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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旗颂》是由我国著名电影作曲家吕其明先生于1965年作的一部管弦乐序曲，在其诞生的近50年时间被不断的上演，这其中也产生了许多的版本。文章选取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三个经典版本进行了重点分析和简单比较，以此加深对《红旗颂》的全面了解，提高笔者对音乐的鉴赏能力，丰富音乐文化内涵。
【关键词】：演奏版本;乐团;指挥
《红旗颂》是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所作的一部大型管弦乐序曲，于1956年六月在上海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作为开幕曲进行首演。它的诞生成为我国交响乐创作正走向成熟的标志，并在2007年被评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到今天，吕其明先生创作这部作品已有四十九年的时间。在这其间，《红旗颂》作为经典的红色赞歌常演不衰，历久弥新，成为最受大众熟知并喜爱的音乐作品之一。笔者通过对不同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旗颂》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部在中国交响乐发展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有全面的了解，从而了解中国交响音乐，丰富笔者的音乐文化内涵。
一、创作背景及曲式结构介绍
1965年2月，上海音协召开党组会议，讨论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初选节目。经过研究，大家认为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于是便一致推举吕其明先生赶写一部作品，并命名为《红旗颂》。吕其明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一句话，生活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激情。”[]而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新中国的成立，吕其明先生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题材，写出了这部歌颂祖国、歌颂红旗的赞歌。
《红旗颂》是典型的奏鸣曲式结构，即由引子、呈示部、连接部、展开部、再现部以及尾声组成，作品的主导动机由国歌的前奏派生，作为红旗飘扬的形象一直贯穿作品的始终。引子部分，音乐旋律是C调，先是由小号连续吹出附点及三连音节奏，并伴随木管组的颤音，接着由长号、大号奏出国歌旋律，引出弦乐组的C调旋律，即呈示部的“红旗主题”，之后由弦乐和木管从C调转至D调演奏。旋律舒展而深情，主要描绘了天安门广场前国歌嘹亮，红旗飘飘，人们心中无比激动自豪的心情。连接部旋律为D调，前五小节由双簧管单独奏出，竖琴伴奏，紧接着弦乐组奏出相同的旋律，之后乐曲便转向了乐器声部的二声部模仿。旋律悠扬而哀伤，与呈示部旋律形成鲜明对比，描绘了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红旗的复杂情感。展开部旋律为降B大调，先是由弦乐组奏出风起云涌的三连音节奏，随后由木管组演奏进行曲风格的“红旗主题”，铿锵而有力，仿佛描绘出人们在红旗的指引下，坚持奋斗，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再现部旋律为C大调，由木管和弦乐再现“红旗主题”，随后是乐团所有乐器的集体演奏，声势浩大，到达整部作品的高潮。尾声是引子部分的再现，旋律为C调。整部作品热情明朗，大气磅礴，将开国典礼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到管弦乐序曲中，歌颂了经过艰苦奋斗的新中国的成立，表达了吕其明先生对党、对人民、对红旗以及对国家的满腔热情和深情。
二、三个不同演奏版本特点分析
1.上海电影乐团演奏版本
