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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人中，有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的人群中，60%已经移民或者有相关考虑，他们的年龄大多在35-50岁之间。
因移民数量之庞大，不禁令人好奇一个“小问题”：中国新移民们如何在国外度过他们的春节？
20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至今的于晓丹，亲身经历了不同时期的移民潮—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批移民到20世纪初的下岗工人移民潮，再到如今的“富豪”移民潮，她为本刊写下了这篇反映纽约中产阶级移民现状的文章。
从春节最重要的习俗—“吃团圆饭”这个角度来看，身在纽约的移民已经可以有多种选择。老字号的中餐馆努力复制过去的口味，或者难免照顾洋人口味，但如今在纽约新开的中餐馆，几乎与中国国内正在流行的菜品无异，理念已经变成：“只有获得中国客人认可的中餐馆，才是一个成功的中餐馆。”新的餐厅不再是富丽堂皇的装修和大圆桌，而是开放式的长桌，这是因为现在的移民家庭很少像老移民那样拖家带口一来一大家人，聚会也早已不再以家庭或同乡为主。而且，随着华裔的增加，华人超市在纽约已经进入竞争惨烈的格局，对当地的中国移民来说，要做一顿正宗而繁复的新年大餐已经是触手可及。
于晓丹注意到，新一代移民的独立生存能力增强了，尤其是“唐人街”已经成为洋人想象中国的旧符号，离开中国城的意识在新移民中愈发强烈。而与此同时，新移民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密切，来往更频繁了。
那么，春节能够在美国成为法定节假日吗？每年农历新年初一，华人社区都会举行热闹的大游行，但是于晓丹对此抱持悲观态度，虽然新移民人数在不断增加，新移民拥有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可在纽约的华人社区却很少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更感觉不到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只是像一群隐形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在故土和他乡之间冷漠地漂移。
公历元旦一过，马年春节便不远了。今年除夕赶上工作日周四，美国大多数上班的华裔家庭自己做年夜饭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很多，出去吃，将是较为普遍的选择。对于居住在纽约的华人来说，其实倒也不是个太难的选择。
我初到纽约的第一顿年夜饭是在MOMA附近的老牌沪菜馆“山王”吃的。据说“山王”的厨师以前是蒋中正御用，老板是老苏州人，后来辗转台湾、日本，最后落脚纽约。所以“山王”一般被认为是台湾人在纽约开的上海菜馆，历史久，有品位，也有不少传奇。1991年，张学良和吕正操在纽约秘密会晤，给张安排的祝寿宴就摆在“山王”。席间张还向吕问及裘盛戎、杜近芳等京剧名角，并特别问道：“我回家能否听杜近芳唱戏？”
我们吃“山王”时，其实时刻跺脚感叹不地道，可它已经是纽约上海菜的人中龙凤了。沪菜不放重料，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高，在纽约实现起来大不易。这些年，老板、厨师到侍应生也换了一拨又一拨，除了地点和环境，其他都没能逃脱越换越差的窠臼。
于是，2000年前后，我们更经常选择的是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五粮液”。
“五粮液”1996年开张，老板是来自四川的一个年轻人，最初的确与五粮液集团合股，六年后改独立私营。它最爱拿出来宣传的是，厨师全部来自四川，材料也全部由四川运来。
应该说纽约的川菜热始自“五粮液”，馋这口的华人，特别是刚在大陆经历过川菜热的新移民大呼过瘾，老外也趋之若鹜。川菜的先天优势是“一辣遮百丑”，只要红油地道，整个菜品就差不到哪儿去。加上彼时海外与大陆贸易来往已非常便利，花椒、辣椒等进料容易，这都给川菜在纽约风靡创造了条件。
那么今年我们还是会在这两家中选一家吗？可能不会，也有很大的可能会。
说可能不会，是因为今年可以选择的餐馆多了很多。
比如开在纽约大学附近的“麻辣东村”。这家2011年底开张的新式川菜馆，被我们一位从国内来的作家朋友赞为“比北京所有川菜都好吃”—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美东周游了一月有余，已经到了中餐吃嘛嘛香的地步。客观讲，“麻辣东村”的菜式的确比前辈“五粮液”要现代和新派，在国内川菜馆能吃到的菜品，比如麻辣牛蛙、麻辣香锅、沸腾鱼、老妈蹄花等，都在它的菜谱上。“东村”的老板是21世纪更新一代的移民，每年回国两三次，据他讲，每次回去到处试吃是主要任务。以往中餐，尤其是开在唐人街以外的中餐总难免顾虑洋人口味，“东村”的理念却是：“只有获得中国客人认可的中餐馆，才是一个成功的中餐馆。”
纽约的华人餐饮，从“山王”到“五粮液”再到“麻辣东村”，表面看是不同时期移民的“胃”史，实际上却是“心”史，是移民成分和心态变化的一个具象折射，是移民与故国及移民国家关系的交错变化史。“山王”像一个流亡贵族，一直努力凭记忆复制过去的美味，却难免总因差强人意而伤感。“五粮液”像一个暂别故土的游子，故土不遥远也不陌生。“麻辣东村”则像个刚刚离开父母的孩子，总得意洋洋地叫着板，摆出一副“我也不比你差”的熊样子。
既然“东村”这么地道，为什么又说今年的年夜饭仍有可能还选“山王”或“五粮液”呢？
因为毕竟是过农历新年，在纽约中餐馆中，有传统过年气氛的，还得属老派餐馆。
老派餐馆的首要特征是大，最早一代的老广东移民开的粤餐厅都规模浩大，适合大家庭聚会。“山王”和“五粮液”虽然面积比不上传统粤菜馆，但总还摆得下几张十六到二十人的圆桌。到“麻辣东村”这一代新餐馆，气势则小了很多。这固然有曼哈顿房租越来越贵的原因，据老板讲，要想有个能摆下圆桌的面积，月租怎么也要四万到五万美金。不过，原因可能还在于，现在的移民家庭很少像老移民那样拖家带口一来一大家人了，聚会早已不再以家庭或同乡为主；即使多人聚会，开放式的长桌拼接也更符合年轻一代的时尚。因此，新派餐馆可以不必计较面积，却一定更讲究情调，这个情调一定不是非红即金，也不再一定是已被模式化的中国式富丽堂皇。 只是，对于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老移民”来说，虽然明知“山王”和“五粮液”的菜并不可口，可还是会对气氛老派的大圆桌情有独钟。
也许有人注意到，说了半天，我的几个年夜饭地点选择，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城”里。难道华人的新年不应该在华埠里过吗？
的确，上面提到的三家餐馆都距离华埠有不小的距离，且分散在曼哈顿岛上的不同社区。华埠在华人移民的心里似乎早已不是吃中餐的首选了，平时不是，过年也不是，从前新年唐人街粤餐厅里人山人海排队喝茶的火爆场面已不多见，最有名的几家粤餐馆在“9·11”以后也都相继倒闭了。
不同时期的移民，对曼哈顿的中国城会怀有不同的感情。对最早的一代移民来说，它是很多人的落脚点；如果后来没能学会融入美国社会的技能，它也是很多人终身的栖身之地。纽约有各种族裔的“城”，比如小意大利、韩国城、小德国、小希腊、小爱尔兰、小苏联等，都是第一代移民抱团生存的历史遗迹。这个“城”保持得越久，跟这个族裔不断有移民涌入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个族裔融入主流的能力越低的表现。
