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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不存在‘找思想偏激的学生来谈话’这个问题。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94年前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施行的办学方针。近日，一项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试点过的制度在即将向全校推广时，却惹来了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质疑其“禁锢思想”。
这项制度是“学生学业会商”。
去年11月，北大学工部、教务部、医学部教育处联合下发了一份《通知》，率先在北大医学部、元培学院试点“会商”十类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
根据《通知》，试点中，需要进行“重点学生排查、确认需要会商的对象”；之后形成个体帮扶方案；针对工作对象，“进行后续深度辅导和全方位的帮扶工作”。今年5月~6月，“会商”将在全校正式施行。
不过，北大还没来得及在全校“会商”学生，就被社会各界抢先“会商”了。
人们纷纷表示不解：为什么思想偏激、生活独立都要被“会商”？而这一做法竟然偏偏出自北大这一个在很多人心中象征着“个性与自由”的精神符号。
“在国外的大学，根本没有这种所谓的‘会商制度’。一个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不存在‘找思想偏激的学生来谈话’这个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思想的问题，绝不是老师找来谈话能解决的。思想的成熟是一个让学生形成理性思辩的过程。”
在国外，学生不会因为思想偏激而被列为“另类”。课堂上，他们可以就任何的事物发表自己任何的观点；大家可以讨论所有的社会热点，包括所谓的“敏感事件”，而不会受到学校任何机构的干预。
对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学校会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比如自由辩论、讨论会等，让他们充分地发表意见。在交锋中，偏激的学生会自然而然地修正自己的观点，或是获得更多的信息，完成自我教育。
这样的模式被称为“说理教育”。它是学生认识事物、形成理性思维的一个最好的过程。在美国，不仅是大学，从小学、中学就开始了说理教育。
“说理教育的前提，就是有自由的思想。”熊丙奇说，中国现在没有说理教育；而是“灌输”，不让学生追问对错。“如果说我们很多学生不会理性地判断问题，如果学校认为他们是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的制造者应该是学校。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说理’，但这次北大恰恰又采取了‘灌输’。”
此前，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告诉媒体，“会商”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这也在网上激起了有关北大精神坍塌的讨论，甚至被网友戏称为“两毛钱引发的‘血案’”。事实上，蔡元培先生早已说过，“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有网友甚至感叹：“蔡元培老先生若泉下有知，定会怒斥没有半点胸怀和特立独行的精神。”
“去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李培根在毕业典礼上对学生的一番鼓励中，直指了很多的问题，感动数千学生。可我们更多的教育是不能让学生批评，北大的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这个问题的体现。”熊丙奇说。
记者联系了北大学工部学生管理办公室，想了解将被“会商”的十类学生如何界定、什么样的学生算作“思想偏激”和“生活独立”、“会商”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不过，一听记者的采访要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匆忙拒绝了。“我不好回答你这个问题。”她说，“现在你就一律以我们主页上的为准。其他的，我们都不便回答。”
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主页”，是北大新闻网对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的一个专访。这也是“会商”引发热议之后，北大学工部所作出的唯一一次回应。查晶说，会商不是管制学生，也不处罚学生。这其中以学习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要帮助对象。
“学习指导、就业指导、心理咨询是大学应该对学生提供的服务，现在国内还做得很不够。北大推进这些工作不能抹杀。”熊丙奇说，但学校同时要分清的是，哪些不应该去做。
“在西方大学中，学生顾问在发现某一个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时，如果要请心理医生来帮助他解决，也需要征得学生本人的同意。”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天祥教授说。
陈天祥认为，北大的“会商”做得对不对，关键要处理好两个前提。第一，不要试图有思想上的控制，不会造成对思想、自由言论、人身自由权利的禁锢。第二，要征得学生个人的同意，将“会商”建立在个人愿意的基础上。
“如果一个学生的言行没有伤害到别人、自己也不愿意改变，为什么要去干预他？思想是不能被控制的。”陈天祥说。
熊丙奇认为，在中国现在的大学中，之所以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自由表达，症结就在于学校未能“去行政化”。
“在我们的高校中，行政机构的人员非常庞大。”熊丙奇说，传统的教育和管理模式，必须改变了！要改革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要真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前者是为了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没有自主权，也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灵魂。后者是要在学校内部建立一种民主管理机制，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大学改革是由大学的行政机构来改革。行政本身是既得利益者，要推行改革，就必然要打破它的既得利益。因此，很多学校就借着改革的名义来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益；每改革一次，行政的权力就增加一分。
“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还成立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由专家来提意见。这些举措能起怎样的作用，有待观察。但改革是大势所趋。”熊丙奇说，基层的一些学校和地方政府已开始了实践。
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从2007年11月筹建以来，就一直在打破传统的办校旧规。它从全球聘请一流教授，全英文授课；直接避开高考、从高二学生中招生；在迟迟得不到教育部招生许可的情况下，发出致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决定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