1965年六月“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开幕式上，陈传熙携上海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以及上海管乐团联合演绎了《红旗颂》，首次演出便获得巨大的成功。陈传熙是我国著名的四大音乐指挥家之一，他指挥的《红旗颂》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版本，在这个版本的录音中我们可以听到未删减的《东方红》的旋律，如一轮初升的红日，温暖人心。或许是时代的特征性，陈传熙所指挥的上海电影乐团演奏的版本不论从风格特点还是音响特点上，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速度上，整部作品都按照吕其明先生总谱标记的速度进行。引子部分在乐器演奏的力度平衡上，用ff突出小号（铜管组乐器）的主旋律，使小号的演奏在听觉上更具号召性;木管组的颤音演奏用了mf的力度，伴随小号的声音若隐若现，令听众不自觉的想起红色的革命年代。在《红旗颂》的呈示部，该版本将“红旗主题”演绎的如滔滔奔流的黄河般深沉大气，更具壮阔辉煌的史诗性。在作品的第13小节，陈传熙特意加重大镲（打击乐器组）的打击力度，使呈示部的“红旗主题”扑面而来，随后每隔几个小节大镲便会用相同的力度演奏一拍，给人以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音响效果。在呈示部的乐器演奏平衡上，陈传熙不仅突出弦乐组的主旋律，同时也注重木管组和铜管组的演奏力度，弦乐管乐此起彼伏，浑然天成，使听众不禁想起宏伟壮丽的祖国山河。连结部的开始是双簧管的独奏，速度较之前的“红旗主题”要慢。陈传熙演绎的该版本缅怀的气息更为浓厚一些，并隐含些许的哀楚和疼痛。在作品的第249节，即结束了“红旗主题”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版本听到熟悉的《东方红》的旋律。陈传熙将这段旋律演绎的深情大气，具有很强的颂歌性。
2.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版本
引子部分，余隆指挥的乐器组之间力度演奏较为平衡。在侧重主旋律之余，同时注重木管组的演奏力度。小号的吹奏更为内敛却又不失庄严，木管组的颤音演奏清晰却不占风头，铜管木管相辅相成，层次清晰明了。特别是在作品的第4小节第一拍的前半拍结束后，总谱的标记符号是自由延长，余隆却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在干净利索的收完拍后，很快又再次听到清脆嘹亮的小号声，这种艺术处理却给了听众一股新时代新气息的感觉。在呈示部的“红旗主题”中，余隆没有突出强调打击乐的力度，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演奏主旋律的弦乐组。主旋律清晰有力，而打击乐却恰如其分的起到了低音襯托的作用，加强了音响的立体感。连结部的双簧管独奏，在余隆的演绎下优美而抒情，仿佛在自豪的向人们感慨先烈的英勇，并诉说对祖国的喜爱。展开部在经历了风起云涌的三连音“红旗主题”后，引出了以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为主要节奏型的进行曲。余隆在演绎这一部分时，将木管组的跳音演奏处理的轻快愉悦，颇有“雄赳赳，气昂昂”的自豪形态，打开国门，迎接外宾，已然是新时代的到来。在作品的第250到251小节，即作品进入尾声的时候，余隆做了一个区别于引子的特别处理，将铜管组演奏的主旋律在和声统一的前提下，分别向下降了三度。少了归属感，却增加了音乐的期待感，仿佛是对祖国未来美好发展的展望，为尾声的结束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余隆和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这部《红旗颂》风格上现代感十足，却又不失民族性。音响上给人新时代新气息的感觉，自信而自豪，不愧是带出国门的经典之作。
3.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版本
笔者认为，叶聪指挥的，《红旗颂》从速度上偏快，力度上偏轻。引子部分，用f的力度奏出了小号的主旋律，充满颂歌性。在作品的第三小节叶聪指挥乐团整体做了非常明显的渐强演奏，给人以气壮山河的气魄。乐曲进入呈示部，“红旗主题”被叶聪演绎的更具抒情诗意性，线条感极强，其流畅精致不输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连结部的速度较之前要慢，双簧管深情的诉说，随后与弦乐组此起彼伏的对话，竖琴始终像波光粼粼的水波浮在下面轻轻荡漾。在展开部“红旗主题”的演奏中，叶聪指挥的香港小交响乐团将进行曲的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仿佛在歌颂胜利的喜悦。当呈示部的“红旗主题”再现时，极富抒情的旋律使笔者感受到了叶聪内心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使音乐听起来张力十足。
《红旗颂》是中国的交响乐，从风格上还是主题思想上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不同指挥家和乐团虽对《红旗颂》的理解不同，但作品的民族风格却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扎西东珠， 陈虎.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音乐分析》. 大众文艺. 7300770