现在，小意大利已经缩小到只有两三条街的规模，小德国、小希腊、小爱尔兰等已基本完全消失，中国城是目前曼哈顿岛上最大的一个少数族裔社区，而且旧形态保持得最好。因此，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纽约的我们这一代移民来说，有很多年它是一个有点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我们离不开它，那时候它是解思乡之馋唯一的选择。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愿离它太近，因为它脏乱旧，卖的CD都是几十年前的，海报上的歌星都老掉牙了，连名字都没听说过，跟时尚的纽约现代的纽约好像毫无关系。
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里的思想陈旧，跟主流价值观常常脱节。
我曾问过一位把餐馆开在纽约东村的老板，为什么没有选择唐人街。他说东村的老外客户多，老外成了熟客以后会让生意更好做，而华人顾客成了熟客以后只会让生意更难做。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老外熟客听到服务生能叫出他的名字，就会多给小费，而且一次比一次多；而华人顾客在熟了以后，通常就要向老板提出打折的要求了，而且还特别理直气壮。所以，在华人聚居社区的中餐馆里很少见到老板或伙计与客人“一家亲”甚至“称兄道弟”的场面，反倒时时感觉他们对自己人在刻意保持距离，对老外却热情得多。
对于更新一代的移民来说，中国城离他们就更远了。这一代移民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密切，来往更频繁，对中国城的依赖就更弱。
曼哈顿的唐人街在20世纪初已经在向旅游景点转变，由于恶劣的居住条件，华人租户纷纷外迁，外国游客比华人居民要多。都说中国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9·11”，不可否认，“9·11”是压倒它的一根稻草；可事实是，如果一个社区始终有稳定的居民生活，内在的生存机制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垮，比如纽约的苏荷社区。说到底，中国城的重创还是因为支撑华埠经济的不再是华人居民，而是外国旅游者了，天一黑它就成了一座死城也就不足为怪。“9·11”不过证明了，固守在中国城里其实非常脆弱，冲出来的这些餐馆倒都在继续生存着，而且生存得越来越好。
每一次移民潮，其实都是一次华人向唐人街以外世界的冲击波。地理位置的变化反映的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新移民这种“离开中国城”的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
现在在纽约已做得很有名声的“西安名吃”便是一个好例子。
杰森当上“西安名吃”的店主时只有25岁，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新移民，却颇有新移民情怀。父亲在他上学时就在纽约另一个中国城法拉盛开了第一家“西安名吃”，像多数这类创业故事的开头，铺面是在一个商场的地下。杰森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带着商科学位毕业以后，就萌发了要让这块家族企业的牌子走出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视野的宏愿。“西安名吃”带有浓郁中国特色，可杰森不想让它隅于 “唐人街就是整个世界”的局限，不愿把注意力放在怎样跟唐人街那些“南方人或北方人”竞争，而是如何在美国与其他类型的餐厅竞争上。目前，“西安名吃”在纽约已经有五家分店，其中三家都在中国城以外。
虽然曼哈顿的唐人街成了旅游区，那里的餐馆越来越迎合外国人口味，我们却还有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吃年夜饭的华人社区，就是纽约的第二个中国城，位于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而且更让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移民兴奋的是，它现在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北方菜系， 这在全纽约，甚至全美国都无与伦比。
法拉盛位于纽约市皇后区北部，离曼哈顿唐人街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从前是个人口稀疏、位于都市边缘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住宅区，其中点缀着一个很小的日裔社区。20世纪70年代，大批亚裔移民涌入，其中以台湾人和韩国人最多。法拉盛虽然形成了“另一个中国城”，有“小台北”或“小台湾”之称，可这一时期仍是多族裔混合，除了很多台菜馆，商业中心的街道上还有不少由韩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国人经营的餐馆和商店，有各种亚裔所属银行，多种语言的路牌和广告牌。
1989年前后，大批大陆移民的到来悄悄却又相当猛烈地改变了这种多族裔并存的局面。到20个世纪末，大陆移民已超过台湾移民，法拉盛中心街区一点一点被大陆新移民占领，台湾人和韩国人相继被边缘化，迁移到离公共交通（比如地铁和公共汽车）较远的位置，其他少数族裔商业更是基本被“赶尽”了。从前以台菜、粤菜和韩国餐三足鼎立的餐饮分布图也被改写，台湾菜馆纷纷倒闭，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大陆人口味的餐馆，出现更多上海、湖南、四川、广东、福建和浙江新风味。21世纪初，又一拨特点鲜明的大陆移民到来，即来自北方的下岗工人，法拉盛进入一个新阶段。
说起来，纽约的华人餐饮历史，总离不开中国本土社会的阶段性变化。移民社区某一方面每一次历史现象的出现，都与本土国家的历史节点高度契合。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陆为激活国企施行下岗分流的政策以后，国企集中的北方地区出现大批下岗工人，其中一部分很快涌至纽约法拉盛。法拉盛街头在韩语和台湾普通话中间开始夹杂出现东北话、天津话，出现天津馅饼、兰州拉面、烤羊肉串车摊，北方餐馆随后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华人社区完全没有北方餐馆的历史。 现在，仅在法拉盛中心几条街的中心商业区内，东北菜馆粗算起来已有10家，山东菜馆5家，河南菜馆3家，天津面食店5家。从前的华人餐饮多少总要“入乡随俗”，照顾其他族裔的饮食口味，中餐难免“淮橘成枳”之憾。可现在，即使是曼哈顿开在非华人社区的餐馆都在追求纯正的中国口味，让美国人适应中国胃，华人聚居区法拉盛的中餐馆，比如“老东北风味”“青岛人家”“老周全羊馆”“大河人家”（河南）等，就更是越被其移民老乡盛赞“地道”“正宗”越好，越保留原乡特色生意才越红火。
法拉盛缅街（Main Street，意为“主街”）上有家很不起眼的“盛津美食”。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餐馆，更像一家小吃摊，在一个几近寒酸的铺面里，没有环境可言，餐具都是一次性泡沫或塑料制品，卫生条件甚差，可生意却好得出奇。它的葱花发面大饼四美元一张，远近闻名。我这几年回国也没吃到过那么好的大饼，常有纽约州附近的外州华人专程前来购买。它还经营其他纯正的天津小吃，比如炸糕、豆浆、油条、豆腐脑等，甚至还有锅巴菜。我曾听母亲多次念叨最后这道家乡菜，没想到第一次品尝竟是在法拉盛。虽然不觉得好吃，可能也不会再吃了，可终究解了一个多年之谜，不能不感叹法拉盛如今的“中国化”。
新移民甚至还为法拉盛带来一座“新世界美食城”，开在“新世界超市”楼下，规模和经营内容及经营方式，都与国内的“美食城”一般无二，一到周末，人潮如海，热闹非凡的景象也与国内一样。