熊丙奇告诉记者，NGO的谏言、企业的参与也会成为高校改革的推动力。企业可以通过与大学合作、以用人标准来影响学校；在国外，这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包括内部管理、决策等在内的一些大学行为，社会都可以施加影响、进行干预。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要承担它的社会责任、接受社会评价，更何况一所公立大学。”陈天祥说。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94年前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施行的办学方针。近日，一项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试点过的制度在即将向全校推广时，却惹来了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质疑其“禁锢思想”。
这项制度是“学生学业会商”。
去年11月，北大学工部、教务部、医学部教育处联合下发了一份《通知》，率先在北大医学部、元培学院试点“会商”十类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
根据《通知》，试点中，需要进行“重点学生排查、确认需要会商的对象”；之后形成个体帮扶方案；针对工作对象，“进行后续深度辅导和全方位的帮扶工作”。今年5月~6月，“会商”将在全校正式施行。
不过，北大还没来得及在全校“会商”学生，就被社会各界抢先“会商”了。
人们纷纷表示不解：为什么思想偏激、生活独立都要被“会商”？而这一做法竟然偏偏出自北大这一个在很多人心中象征着“个性与自由”的精神符号。
“在国外的大学，根本没有这种所谓的‘会商制度’。一个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不存在‘找思想偏激的学生来谈话’这个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思想的问题，绝不是老师找来谈话能解决的。思想的成熟是一个让学生形成理性思辩的过程。”
在国外，学生不会因为思想偏激而被列为“另类”。课堂上，他们可以就任何的事物发表自己任何的观点；大家可以讨论所有的社会热点，包括所谓的“敏感事件”，而不会受到学校任何机构的干预。
对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学校会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比如自由辩论、讨论会等，让他们充分地发表意见。在交锋中，偏激的学生会自然而然地修正自己的观点，或是获得更多的信息，完成自我教育。
这样的模式被称为“说理教育”。它是学生认识事物、形成理性思维的一个最好的过程。在美国，不仅是大学，从小学、中学就开始了说理教育。
“说理教育的前提，就是有自由的思想。”熊丙奇说，中国现在没有说理教育；而是“灌输”，不让学生追问对错。“如果说我们很多学生不会理性地判断问题，如果学校认为他们是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的制造者应该是学校。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说理’，但这次北大恰恰又采取了‘灌输’。”
此前，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告诉媒体，“会商”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这也在网上激起了有关北大精神坍塌的讨论，甚至被网友戏称为“两毛钱引发的‘血案’”。事实上，蔡元培先生早已说过，“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有网友甚至感叹：“蔡元培老先生若泉下有知，定会怒斥没有半点胸怀和特立独行的精神。”
“去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李培根在毕业典礼上对学生的一番鼓励中，直指了很多的问题，感动数千学生。可我们更多的教育是不能让学生批评，北大的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这个问题的体现。”熊丙奇说。
记者联系了北大学工部学生管理办公室，想了解将被“会商”的十类学生如何界定、什么样的学生算作“思想偏激”和“生活独立”、“会商”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不过，一听记者的采访要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匆忙拒绝了。“我不好回答你这个问题。”她说，“现在你就一律以我们主页上的为准。其他的，我们都不便回答。”
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主页”，是北大新闻网对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的一个专访。这也是“会商”引发热议之后，北大学工部所作出的唯一一次回应。查晶说，会商不是管制学生，也不处罚学生。这其中以学习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要帮助对象。
“学习指导、就业指导、心理咨询是大学应该对学生提供的服务，现在国内还做得很不够。北大推进这些工作不能抹杀。”熊丙奇说，但学校同时要分清的是，哪些不应该去做。
“在西方大学中，学生顾问在发现某一个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时，如果要请心理医生来帮助他解决，也需要征得学生本人的同意。”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天祥教授说。
陈天祥认为，北大的“会商”做得对不对，关键要处理好两个前提。第一，不要试图有思想上的控制，不会造成对思想、自由言论、人身自由权利的禁锢。第二，要征得学生个人的同意，将“会商”建立在个人愿意的基础上。
“如果一个学生的言行没有伤害到别人、自己也不愿意改变，为什么要去干预他？思想是不能被控制的。”陈天祥说。
熊丙奇认为，在中国现在的大学中，之所以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自由表达，症结就在于学校未能“去行政化”。
“在我们的高校中，行政机构的人员非常庞大。”熊丙奇说，传统的教育和管理模式，必须改变了！要改革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要真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前者是为了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没有自主权，也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灵魂。后者是要在学校内部建立一种民主管理机制，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大学改革是由大学的行政机构来改革。行政本身是既得利益者，要推行改革，就必然要打破它的既得利益。因此，很多学校就借着改革的名义来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益；每改革一次，行政的权力就增加一分。
“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还成立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由专家来提意见。这些举措能起怎样的作用，有待观察。但改革是大势所趋。”熊丙奇说，基层的一些学校和地方政府已开始了实践。
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从2007年11月筹建以来，就一直在打破传统的办校旧规。它从全球聘请一流教授，全英文授课；直接避开高考、从高二学生中招生；在迟迟得不到教育部招生许可的情况下，发出致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决定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
熊丙奇告诉记者，NGO的谏言、企业的参与也会成为高校改革的推动力。企业可以通过与大学合作、以用人标准来影响学校；在国外，这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包括内部管理、决策等在内的一些大学行为，社会都可以施加影响、进行干预。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要承担它的社会责任、接受社会评价，更何况一所公立大学。”陈天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