[2]杨凌云. 《不同演奏版本中弹性节奏的比较》. 西安音乐学院报
[3]贾立夫. 《<红旗颂>：永恒的旋律》. 音乐天地. 2006.01
【关键词】：演奏版本;乐团;指挥
《红旗颂》是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所作的一部大型管弦乐序曲，于1956年六月在上海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作为开幕曲进行首演。它的诞生成为我国交响乐创作正走向成熟的标志，并在2007年被评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到今天，吕其明先生创作这部作品已有四十九年的时间。在这其间，《红旗颂》作为经典的红色赞歌常演不衰，历久弥新，成为最受大众熟知并喜爱的音乐作品之一。笔者通过对不同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旗颂》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部在中国交响乐发展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有全面的了解，从而了解中国交响音乐，丰富笔者的音乐文化内涵。
一、创作背景及曲式结构介绍
1965年2月，上海音协召开党组会议，讨论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初选节目。经过研究，大家认为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于是便一致推举吕其明先生赶写一部作品，并命名为《红旗颂》。吕其明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一句话，生活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激情。”[]而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新中国的成立，吕其明先生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题材，写出了这部歌颂祖国、歌颂红旗的赞歌。
《红旗颂》是典型的奏鸣曲式结构，即由引子、呈示部、连接部、展开部、再现部以及尾声组成，作品的主导动机由国歌的前奏派生，作为红旗飘扬的形象一直贯穿作品的始终。引子部分，音乐旋律是C调，先是由小号连续吹出附点及三连音节奏，并伴随木管组的颤音，接着由长号、大号奏出国歌旋律，引出弦乐组的C调旋律，即呈示部的“红旗主题”，之后由弦乐和木管从C调转至D调演奏。旋律舒展而深情，主要描绘了天安门广场前国歌嘹亮，红旗飘飘，人们心中无比激动自豪的心情。连接部旋律为D调，前五小节由双簧管单独奏出，竖琴伴奏，紧接着弦乐组奏出相同的旋律，之后乐曲便转向了乐器声部的二声部模仿。旋律悠扬而哀伤，与呈示部旋律形成鲜明对比，描绘了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红旗的复杂情感。展开部旋律为降B大调，先是由弦乐组奏出风起云涌的三连音节奏，随后由木管组演奏进行曲风格的“红旗主题”，铿锵而有力，仿佛描绘出人们在红旗的指引下，坚持奋斗，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再现部旋律为C大调，由木管和弦乐再现“红旗主题”，随后是乐团所有乐器的集体演奏，声势浩大，到达整部作品的高潮。尾声是引子部分的再现，旋律为C调。整部作品热情明朗，大气磅礴，将开国典礼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到管弦乐序曲中，歌颂了经过艰苦奋斗的新中国的成立，表达了吕其明先生对党、对人民、对红旗以及对国家的满腔热情和深情。
二、三个不同演奏版本特点分析
1.上海电影乐团演奏版本
1965年六月“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开幕式上，陈传熙携上海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以及上海管乐团联合演绎了《红旗颂》，首次演出便获得巨大的成功。陈传熙是我国著名的四大音乐指挥家之一，他指挥的《红旗颂》可以说是最原始的版本，在这个版本的录音中我们可以听到未删减的《东方红》的旋律，如一轮初升的红日，温暖人心。或许是时代的特征性，陈传熙所指挥的上海电影乐团演奏的版本不论从风格特点还是音响特点上，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速度上，整部作品都按照吕其明先生总谱标记的速度进行。