除夕没有赶上休息日，可我们家的年夜饭估计不会彻底取消，多半会向后推迟两天，改在周六年初二邀请朋友们过来吃。这几年，我家的大厨列年夜饭菜谱越来越轻车熟路，六冷六热两道汤不在话下。虽然不能跟在国内比，可比我们20年前初到美国时，不知丰富了多少。不要说盐水鸭，就是椒麻鸡、油爆虾、水煮鱼、韭黄炒黄喉、蒜薹炒腊肉，甚至高难度的“霸王别姬”汤，都能轻松搞定。
原因当然是，现在买菜容易了。
离我们住处不算太远，有两个华人超市比较集中的地区，一是西边的艾姆赫斯特，一是北面的法拉盛。
二战之前，艾姆赫斯特是一个只有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社区，战后迅速发展成为纽约最多族裔混杂的社区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小镇共有来自112个国家的居民，华人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只有几条街口之间的百老汇大街上零星有些华人店铺。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便利的交通和一家香港超市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华人租住进来，且一旦进来就呈不可挡之势，艾姆赫斯特现在已经是纽约皇后区第二个中国城，华人大型超市也从原来的一家一下子变成如今的六家。六家老板，除了香港超市仍是老香港移民，也就是香港曾经的艳星叶玉卿的老公，其余都是温州和福州新移民。
在法拉盛，与大陆新移民餐馆纷纷踢走老移民的老馆子同时，华人超市也顶走其他族裔的食品店，甚至是美国主流百货店店面，在不长的一条缅街上，现在至少已开有六家大型超市，整个法拉盛地区至少有20家。
20家是什么概念？法拉盛人口总数30万，华裔占一半，就是说，每7500个华裔居民就拥有一家大型超市，这个数字比北京的望京还高。如此供求比例，其背后的竞争有多惨烈也可想而知。常常是夏天回趟北京，再回来，某家超市就改了名字，换了老板。开张于1994年的香港超市曾经在华人超市圈一枝独秀，现在无论是购物环境还是货架内容都显陈旧，价格也不断遭到温州超市的挑战，已经是最冷清的华人超市了。即使是新开张的温州超市，一个月前我们还在感叹它的环境明亮，布局合理，货物充足，客流红火，一个月后突然发现人少了，蔬菜也自然大不如从前新鲜。店员不无委屈地跟我们抱怨说，附近又有一家更大的超市开张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比他们的更低！
有人说，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华人有两样东西不会丢，一是说中国话，二是吃中国菜。与饮食有关的商业因此永远是华人在移民国家的首选目标。这当然不能说是坏事，可是恶性竞争便在所难免，一直是令华人商家淌血的痼疾。法拉盛市以缅街为轴心的中心市区，已经发展成为纽约市第四大中心商业区，可是这个社区内除了餐饮业和超市业，其他商业总也得不到良性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20年前，法拉盛主街上还有几家美国主流零售店铺，比如Old Navy，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甚至还有一家梅西百货，现在统统都已关张，被中餐馆或超市取代了。十几年前，法拉盛建过一座shopping mall，与周边任何地方的shopping mall不同，竟然没有一家美国主流店铺进驻。
华人社区看似红红火火，任何时候不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街上永远人潮翻涌，可其实，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区。
今年春节因为是在公历1月底，坠在大多数学校寒假的尾巴上，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早早就飞回了家，而且，估计不少人将以各种名义拖延返校，要在中国过完新年才会回来了。
这样一来，机票肯定又涨价了。
不过，即使不是因为春节，如今的新一代留学生也很少像我们当年那样，还会在最初几年视回家为遥不可及的梦。
中国国航开通纽约直飞北京的航班以后，最早是一周三班，后来改为每天一班，从去年夏天起已增至一日两班，可显然依旧无法满足需要，机票价格还在一路攀升。这固然跟油价上涨有关，跟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来往中国的人数大幅增加有关，可我们也经常开玩笑地说，纽约新一代留学生也应对此负有责任。
与我们那一代新移民留学生比，最新的一代留学生“富贵”了许多，很多带着钱来，再也不用有寒暑假“刷盘子洗碗”拼命打工赚学费的经历。很多新留学生一来，家长已经给他们买好了房子，不用住学校宿舍；有时在餐馆或茶室碰到的他们，大多穿戴各种名牌，谈论的是出入各种卖场的消息。往返中国对他们来说更是家常便饭，不要说寒暑假，有的连短暂的一周春假也要飞回国。他们的父母也更经常地往返看望和陪伴他们。国航的机票价格就是随着这样的节奏而越飙越高。四五年前，暑假期间纽约北京往返机票大约在八百到九百美金左右，现在，二千美元起价已是常态，去年甚至涨过三千。许多老移民突然发现，如果是一家四口，他们已经回不起国了。 孩子跟故乡父母亲近，当然是好事。不过，我也常常觉得，这些学生在得到很多的同时，好像也失去了一些。
有个朋友的儿子在波士顿读书，去年4月马拉松爆炸案发后，在国内的母亲立刻将儿子召唤回家。虽然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情，可是也不免为孩子失去了一个成长的“时刻”感到可惜。回想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9·11”的前前后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会少多少。无法逃离，有时便只能做历史见证者。所有的历史事件在发生之时，特别是发生之后，都会裹挟起一股强大的积极能量，把一个单薄的人变得厚实，把一个胆小的人变得勇敢，把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变得懂得流泪，懂得什么是社会责任感。“I am part of the city”，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当你最后发现你是一座城市的一部分血肉时，你所体会到的幸福比你是父母的一个孩子要浓烈很多。
可现在大多数最新一代的移民的现实是，他们除了把孩子放在这个国家上学，或者在这个国家购买了房产，就几乎不跟这片土地发生任何关系了，也不准备发生任何其他关系。
这是这部分新移民跟上一代新移民最为不同之处。
我周围这样的新移民着实不少，有国内知名音乐人一家，国内建筑师一家，或是国内生意人一家，等等。这些新移民办理移民身份大多是为孩子在美国求学，他们自己每年只进出一两次以保证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其余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他们无论本人生活在这里，还是只有太太与孩子生活在这里，全家的经济收入完全来自中国，夫妻都不在这里工作，靠国内以前或仍然持续的收入完全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支及子女的上学费用。因此，这是一代不跟美国社会发生任何有血肉关系的移民，他们大部分人利用在中国的获益换取美国虽然经济放缓但仍然拥有的阳光、空气和优质生活、优质教育。
