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舍得花钱打造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却又任凭国内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一直进一步退两步。
　　
　　在农产品外销领域,输美产品的贸易壁垒越筑越高。对虾作为水产外销的大头,在出口不畅的情况,转攻内销市场,但内销产品質量与输美产品相去甚远,许多产品甚至未经质量检测,有一些企业将被国外检测机关退回的质量不过关产品重新包装投入国内市场。这种现象相信不只存在于对虾内销领域。再以家电为例,外销不畅,企业转向内销,借家电下乡将一些库存积压、技术落伍的产品倾销到农村。
　　《南方农村报》载记者文章说,中国企业潜意识里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产品外销遵循竞优策略,为越过国外市场设定的各种壁垒,千方百计提高品质,质量成为打开外销市场的敲门砖;产品内销遵循竞次策略,就是打到底线的竞争。想尽一切办法压缩成本,甚至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低廉的价格成为扩大内销的铺路石。
　　但内销市场与外销市场并非孤立存在,互不透风。“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初期,国外市场的反应比国内更强烈,甚至是国外合作企业将三氯氰胺事件的查处引向深入。而历数近些年接连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诸如苏丹红事件、三氯氰胺事件、多宝鱼事件,无不先在国内市场引爆,最后在港澳市场进而国际市场上产生恶劣影响,最终损害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
　　中国舍得花钱打造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却又任凭国内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一直进一步退两步,花钱在CNN投放一两个广告,就可以解决吗?
　　
　　“后危机”亟待新一轮改革
　　《财经》新任主编何力在新出版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从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复苏后,迫切需要启动新一轮改革,以调整结构、转换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文章说,中国为宽松货币政策这剂猛药所要付出的可能代价是,短期增加了政策选择的难度,流动性宽裕正在引发资产价格上涨,通胀预期悬顶;中长期看,不能把目前的问题全盘诿诸金融海啸,我们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在外部环境突变之下凸显出来,未来对结构失衡和粗放增长进行纠正的难度有所加大。
　　文章说,权贵与资本结合的程度已经不仅局限在经济生活,它甚至在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形态。当下悬殊的大比例报考公务员的现象发人深思,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速度与通道亦显阻滞。央行今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提出,“为居民提供更多财产性收入渠道。”只是,比起初次分配的不合理,资产收益也存在着巨大悬殊,由此导致了“富二代”“穷二代”。所以,要增加财产性收入,也要对现存财产结构通过包括税收在内的制度安排逐渐调整。
　　何力认为,启蒙的任务在中国并未完成。任何民族的现代化转型都必须经过启蒙,无法逾越,亦难绕过。这里面最核心的是人的理性和解放,中国需要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下一个30年中必须安顿人心与社会的共识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己与自己相处的伦理必将再造,庶几这一徐徐的共同富裕之梦与新的文明可久可巨。
　　
　　成都的生与死
　　笑蜀 媒体人
　　我大体上同意唐福珍被逼而死的判断,她不是暴力抗法,而恰恰是被暴力逼上死路。但如果要表达得更精确,那么我想说,唐福珍不是一般的被逼而死,而是被捂死的。以是不是驯服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不驯服者一概划为麻烦制造者,然后整合全部的行政资源、法律资源、舆论资源,从四面八方把他们捂起来,随时定点打击,某些地方政府对这种总体性权力的依赖,已到了瘾君子离不开鸦片的程度。只不过此次成都表现得最为极端罢了。
　　十年砍柴 网友
　　悲剧之后讨论唐女士自焚合适不合适,已经不是冷静而是冷血了。以死对抗,是弱者不得已的武器,如果连这种方式也被谴责,这种方式也不能触动某些官员“坚强”的神经,那么我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到了某个临界点了。即使古代的帝王,最畏惧的是臣下的“尸谏”;古代的县官,如果治下出现民妇抗税上吊的事件,够他喝一壶的。可现在呢,他们希望亲属“冷静”和公众“理性”。
　　于建嵘 学者
　　政府需要“招商引资”创造政绩时,国家的土地法律被无视,唐家被邀请回来“非法”使用土地;在政府需要“用地”创造政绩时,已经既成事实的土地占有和房屋就成了所谓的“违章建筑”,不顾唐家为开办工厂投入的巨额成本,只能以当年建筑成本价为依据给予补偿。且拆迁红线特意避开原来的主路,绕个弯将胡家圈进去,让同样没有任何产权证书、和乡村干部有关的楼房保留了下来,法律这时已成了纯粹的工具,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