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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100周年。2014年7月10日，杜拉斯最后的情人扬·安德烈亚在巴黎去世，享年61岁。
这位伟大的女作家其作品包括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杜拉斯的一生更是不停创作的一部小说——酷热、暴风雨、酒精、狂躁、对话和爱情。杜拉斯的故事充满了爱情、背叛、伤害以及糟糕——但是，“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无论扬，还是未来的我们，爱的这张“沧桑的百年容颜”，不止是杜拉斯本身，还有女性写作的意义，女性的情欲本身，女性文学里的独立之路、痛苦和自视的目光。
杜拉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情人”的女人
“爱我吧，或者做我的情人”——这是杜拉斯跟全世界的对话，她首先把她自己，她本人，写成了一部一生都没有停止写作的小说。
在这部叫做一生的小说里，她的最后16个篇章来自一个叫扬·梅勒（扬·安德烈亚的原名）的男人。1975年，戛纳“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杜拉斯来参加一场讨论会。扬坐在第一排，他说：“我想给您写信。”她给了他在巴黎的地址。故事开始了。
他一连写了5年，几乎每天都写，她从不回信。1980年，扬27岁，杜拉斯66岁。她决定给这位年轻人回信。她在诺夫勒，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她在信中向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吐露心声，诉说继续活下去是如此艰难。
1980年7月29日杜拉斯在阳台上等扬。他们拥抱，交谈，直到深夜。杜拉斯对他说：“我儿子的房间空着。你可以在那儿睡。”这个年轻人走入了作家的生活，也走进了文学史。
“差多少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以为遇到了天使，而他以为遇到了此生最爱的作家。她爱上了爱情，他爱上了她的书。” 杜拉斯用扬的名字和他母亲的名字组成了姓。取消了他父亲的姓。杜拉斯就把扬囚禁了起来。
他们在一起反反复复听埃尔韦·维拉尔的唱片，开车去兜风，喝很多酒。杜拉斯会把扬关在公寓里。扬是同性恋，他喜欢的是男人。他们经历着一种不可能的爱情。杜拉斯喜欢男人，喜欢肉体之爱，他们也做爱。
在《蓝眼睛黑头发》里，杜拉斯描述了一个女人如何才能接受才所欲求的男人是个同性恋呢？——爱是不可能的。据说扬一边打《蓝眼睛黑头发》的手稿，一边不停骂杜拉斯和自己，然后去找男人。
扬想成为作家，但杜拉斯从来不允许扬坐在她写作的位子上。甚至不允许扬见其他女人，母亲来巴黎也只能偷偷去见她。他们和普通情侣一样，他们争吵、尖叫、妥协，她会赶他出门，他会再回来。她会打他，辱骂他。他也会消失，一连几天几晚，杜拉斯疯狂地满世界找扬，他逃跑又回来。她请求他留下来陪她，直到她死去。
“不，扬，永远不会受够杜拉斯的。”他们彼此无法离开。有好几次，杜拉斯觉得扬会抛弃她。但1986年的大病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扬每时每刻在她身边。扬在杜拉斯快喘不上气来的时候出现在她的生命里，“他将给予她写作的欲望。”相比于扬，杜拉斯更需要他。
扬是杜拉斯的秘书、知己、演员、司机、护士和伴侣，但从来不是情人。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16年，直到1996年3月3日杜拉斯去世。
“这场爱情结束了，而我还活着。”对于他们的爱情，扬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一场相遇。我总想起《广岛之恋》中的那句话：‘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
谋杀身边的所有好人：
杜拉斯世界里的“死尸”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这是198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在题铭中所说的一段话。
1914年杜拉斯生于越南西贡。她父亲是数学教师。她有两个哥哥。1921年她父亲去世。1924年她住在金边、永隆、沙沥。她甚至荒诞不经的迷恋她的小哥哥。
16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胡陶乐，帮助她家渡过难关，也成为她的第一个也是终身难忘的情人。1935年，21岁的杜拉斯在巴黎的法学院读书，浪漫史不断。1939年，与她结婚的罗贝尔·昂泰尔姆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觉得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最后两个人都爱上了对方。接下去的10年之内，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她。