我不能“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地评价这样生活的好坏，可是却不能无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虽然新移民人数在不断增加，新移民拥有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可纽约的华人社区却很少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更感觉不到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只是像一群隐形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每年农历新年初一，华人社区都会举行热闹的大游行。游行已存在几十年了，可是越来越成为社会事件是最近几年的事。最早游行队伍举青天白日旗，现在早已换成了五星红旗；地点也从曼哈顿的唐人街，蔓延到法拉盛的中国城。2013年差不多有四千人参加了法拉盛的游行，围观人数达十几或数十万。
然而，春节常常不能凑巧赶在周末，学生上课，大人上班，因此将中国春节设立为联邦法定假日（federal holiday）已被在美华人呼吁多年。纽约的亚裔政治领袖在近几年竞选议员期间和当选后都在积极推动这一法案，2013年1月15日白宫“我们人民”网站还登出一份就此向美国政府发出的民间请愿书，很快得到近4万份签名。按照白宫的承诺，任何一份请愿书只要签名超过2.5万份，白宫就将做出回应。白宫果然守诺，回应的言辞间却也充满曲折的外交口气：“尽管需要国会的一项法令才能使中国新年成为联邦假日，我们却愿意毫无保留地说出，以确保这个重要的节日被广泛认可，并得到尊重：就像犹太新年、复活节和古尔邦节一样，它（指中国新年）是一个作为文化让我们富有、作为人让我们强壮的节日—尽管它不是一个联邦假日。”
帝国大厦倒是自2000年起每年都为中国新年亮起红色和黄色喜灯，可是比起法定假日，此举实在像顺水人情。
能否将某一族裔的传统节日设定为法定假日，也就是能成为学校假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马丁·路德·金日”也是争取了十几年才成功。一个假日背后总是暗藏某种色彩，要么是政治的，要么是经济的，但归根结底，总要靠这个族裔自己争取。这与这个族裔在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与政治地位更有关。比如，许多犹太人的节日在美国早已是法定假日，除去全国公假（public holiday），犹太人还可以在他们众多的节日合法休假，犹太公司里的其他族裔也可以跟着沾光。即使学校考试，假如赶上犹太人的“斋戒日”，犹太学生也可合法缺课。
一般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家庭观念强，重视教育，两个民族都不容易融于外族。不过，也有明显的不同，犹太人坚持文化独立却积极争取社会地位；中国人虽更倾向于西化，比如喜欢西式婚礼、穿西装，却怯于参与社会事务。
少数族裔参政通常需要三个条件：英语过关，足以顺畅表达政见；融入美国社会，有能力和意愿改变本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团结其他族群的选民争取足够的票数；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以此三个条件衡量，中国现在国力强盛，最新一代移民也的确有着敦实的经济背景，在美国居住的“富豪”“大款”不少。可华人的参政议政能力似乎并未因此而加强多少，这些“富豪”新移民除了购买地皮等不动产，似乎并没有像其他有着强大经济背景的移民族裔那样，对社会基础生活产生显著影响，甚至比上几代华人移民的影响还要微弱。究其原因，一是华人富豪仍是沧海一粟，另一问题则在于其他两个条件。
一百五十多年前，曼哈顿下城东曾经有个“小德国”，大约有六万德裔移民聚居在那里。当时有人这样描述它：“在小德国区的生活几乎就和在老家差不多……基本上每个店铺都是德国人开的。住在小德国区的居民，连英语都不用学。”Ottendorfer是当年其中的一个难民，他很快创办了《纽约客周报》并以此发家，发家后立即回馈社区，捐献图书馆，希望用书籍的力量帮助他那些从德国来的同胞更快地融入美国文化，脱离“小德国”孤立的区域。来自德国的另一位千万富翁奥斯塔死后留下40万美元，要为纽约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就是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部分前身，馆前那座名为“忍耐”的大理石狮从前其实叫“奥斯塔”。
在纽约，华人有80万之众，约占全市人口的10%，比例远高于全美国的平均数1%。但有几十万扎堆于华埠，固守几个中国城内；也正因为有中国城这种地方存在，现在城里的生活跟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小德国”仍然很像，每个店铺都是中国人开的，住在里面的居民仍然用不着学习英语或其他跟华人以外世界打交道、融入美国社会的能力。能活着，能赚钱好像就是全部生活目标；即使成功取得合法移民身份，很多人也不投票，即使投，也只能做个投票机器。 而最新一代有经济实力甚至很有文化甚至社会背景的知名移民，似乎更加没兴趣参与社会生活，他们在富人区买了房子以后就隐居在家，连义工都不做，也没有学习英语的动力。
对于生根还是归根，华人也有着特别的文化。
如果经常在纽约的韩国餐馆和华人餐馆吃饭，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曼哈顿中城有个面积不大的韩国城，那里也聚集了几百家韩国餐馆，家家装饰讲究、用心，跟华埠唐人街的中餐馆形成鲜明对照。而中餐馆似乎只有开在非华人聚居区，比如前面说过的“山王”“五粮液”等，好像才有动力把自己的门面做得漂亮一些；而只要开在华人街里面，很多就“凑合”了事，卫生状况更令人忧虑。散布美国各地的中餐外卖店，无论开在多么好的街区里，也总是透着一副“快赚钱赚快钱”的潦草。
我曾经与多位韩裔共事，发现他们大多在成功取得移民身份后便安居乐业，以此地为家。似乎正是这种心态释然，他们的餐馆无论大小，都舍得在装修上大笔投入，木头是实打实的木头，陶罐是实打实的陶罐。而华人好像一向没有落地为家的文化，赚的钱是要寄回家的，自己早晚也是要回家的。即使是几十年老华侨，内心也仍然在为是生根还是归根而挣扎。这种挣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中间还存在，到了最近五六年的新移民那里，连挣扎都不用，毋庸置疑，这里当然不是他们的家，不过是一个“备份”而已。对于是否应为移民国家贡献一己之力，或者是否应该遵守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似乎都无所谓。有些华人在购买了漂亮的联体别墅后，把原先房前存在了几十上百年的草坪统统铺上砖头，为的是节省草坪所需付出的财力和人力，完全不顾邻里已有的景观。说好听点，这是故土难离；可是说难听点，这样的人即使回归故土又能有什么胸怀也很让人怀疑。
这些年，眼看华人社区餐馆和超市多了很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可整体形象还一如既往地陈旧和混乱，甚至更乱。法拉盛的主街和罗斯福大道交汇口，已经是纽约市第三繁忙的街口，仅次于四十二街时代广场和三十四街赫勒尔德广场。可是走在法拉盛人头攒动的街头，总让人恍惚，这是在纽约吗？难道不是在中国一个杂乱无章的县城，而且还是几十年前的县城？我的一位刚从北京移民来的朋友，不明就里地租住在法拉盛附近，每次说起这个地方都满脸痛恨不已。
在这个人口密布、空气混浊的社区中，传统的华人同乡会和商会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其带头人一般是当地有实力的商人，他们的支持对政治代表能否登上舞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这些人大多是年纪偏大的老移民，思想陈旧封闭，虽然爱国，对于太平洋那边的祖国发生了什么却常常脱轨，做出的判断常让人啼笑皆非。