引子部分在乐器演奏的力度平衡上，用ff突出小号（铜管组乐器）的主旋律，使小号的演奏在听觉上更具号召性;木管组的颤音演奏用了mf的力度，伴随小号的声音若隐若现，令听众不自觉的想起红色的革命年代。在《红旗颂》的呈示部，该版本将“红旗主题”演绎的如滔滔奔流的黄河般深沉大气，更具壮阔辉煌的史诗性。在作品的第13小节，陈传熙特意加重大镲（打击乐器组）的打击力度，使呈示部的“红旗主题”扑面而来，随后每隔几个小节大镲便会用相同的力度演奏一拍，给人以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音响效果。在呈示部的乐器演奏平衡上，陈传熙不仅突出弦乐组的主旋律，同时也注重木管组和铜管组的演奏力度，弦乐管乐此起彼伏，浑然天成，使听众不禁想起宏伟壮丽的祖国山河。连结部的开始是双簧管的独奏，速度较之前的“红旗主题”要慢。陈传熙演绎的该版本缅怀的气息更为浓厚一些，并隐含些许的哀楚和疼痛。在作品的第249节，即结束了“红旗主题”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版本听到熟悉的《东方红》的旋律。陈传熙将这段旋律演绎的深情大气，具有很强的颂歌性。
2.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版本
引子部分，余隆指挥的乐器组之间力度演奏较为平衡。在侧重主旋律之余，同时注重木管组的演奏力度。小号的吹奏更为内敛却又不失庄严，木管组的颤音演奏清晰却不占风头，铜管木管相辅相成，层次清晰明了。特别是在作品的第4小节第一拍的前半拍结束后，总谱的标记符号是自由延长，余隆却没有做过多的停留，在干净利索的收完拍后，很快又再次听到清脆嘹亮的小号声，这种艺术处理却给了听众一股新时代新气息的感觉。在呈示部的“红旗主题”中，余隆没有突出强调打击乐的力度，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演奏主旋律的弦乐组。主旋律清晰有力，而打击乐却恰如其分的起到了低音襯托的作用，加强了音响的立体感。连结部的双簧管独奏，在余隆的演绎下优美而抒情，仿佛在自豪的向人们感慨先烈的英勇，并诉说对祖国的喜爱。展开部在经历了风起云涌的三连音“红旗主题”后，引出了以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为主要节奏型的进行曲。余隆在演绎这一部分时，将木管组的跳音演奏处理的轻快愉悦，颇有“雄赳赳，气昂昂”的自豪形态，打开国门，迎接外宾，已然是新时代的到来。在作品的第250到251小节，即作品进入尾声的时候，余隆做了一个区别于引子的特别处理，将铜管组演奏的主旋律在和声统一的前提下，分别向下降了三度。少了归属感，却增加了音乐的期待感，仿佛是对祖国未来美好发展的展望，为尾声的结束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余隆和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这部《红旗颂》风格上现代感十足，却又不失民族性。音响上给人新时代新气息的感觉，自信而自豪，不愧是带出国门的经典之作。
3.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版本
笔者认为，叶聪指挥的，《红旗颂》从速度上偏快，力度上偏轻。引子部分，用f的力度奏出了小号的主旋律，充满颂歌性。在作品的第三小节叶聪指挥乐团整体做了非常明显的渐强演奏，给人以气壮山河的气魄。乐曲进入呈示部，“红旗主题”被叶聪演绎的更具抒情诗意性，线条感极强，其流畅精致不输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连结部的速度较之前要慢，双簧管深情的诉说，随后与弦乐组此起彼伏的对话，竖琴始终像波光粼粼的水波浮在下面轻轻荡漾。在展开部“红旗主题”的演奏中，叶聪指挥的香港小交响乐团将进行曲的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仿佛在歌颂胜利的喜悦。当呈示部的“红旗主题”再现时，极富抒情的旋律使笔者感受到了叶聪内心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使音乐听起来张力十足。
《红旗颂》是中国的交响乐，从风格上还是主题思想上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不同指挥家和乐团虽对《红旗颂》的理解不同，但作品的民族风格却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扎西东珠， 陈虎.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音乐分析》. 大众文艺. 7300770
[2]杨凌云. 《不同演奏版本中弹性节奏的比较》. 西安音乐学院报
[3]贾立夫. 《<红旗颂>：永恒的旋律》. 音乐天地. 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