理念和知识分子精神，“新国学”的学术宗庙重新燃起了幽暗香火。但这些学术努力在强大的现世利益驱动下露出了扭曲的面容。学术“神谱”的建立，只给学院学术抹上了一层神圣高尚的油彩，强化了学院学术的道德威权，使学院进一步“知识庙堂化”。
　　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方式谋求与国家主义的融合，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最新走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语境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国家主义在新文化格局中需要寻找新的知识代言人。学院精英与主流话语形态一度破裂的关系在新的格局下得以弥合。以“国学”、“新儒学”和“民族主义”为话语形态中介的学院知识分子，开始了与体制的漫长蜜月，并在新权力系统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指望学院知识分子成为自主的批判性力量，并营造出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健康的“公共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
　　
　　院刊成了“学术垃圾站”
　　
　　由于对主流话语形态性质理解上的差异，学院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戏剧性的分歧。那些不同学派表面上水火不容，但其处理知识系统的方式及其叙事模式，却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以一种“宏大”的、总体性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方式来统摄混乱的、支离破碎的、具体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借以重构业已破败的理性体系。他们都力图强调与主流话语形态的疏离立场，但在对话语权力的垄断心理上，却露出了权力主义的清晰“指纹”。其中，滥俗的民族主义话语是最具欺骗性的理论，它竭力用“西方霸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样的间接威胁，来取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后果是偷换公众的主要批评受体，掩蔽了主流话语的弊端。
　　在稳定而又陈腐的学院体制下，创造力衰退成了学院派的最大特点。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就惊讶地发现，由学院把持的报刊尽管文章数量众多，但在文化批评方面几乎没有值得入选的篇目。究其原因，盖因学院派已基本丧失了文化批判功能，蜕变为单纯的知识工场，而学院刊物则成为数量庞大的学术垃圾站。在学报语体支配下的学术叙事，以所谓学术理性自居，依赖各种超验的知识术语从事“行业修辞”，“叙事”各种虚构的命题与陈述，并以此作为“职称评定”的合法依据，其结果只能营造无效的知识文本，最终构成了大规模的文字公害。今天，独立立场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与“学院精英”的断裂已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