去年10月，华人社团就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错误应对儿童“杀光中国人”言论的行为做出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恰巧在理发店碰到某华侨社团领袖，她鼓动我们上街所使用的语言让我惊愕，中心思想不外乎“这是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我们总是受欺负”，让人怀疑她是否还活在旧社会。由这样的人做领袖，我们的反应怎么可能不是过激，就是不够呢？
总而言之，无论是吃住行，今天的华人移民都跟祖国大陆有着更为密不可分的关系。全球化让所有的距离都缩短了，应该也包括心的距离。因此更加希望在新的一年，春节能成为美国的法定假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同一时刻，同时鉴于12小时的时差，要么吃着早点油条豆浆，要么吃着犹太人的百吉饼，夹着阿拉斯加烟熏三文鱼、西班牙的火腿、长岛的绿色沙拉、 丹麦的果酱，最后端着一杯希腊的酸奶，看冯小刚调制出来的春晚了。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人中，有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的人群中，60%已经移民或者有相关考虑，他们的年龄大多在35-50岁之间。
因移民数量之庞大，不禁令人好奇一个“小问题”：中国新移民们如何在国外度过他们的春节？
20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至今的于晓丹，亲身经历了不同时期的移民潮—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批移民到20世纪初的下岗工人移民潮，再到如今的“富豪”移民潮，她为本刊写下了这篇反映纽约中产阶级移民现状的文章。
从春节最重要的习俗—“吃团圆饭”这个角度来看，身在纽约的移民已经可以有多种选择。老字号的中餐馆努力复制过去的口味，或者难免照顾洋人口味，但如今在纽约新开的中餐馆，几乎与中国国内正在流行的菜品无异，理念已经变成：“只有获得中国客人认可的中餐馆，才是一个成功的中餐馆。”新的餐厅不再是富丽堂皇的装修和大圆桌，而是开放式的长桌，这是因为现在的移民家庭很少像老移民那样拖家带口一来一大家人，聚会也早已不再以家庭或同乡为主。而且，随着华裔的增加，华人超市在纽约已经进入竞争惨烈的格局，对当地的中国移民来说，要做一顿正宗而繁复的新年大餐已经是触手可及。
于晓丹注意到，新一代移民的独立生存能力增强了，尤其是“唐人街”已经成为洋人想象中国的旧符号，离开中国城的意识在新移民中愈发强烈。而与此同时，新移民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密切，来往更频繁了。
那么，春节能够在美国成为法定节假日吗？每年农历新年初一，华人社区都会举行热闹的大游行，但是于晓丹对此抱持悲观态度，虽然新移民人数在不断增加，新移民拥有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可在纽约的华人社区却很少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更感觉不到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只是像一群隐形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在故土和他乡之间冷漠地漂移。
公历元旦一过，马年春节便不远了。今年除夕赶上工作日周四，美国大多数上班的华裔家庭自己做年夜饭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很多，出去吃，将是较为普遍的选择。对于居住在纽约的华人来说，其实倒也不是个太难的选择。
我初到纽约的第一顿年夜饭是在MOMA附近的老牌沪菜馆“山王”吃的。据说“山王”的厨师以前是蒋中正御用，老板是老苏州人，后来辗转台湾、日本，最后落脚纽约。所以“山王”一般被认为是台湾人在纽约开的上海菜馆，历史久，有品位，也有不少传奇。1991年，张学良和吕正操在纽约秘密会晤，给张安排的祝寿宴就摆在“山王”。席间张还向吕问及裘盛戎、杜近芳等京剧名角，并特别问道：“我回家能否听杜近芳唱戏？”
我们吃“山王”时，其实时刻跺脚感叹不地道，可它已经是纽约上海菜的人中龙凤了。沪菜不放重料，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高，在纽约实现起来大不易。这些年，老板、厨师到侍应生也换了一拨又一拨，除了地点和环境，其他都没能逃脱越换越差的窠臼。
于是，2000年前后，我们更经常选择的是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五粮液”。
“五粮液”1996年开张，老板是来自四川的一个年轻人，最初的确与五粮液集团合股，六年后改独立私营。它最爱拿出来宣传的是，厨师全部来自四川，材料也全部由四川运来。
应该说纽约的川菜热始自“五粮液”，馋这口的华人，特别是刚在大陆经历过川菜热的新移民大呼过瘾，老外也趋之若鹜。川菜的先天优势是“一辣遮百丑”，只要红油地道，整个菜品就差不到哪儿去。加上彼时海外与大陆贸易来往已非常便利，花椒、辣椒等进料容易，这都给川菜在纽约风靡创造了条件。
那么今年我们还是会在这两家中选一家吗？可能不会，也有很大的可能会。
说可能不会，是因为今年可以选择的餐馆多了很多。
比如开在纽约大学附近的“麻辣东村”。这家2011年底开张的新式川菜馆，被我们一位从国内来的作家朋友赞为“比北京所有川菜都好吃”—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美东周游了一月有余，已经到了中餐吃嘛嘛香的地步。客观讲，“麻辣东村”的菜式的确比前辈“五粮液”要现代和新派，在国内川菜馆能吃到的菜品，比如麻辣牛蛙、麻辣香锅、沸腾鱼、老妈蹄花等，都在它的菜谱上。“东村”的老板是21世纪更新一代的移民，每年回国两三次，据他讲，每次回去到处试吃是主要任务。以往中餐，尤其是开在唐人街以外的中餐总难免顾虑洋人口味，“东村”的理念却是：“只有获得中国客人认可的中餐馆，才是一个成功的中餐馆。”
纽约的华人餐饮，从“山王”到“五粮液”再到“麻辣东村”，表面看是不同时期移民的“胃”史，实际上却是“心”史，是移民成分和心态变化的一个具象折射，是移民与故国及移民国家关系的交错变化史。“山王”像一个流亡贵族，一直努力凭记忆复制过去的美味，却难免总因差强人意而伤感。“五粮液”像一个暂别故土的游子，故土不遥远也不陌生。“麻辣东村”则像个刚刚离开父母的孩子，总得意洋洋地叫着板，摆出一副“我也不比你差”的熊样子。
既然“东村”这么地道，为什么又说今年的年夜饭仍有可能还选“山王”或“五粮液”呢？
因为毕竟是过农历新年，在纽约中餐馆中，有传统过年气氛的，还得属老派餐馆。
老派餐馆的首要特征是大，最早一代的老广东移民开的粤餐厅都规模浩大，适合大家庭聚会。“山王”和“五粮液”虽然面积比不上传统粤菜馆，但总还摆得下几张十六到二十人的圆桌。到“麻辣东村”这一代新餐馆，气势则小了很多。这固然有曼哈顿房租越来越贵的原因，据老板讲，要想有个能摆下圆桌的面积，月租怎么也要四万到五万美金。不过，原因可能还在于，现在的移民家庭很少像老移民那样拖家带口一来一大家人了，聚会早已不再以家庭或同乡为主；即使多人聚会，开放式的长桌拼接也更符合年轻一代的时尚。因此，新派餐馆可以不必计较面积，却一定更讲究情调，这个情调一定不是非红即金，也不再一定是已被模式化的中国式富丽堂皇。 只是，对于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老移民”来说，虽然明知“山王”和“五粮液”的菜并不可口，可还是会对气氛老派的大圆桌情有独钟。
也许有人注意到，说了半天，我的几个年夜饭地点选择，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城”里。难道华人的新年不应该在华埠里过吗？
的确，上面提到的三家餐馆都距离华埠有不小的距离，且分散在曼哈顿岛上的不同社区。华埠在华人移民的心里似乎早已不是吃中餐的首选了，平时不是，过年也不是，从前新年唐人街粤餐厅里人山人海排队喝茶的火爆场面已不多见，最有名的几家粤餐馆在“9·11”以后也都相继倒闭了。