她依旧过着自己渴望的、充满爱情、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生活，直到死去之前。然而杜拉斯从头到尾没有过一个情人——她有的只是情欲的孤独和对自己的爱慕，有的只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我在想，人们总是在写世界的死尸，同样，总是在写爱情的死尸。”杜拉斯一遍遍叙述着自己对爱情的“不再感兴趣和毫无兴趣”，但是她唯一在做的，唯一拥有的也就是关于爱的孤独和恐惧。
当然，这些荒诞不经的寻死一样的欲望，最后只有文字这个最忠诚的情人让她得到归宿，得到原谅。
1943年，29岁的她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名发表《无耻之徒》。她早期的小说《太平洋大堤》（1950）反映了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1952）充满了镜头般的画面和口语式的对话。法国掀起新浪潮后，她也因在1958年出版的小说《麾狄拉特干达毕业》而被誉为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1995年，她在写下后来那部举世闻名的——《情人》。她还导演过电影，比如《印度之歌》和《孩子们》。她写的剧本《广岛之恋》，更是电影史上的一颗明珠。
对绝对爱情的追求，是杜拉斯文学作品中的最主要的主题，其他许多主题都是为之服务的。尤其是在《情人》里，绝对爱情似乎完全被性爱、肉欲所取代。
通过性爱的宣泄，剥离出爱的原欲，将爱情最原始的快乐交还给人类。杜拉斯心里明白绝对爱情有时只有“第一次”——其余的温情脉脉和好心好意只能成为尸体，注定成为死尸和残酷的枯萎。
“真正的痛苦不是欲望，而是人类把恶赋予了欲望”。这种纯洁无辜的孤独，通过情节的扑朔迷离，结构的支离破碎，语言的晦涩难懂以及作品中被孤独弄到魂不守舍甚至疯癫的人才是她的使命——所以说她没有情人，她只有死尸，孤独才是她唯一的伴侣。 女性文学百年路：
谁在爱你100年的容颜
著名作家王小波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学境界。凭良心说，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
除了王小波，杜拉斯对中国年轻一代女作家的影响，尤为深远，尤其是安妮宝贝和张悦然等。女作家赵玫也公开承认自己受杜拉斯的影响，她说：“我甚至标榜我是尝试着用她的感觉和她的方式在写作……”
无论大段的心灵自语独白，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灵活切换，还是注重诗性、节奏，堪称“电报式”的短句子，与记忆的碎片形成对照……杜拉斯给作家们提供了写作的范本，更重要的是杜拉斯背后的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
杜拉斯一百年有另一种意味，意味着女性情欲本身，女性独立写作本身的意义。
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男人在做男人时是正当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时却是不正当的。”而杜拉斯和女性文学所谓觉悟的表现，就是理直气壮地的情欲和自信，这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率，一种文学独立。
美国当代女诗人普拉斯的诗集阐释过这种充满痛苦的“自白”，痛苦和矛盾贯穿她一生：作为女儿，她竭力迎合母亲的心愿：少女时期，五十年代传统的女性角色和她从事写作的理想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一直延续了她的一生；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又经受着生活的种种考验，多次企图自杀。
对“附属地位”的生活的反抗构成了一个个杜拉斯们和女性文学。“你们必须以自己的奇特性创造你自己。”——这就杜拉斯的意义。
过去近百年的女性文学历程，中国女作家亦经历了这个“沧桑的百年容颜”：上世纪30年代开始，投身革命，获得与男人同样的作为“人”的价值。这一阶段，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冰心的《关于女人》等。
从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即追求人格精神独立阶段。如张洁的《祖母绿》、铁凝的“三垛一门”、王安忆的“三恋一世纪”等，她们以妇女的母性特质和高尚品德来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精神大厦和历史传统。
从9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视为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市场经济所催生的一切文化都是消费性的，都与个人欲望直接关联，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体意识呈现一种个人化的松散与破碎状态，在经验的表面滑行，在“看”与“被看”的怪圈中挣扎。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
“摆脱男性眼光，创造你自己，所有的渴望、欲望与柔软。”这就是杜拉斯以及女性写作的百年容颜。
这位伟大的女作家其作品包括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杜拉斯的一生更是不停创作的一部小说——酷热、暴风雨、酒精、狂躁、对话和爱情。杜拉斯的故事充满了爱情、背叛、伤害以及糟糕——但是，“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无论扬，还是未来的我们，爱的这张“沧桑的百年容颜”，不止是杜拉斯本身，还有女性写作的意义，女性的情欲本身，女性文学里的独立之路、痛苦和自视的目光。
杜拉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情人”的女人
“爱我吧，或者做我的情人”——这是杜拉斯跟全世界的对话，她首先把她自己，她本人，写成了一部一生都没有停止写作的小说。
在这部叫做一生的小说里，她的最后16个篇章来自一个叫扬·梅勒（扬·安德烈亚的原名）的男人。1975年，戛纳“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杜拉斯来参加一场讨论会。扬坐在第一排，他说：“我想给您写信。”她给了他在巴黎的地址。故事开始了。
他一连写了5年，几乎每天都写，她从不回信。1980年，扬27岁，杜拉斯66岁。她决定给这位年轻人回信。她在诺夫勒，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她在信中向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吐露心声，诉说继续活下去是如此艰难。
1980年7月29日杜拉斯在阳台上等扬。他们拥抱，交谈，直到深夜。杜拉斯对他说：“我儿子的房间空着。你可以在那儿睡。”这个年轻人走入了作家的生活，也走进了文学史。
“差多少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以为遇到了天使，而他以为遇到了此生最爱的作家。她爱上了爱情，他爱上了她的书。” 杜拉斯用扬的名字和他母亲的名字组成了姓。取消了他父亲的姓。杜拉斯就把扬囚禁了起来。
他们在一起反反复复听埃尔韦·维拉尔的唱片，开车去兜风，喝很多酒。杜拉斯会把扬关在公寓里。扬是同性恋，他喜欢的是男人。他们经历着一种不可能的爱情。杜拉斯喜欢男人，喜欢肉体之爱，他们也做爱。
在《蓝眼睛黑头发》里，杜拉斯描述了一个女人如何才能接受才所欲求的男人是个同性恋呢？——爱是不可能的。据说扬一边打《蓝眼睛黑头发》的手稿，一边不停骂杜拉斯和自己，然后去找男人。
扬想成为作家，但杜拉斯从来不允许扬坐在她写作的位子上。甚至不允许扬见其他女人，母亲来巴黎也只能偷偷去见她。他们和普通情侣一样，他们争吵、尖叫、妥协，她会赶他出门，他会再回来。她会打他，辱骂他。他也会消失，一连几天几晚，杜拉斯疯狂地满世界找扬，他逃跑又回来。她请求他留下来陪她，直到她死去。
“不，扬，永远不会受够杜拉斯的。”他们彼此无法离开。有好几次，杜拉斯觉得扬会抛弃她。但1986年的大病改变了事情的发展，扬每时每刻在她身边。扬在杜拉斯快喘不上气来的时候出现在她的生命里，“他将给予她写作的欲望。”相比于扬，杜拉斯更需要他。
扬是杜拉斯的秘书、知己、演员、司机、护士和伴侣，但从来不是情人。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16年，直到1996年3月3日杜拉斯去世。
“这场爱情结束了，而我还活着。”对于他们的爱情，扬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秘的事情。一场相遇。我总想起《广岛之恋》中的那句话：‘我喜欢你，多了不起的事啊！’”
谋杀身边的所有好人：
杜拉斯世界里的“死尸”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这是198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在题铭中所说的一段话。
1914年杜拉斯生于越南西贡。她父亲是数学教师。她有两个哥哥。1921年她父亲去世。1924年她住在金边、永隆、沙沥。她甚至荒诞不经的迷恋她的小哥哥。
16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胡陶乐，帮助她家渡过难关，也成为她的第一个也是终身难忘的情人。1935年，21岁的杜拉斯在巴黎的法学院读书，浪漫史不断。1939年，与她结婚的罗贝尔·昂泰尔姆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觉得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最后两个人都爱上了对方。接下去的10年之内，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她。
她依旧过着自己渴望的、充满爱情、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生活，直到死去之前。然而杜拉斯从头到尾没有过一个情人——她有的只是情欲的孤独和对自己的爱慕，有的只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我在想，人们总是在写世界的死尸，同样，总是在写爱情的死尸。”杜拉斯一遍遍叙述着自己对爱情的“不再感兴趣和毫无兴趣”，但是她唯一在做的，唯一拥有的也就是关于爱的孤独和恐惧。