不同时期的移民，对曼哈顿的中国城会怀有不同的感情。对最早的一代移民来说，它是很多人的落脚点；如果后来没能学会融入美国社会的技能，它也是很多人终身的栖身之地。纽约有各种族裔的“城”，比如小意大利、韩国城、小德国、小希腊、小爱尔兰、小苏联等，都是第一代移民抱团生存的历史遗迹。这个“城”保持得越久，跟这个族裔不断有移民涌入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个族裔融入主流的能力越低的表现。
现在，小意大利已经缩小到只有两三条街的规模，小德国、小希腊、小爱尔兰等已基本完全消失，中国城是目前曼哈顿岛上最大的一个少数族裔社区，而且旧形态保持得最好。因此，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纽约的我们这一代移民来说，有很多年它是一个有点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我们离不开它，那时候它是解思乡之馋唯一的选择。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愿离它太近，因为它脏乱旧，卖的CD都是几十年前的，海报上的歌星都老掉牙了，连名字都没听说过，跟时尚的纽约现代的纽约好像毫无关系。
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里的思想陈旧，跟主流价值观常常脱节。
我曾问过一位把餐馆开在纽约东村的老板，为什么没有选择唐人街。他说东村的老外客户多，老外成了熟客以后会让生意更好做，而华人顾客成了熟客以后只会让生意更难做。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老外熟客听到服务生能叫出他的名字，就会多给小费，而且一次比一次多；而华人顾客在熟了以后，通常就要向老板提出打折的要求了，而且还特别理直气壮。所以，在华人聚居社区的中餐馆里很少见到老板或伙计与客人“一家亲”甚至“称兄道弟”的场面，反倒时时感觉他们对自己人在刻意保持距离，对老外却热情得多。
对于更新一代的移民来说，中国城离他们就更远了。这一代移民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密切，来往更频繁，对中国城的依赖就更弱。
曼哈顿的唐人街在20世纪初已经在向旅游景点转变，由于恶劣的居住条件，华人租户纷纷外迁，外国游客比华人居民要多。都说中国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9·11”，不可否认，“9·11”是压倒它的一根稻草；可事实是，如果一个社区始终有稳定的居民生活，内在的生存机制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垮，比如纽约的苏荷社区。说到底，中国城的重创还是因为支撑华埠经济的不再是华人居民，而是外国旅游者了，天一黑它就成了一座死城也就不足为怪。“9·11”不过证明了，固守在中国城里其实非常脆弱，冲出来的这些餐馆倒都在继续生存着，而且生存得越来越好。
每一次移民潮，其实都是一次华人向唐人街以外世界的冲击波。地理位置的变化反映的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新移民这种“离开中国城”的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
现在在纽约已做得很有名声的“西安名吃”便是一个好例子。
杰森当上“西安名吃”的店主时只有25岁，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新移民，却颇有新移民情怀。父亲在他上学时就在纽约另一个中国城法拉盛开了第一家“西安名吃”，像多数这类创业故事的开头，铺面是在一个商场的地下。杰森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带着商科学位毕业以后，就萌发了要让这块家族企业的牌子走出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视野的宏愿。“西安名吃”带有浓郁中国特色，可杰森不想让它隅于 “唐人街就是整个世界”的局限，不愿把注意力放在怎样跟唐人街那些“南方人或北方人”竞争，而是如何在美国与其他类型的餐厅竞争上。目前，“西安名吃”在纽约已经有五家分店，其中三家都在中国城以外。
虽然曼哈顿的唐人街成了旅游区，那里的餐馆越来越迎合外国人口味，我们却还有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吃年夜饭的华人社区，就是纽约的第二个中国城，位于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而且更让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移民兴奋的是，它现在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北方菜系， 这在全纽约，甚至全美国都无与伦比。
法拉盛位于纽约市皇后区北部，离曼哈顿唐人街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从前是个人口稀疏、位于都市边缘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住宅区，其中点缀着一个很小的日裔社区。20世纪70年代，大批亚裔移民涌入，其中以台湾人和韩国人最多。法拉盛虽然形成了“另一个中国城”，有“小台北”或“小台湾”之称，可这一时期仍是多族裔混合，除了很多台菜馆，商业中心的街道上还有不少由韩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国人经营的餐馆和商店，有各种亚裔所属银行，多种语言的路牌和广告牌。
1989年前后，大批大陆移民的到来悄悄却又相当猛烈地改变了这种多族裔并存的局面。到20个世纪末，大陆移民已超过台湾移民，法拉盛中心街区一点一点被大陆新移民占领，台湾人和韩国人相继被边缘化，迁移到离公共交通（比如地铁和公共汽车）较远的位置，其他少数族裔商业更是基本被“赶尽”了。从前以台菜、粤菜和韩国餐三足鼎立的餐饮分布图也被改写，台湾菜馆纷纷倒闭，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大陆人口味的餐馆，出现更多上海、湖南、四川、广东、福建和浙江新风味。21世纪初，又一拨特点鲜明的大陆移民到来，即来自北方的下岗工人，法拉盛进入一个新阶段。
说起来，纽约的华人餐饮历史，总离不开中国本土社会的阶段性变化。移民社区某一方面每一次历史现象的出现，都与本土国家的历史节点高度契合。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陆为激活国企施行下岗分流的政策以后，国企集中的北方地区出现大批下岗工人，其中一部分很快涌至纽约法拉盛。法拉盛街头在韩语和台湾普通话中间开始夹杂出现东北话、天津话，出现天津馅饼、兰州拉面、烤羊肉串车摊，北方餐馆随后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改变了过去几十年，华人社区完全没有北方餐馆的历史。 现在，仅在法拉盛中心几条街的中心商业区内，东北菜馆粗算起来已有10家，山东菜馆5家，河南菜馆3家，天津面食店5家。从前的华人餐饮多少总要“入乡随俗”，照顾其他族裔的饮食口味，中餐难免“淮橘成枳”之憾。可现在，即使是曼哈顿开在非华人社区的餐馆都在追求纯正的中国口味，让美国人适应中国胃，华人聚居区法拉盛的中餐馆，比如“老东北风味”“青岛人家”“老周全羊馆”“大河人家”（河南）等，就更是越被其移民老乡盛赞“地道”“正宗”越好，越保留原乡特色生意才越红火。
法拉盛缅街（Main Street，意为“主街”）上有家很不起眼的“盛津美食”。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餐馆，更像一家小吃摊，在一个几近寒酸的铺面里，没有环境可言，餐具都是一次性泡沫或塑料制品，卫生条件甚差，可生意却好得出奇。它的葱花发面大饼四美元一张，远近闻名。我这几年回国也没吃到过那么好的大饼，常有纽约州附近的外州华人专程前来购买。它还经营其他纯正的天津小吃，比如炸糕、豆浆、油条、豆腐脑等，甚至还有锅巴菜。我曾听母亲多次念叨最后这道家乡菜，没想到第一次品尝竟是在法拉盛。虽然不觉得好吃，可能也不会再吃了，可终究解了一个多年之谜，不能不感叹法拉盛如今的“中国化”。
新移民甚至还为法拉盛带来一座“新世界美食城”，开在“新世界超市”楼下，规模和经营内容及经营方式，都与国内的“美食城”一般无二，一到周末，人潮如海，热闹非凡的景象也与国内一样。
除夕没有赶上休息日，可我们家的年夜饭估计不会彻底取消，多半会向后推迟两天，改在周六年初二邀请朋友们过来吃。这几年，我家的大厨列年夜饭菜谱越来越轻车熟路，六冷六热两道汤不在话下。虽然不能跟在国内比，可比我们20年前初到美国时，不知丰富了多少。不要说盐水鸭，就是椒麻鸡、油爆虾、水煮鱼、韭黄炒黄喉、蒜薹炒腊肉，甚至高难度的“霸王别姬”汤，都能轻松搞定。
原因当然是，现在买菜容易了。
离我们住处不算太远，有两个华人超市比较集中的地区，一是西边的艾姆赫斯特，一是北面的法拉盛。
二战之前，艾姆赫斯特是一个只有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社区，战后迅速发展成为纽约最多族裔混杂的社区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小镇共有来自112个国家的居民，华人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只有几条街口之间的百老汇大街上零星有些华人店铺。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便利的交通和一家香港超市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华人租住进来，且一旦进来就呈不可挡之势，艾姆赫斯特现在已经是纽约皇后区第二个中国城，华人大型超市也从原来的一家一下子变成如今的六家。六家老板，除了香港超市仍是老香港移民，也就是香港曾经的艳星叶玉卿的老公，其余都是温州和福州新移民。
在法拉盛，与大陆新移民餐馆纷纷踢走老移民的老馆子同时，华人超市也顶走其他族裔的食品店，甚至是美国主流百货店店面，在不长的一条缅街上，现在至少已开有六家大型超市，整个法拉盛地区至少有20家。
20家是什么概念？法拉盛人口总数30万，华裔占一半，就是说，每7500个华裔居民就拥有一家大型超市，这个数字比北京的望京还高。如此供求比例，其背后的竞争有多惨烈也可想而知。常常是夏天回趟北京，再回来，某家超市就改了名字，换了老板。开张于1994年的香港超市曾经在华人超市圈一枝独秀，现在无论是购物环境还是货架内容都显陈旧，价格也不断遭到温州超市的挑战，已经是最冷清的华人超市了。即使是新开张的温州超市，一个月前我们还在感叹它的环境明亮，布局合理，货物充足，客流红火，一个月后突然发现人少了，蔬菜也自然大不如从前新鲜。店员不无委屈地跟我们抱怨说，附近又有一家更大的超市开张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比他们的更低！
有人说，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华人有两样东西不会丢，一是说中国话，二是吃中国菜。与饮食有关的商业因此永远是华人在移民国家的首选目标。这当然不能说是坏事，可是恶性竞争便在所难免，一直是令华人商家淌血的痼疾。法拉盛市以缅街为轴心的中心市区，已经发展成为纽约市第四大中心商业区，可是这个社区内除了餐饮业和超市业，其他商业总也得不到良性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20年前，法拉盛主街上还有几家美国主流零售店铺，比如Old Navy，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甚至还有一家梅西百货，现在统统都已关张，被中餐馆或超市取代了。十几年前，法拉盛建过一座shopping mall，与周边任何地方的shopping mall不同，竟然没有一家美国主流店铺进驻。
华人社区看似红红火火，任何时候不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街上永远人潮翻涌，可其实，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区。
今年春节因为是在公历1月底，坠在大多数学校寒假的尾巴上，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早早就飞回了家，而且，估计不少人将以各种名义拖延返校，要在中国过完新年才会回来了。
这样一来，机票肯定又涨价了。
不过，即使不是因为春节，如今的新一代留学生也很少像我们当年那样，还会在最初几年视回家为遥不可及的梦。
中国国航开通纽约直飞北京的航班以后，最早是一周三班，后来改为每天一班，从去年夏天起已增至一日两班，可显然依旧无法满足需要，机票价格还在一路攀升。这固然跟油价上涨有关，跟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来往中国的人数大幅增加有关，可我们也经常开玩笑地说，纽约新一代留学生也应对此负有责任。
与我们那一代新移民留学生比，最新的一代留学生“富贵”了许多，很多带着钱来，再也不用有寒暑假“刷盘子洗碗”拼命打工赚学费的经历。很多新留学生一来，家长已经给他们买好了房子，不用住学校宿舍；有时在餐馆或茶室碰到的他们，大多穿戴各种名牌，谈论的是出入各种卖场的消息。往返中国对他们来说更是家常便饭，不要说寒暑假，有的连短暂的一周春假也要飞回国。他们的父母也更经常地往返看望和陪伴他们。国航的机票价格就是随着这样的节奏而越飙越高。四五年前，暑假期间纽约北京往返机票大约在八百到九百美金左右，现在，二千美元起价已是常态，去年甚至涨过三千。许多老移民突然发现，如果是一家四口，他们已经回不起国了。 孩子跟故乡父母亲近，当然是好事。不过，我也常常觉得，这些学生在得到很多的同时，好像也失去了一些。
有个朋友的儿子在波士顿读书，去年4月马拉松爆炸案发后，在国内的母亲立刻将儿子召唤回家。虽然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情，可是也不免为孩子失去了一个成长的“时刻”感到可惜。回想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9·11”的前前后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会少多少。无法逃离，有时便只能做历史见证者。所有的历史事件在发生之时，特别是发生之后，都会裹挟起一股强大的积极能量，把一个单薄的人变得厚实，把一个胆小的人变得勇敢，把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变得懂得流泪，懂得什么是社会责任感。“I am part of the city”，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当你最后发现你是一座城市的一部分血肉时，你所体会到的幸福比你是父母的一个孩子要浓烈很多。
可现在大多数最新一代的移民的现实是，他们除了把孩子放在这个国家上学，或者在这个国家购买了房产，就几乎不跟这片土地发生任何关系了，也不准备发生任何其他关系。
这是这部分新移民跟上一代新移民最为不同之处。
我周围这样的新移民着实不少，有国内知名音乐人一家，国内建筑师一家，或是国内生意人一家，等等。这些新移民办理移民身份大多是为孩子在美国求学，他们自己每年只进出一两次以保证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其余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他们无论本人生活在这里，还是只有太太与孩子生活在这里，全家的经济收入完全来自中国，夫妻都不在这里工作，靠国内以前或仍然持续的收入完全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支及子女的上学费用。因此，这是一代不跟美国社会发生任何有血肉关系的移民，他们大部分人利用在中国的获益换取美国虽然经济放缓但仍然拥有的阳光、空气和优质生活、优质教育。