当然，这些荒诞不经的寻死一样的欲望，最后只有文字这个最忠诚的情人让她得到归宿，得到原谅。
1943年，29岁的她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名发表《无耻之徒》。她早期的小说《太平洋大堤》（1950）反映了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1952）充满了镜头般的画面和口语式的对话。法国掀起新浪潮后，她也因在1958年出版的小说《麾狄拉特干达毕业》而被誉为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1995年，她在写下后来那部举世闻名的——《情人》。她还导演过电影，比如《印度之歌》和《孩子们》。她写的剧本《广岛之恋》，更是电影史上的一颗明珠。
对绝对爱情的追求，是杜拉斯文学作品中的最主要的主题，其他许多主题都是为之服务的。尤其是在《情人》里，绝对爱情似乎完全被性爱、肉欲所取代。
通过性爱的宣泄，剥离出爱的原欲，将爱情最原始的快乐交还给人类。杜拉斯心里明白绝对爱情有时只有“第一次”——其余的温情脉脉和好心好意只能成为尸体，注定成为死尸和残酷的枯萎。
“真正的痛苦不是欲望，而是人类把恶赋予了欲望”。这种纯洁无辜的孤独，通过情节的扑朔迷离，结构的支离破碎，语言的晦涩难懂以及作品中被孤独弄到魂不守舍甚至疯癫的人才是她的使命——所以说她没有情人，她只有死尸，孤独才是她唯一的伴侣。 女性文学百年路：
谁在爱你100年的容颜
著名作家王小波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学境界。凭良心说，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
除了王小波，杜拉斯对中国年轻一代女作家的影响，尤为深远，尤其是安妮宝贝和张悦然等。女作家赵玫也公开承认自己受杜拉斯的影响，她说：“我甚至标榜我是尝试着用她的感觉和她的方式在写作……”
无论大段的心灵自语独白，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灵活切换，还是注重诗性、节奏，堪称“电报式”的短句子，与记忆的碎片形成对照……杜拉斯给作家们提供了写作的范本，更重要的是杜拉斯背后的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
杜拉斯一百年有另一种意味，意味着女性情欲本身，女性独立写作本身的意义。
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男人在做男人时是正当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时却是不正当的。”而杜拉斯和女性文学所谓觉悟的表现，就是理直气壮地的情欲和自信，这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率，一种文学独立。
美国当代女诗人普拉斯的诗集阐释过这种充满痛苦的“自白”，痛苦和矛盾贯穿她一生：作为女儿，她竭力迎合母亲的心愿：少女时期，五十年代传统的女性角色和她从事写作的理想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一直延续了她的一生；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又经受着生活的种种考验，多次企图自杀。
对“附属地位”的生活的反抗构成了一个个杜拉斯们和女性文学。“你们必须以自己的奇特性创造你自己。”——这就杜拉斯的意义。
过去近百年的女性文学历程，中国女作家亦经历了这个“沧桑的百年容颜”：上世纪30年代开始，投身革命，获得与男人同样的作为“人”的价值。这一阶段，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冰心的《关于女人》等。
从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即追求人格精神独立阶段。如张洁的《祖母绿》、铁凝的“三垛一门”、王安忆的“三恋一世纪”等，她们以妇女的母性特质和高尚品德来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精神大厦和历史传统。
从9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视为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市场经济所催生的一切文化都是消费性的，都与个人欲望直接关联，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体意识呈现一种个人化的松散与破碎状态，在经验的表面滑行，在“看”与“被看”的怪圈中挣扎。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
“摆脱男性眼光，创造你自己，所有的渴望、欲望与柔软。”这就是杜拉斯以及女性写作的百年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