我不能“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地评价这样生活的好坏，可是却不能无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虽然新移民人数在不断增加，新移民拥有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可纽约的华人社区却很少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更感觉不到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只是像一群隐形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每年农历新年初一，华人社区都会举行热闹的大游行。游行已存在几十年了，可是越来越成为社会事件是最近几年的事。最早游行队伍举青天白日旗，现在早已换成了五星红旗；地点也从曼哈顿的唐人街，蔓延到法拉盛的中国城。2013年差不多有四千人参加了法拉盛的游行，围观人数达十几或数十万。
然而，春节常常不能凑巧赶在周末，学生上课，大人上班，因此将中国春节设立为联邦法定假日（federal holiday）已被在美华人呼吁多年。纽约的亚裔政治领袖在近几年竞选议员期间和当选后都在积极推动这一法案，2013年1月15日白宫“我们人民”网站还登出一份就此向美国政府发出的民间请愿书，很快得到近4万份签名。按照白宫的承诺，任何一份请愿书只要签名超过2.5万份，白宫就将做出回应。白宫果然守诺，回应的言辞间却也充满曲折的外交口气：“尽管需要国会的一项法令才能使中国新年成为联邦假日，我们却愿意毫无保留地说出，以确保这个重要的节日被广泛认可，并得到尊重：就像犹太新年、复活节和古尔邦节一样，它（指中国新年）是一个作为文化让我们富有、作为人让我们强壮的节日—尽管它不是一个联邦假日。”
帝国大厦倒是自2000年起每年都为中国新年亮起红色和黄色喜灯，可是比起法定假日，此举实在像顺水人情。
能否将某一族裔的传统节日设定为法定假日，也就是能成为学校假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马丁·路德·金日”也是争取了十几年才成功。一个假日背后总是暗藏某种色彩，要么是政治的，要么是经济的，但归根结底，总要靠这个族裔自己争取。这与这个族裔在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与政治地位更有关。比如，许多犹太人的节日在美国早已是法定假日，除去全国公假（public holiday），犹太人还可以在他们众多的节日合法休假，犹太公司里的其他族裔也可以跟着沾光。即使学校考试，假如赶上犹太人的“斋戒日”，犹太学生也可合法缺课。
一般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家庭观念强，重视教育，两个民族都不容易融于外族。不过，也有明显的不同，犹太人坚持文化独立却积极争取社会地位；中国人虽更倾向于西化，比如喜欢西式婚礼、穿西装，却怯于参与社会事务。
少数族裔参政通常需要三个条件：英语过关，足以顺畅表达政见；融入美国社会，有能力和意愿改变本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团结其他族群的选民争取足够的票数；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以此三个条件衡量，中国现在国力强盛，最新一代移民也的确有着敦实的经济背景，在美国居住的“富豪”“大款”不少。可华人的参政议政能力似乎并未因此而加强多少，这些“富豪”新移民除了购买地皮等不动产，似乎并没有像其他有着强大经济背景的移民族裔那样，对社会基础生活产生显著影响，甚至比上几代华人移民的影响还要微弱。究其原因，一是华人富豪仍是沧海一粟，另一问题则在于其他两个条件。
一百五十多年前，曼哈顿下城东曾经有个“小德国”，大约有六万德裔移民聚居在那里。当时有人这样描述它：“在小德国区的生活几乎就和在老家差不多……基本上每个店铺都是德国人开的。住在小德国区的居民，连英语都不用学。”Ottendorfer是当年其中的一个难民，他很快创办了《纽约客周报》并以此发家，发家后立即回馈社区，捐献图书馆，希望用书籍的力量帮助他那些从德国来的同胞更快地融入美国文化，脱离“小德国”孤立的区域。来自德国的另一位千万富翁奥斯塔死后留下40万美元，要为纽约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就是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部分前身，馆前那座名为“忍耐”的大理石狮从前其实叫“奥斯塔”。
在纽约，华人有80万之众，约占全市人口的10%，比例远高于全美国的平均数1%。但有几十万扎堆于华埠，固守几个中国城内；也正因为有中国城这种地方存在，现在城里的生活跟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小德国”仍然很像，每个店铺都是中国人开的，住在里面的居民仍然用不着学习英语或其他跟华人以外世界打交道、融入美国社会的能力。能活着，能赚钱好像就是全部生活目标；即使成功取得合法移民身份，很多人也不投票，即使投，也只能做个投票机器。 而最新一代有经济实力甚至很有文化甚至社会背景的知名移民，似乎更加没兴趣参与社会生活，他们在富人区买了房子以后就隐居在家，连义工都不做，也没有学习英语的动力。
对于生根还是归根，华人也有着特别的文化。
如果经常在纽约的韩国餐馆和华人餐馆吃饭，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曼哈顿中城有个面积不大的韩国城，那里也聚集了几百家韩国餐馆，家家装饰讲究、用心，跟华埠唐人街的中餐馆形成鲜明对照。而中餐馆似乎只有开在非华人聚居区，比如前面说过的“山王”“五粮液”等，好像才有动力把自己的门面做得漂亮一些；而只要开在华人街里面，很多就“凑合”了事，卫生状况更令人忧虑。散布美国各地的中餐外卖店，无论开在多么好的街区里，也总是透着一副“快赚钱赚快钱”的潦草。
我曾经与多位韩裔共事，发现他们大多在成功取得移民身份后便安居乐业，以此地为家。似乎正是这种心态释然，他们的餐馆无论大小，都舍得在装修上大笔投入，木头是实打实的木头，陶罐是实打实的陶罐。而华人好像一向没有落地为家的文化，赚的钱是要寄回家的，自己早晚也是要回家的。即使是几十年老华侨，内心也仍然在为是生根还是归根而挣扎。这种挣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中间还存在，到了最近五六年的新移民那里，连挣扎都不用，毋庸置疑，这里当然不是他们的家，不过是一个“备份”而已。对于是否应为移民国家贡献一己之力，或者是否应该遵守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似乎都无所谓。有些华人在购买了漂亮的联体别墅后，把原先房前存在了几十上百年的草坪统统铺上砖头，为的是节省草坪所需付出的财力和人力，完全不顾邻里已有的景观。说好听点，这是故土难离；可是说难听点，这样的人即使回归故土又能有什么胸怀也很让人怀疑。
这些年，眼看华人社区餐馆和超市多了很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可整体形象还一如既往地陈旧和混乱，甚至更乱。法拉盛的主街和罗斯福大道交汇口，已经是纽约市第三繁忙的街口，仅次于四十二街时代广场和三十四街赫勒尔德广场。可是走在法拉盛人头攒动的街头，总让人恍惚，这是在纽约吗？难道不是在中国一个杂乱无章的县城，而且还是几十年前的县城？我的一位刚从北京移民来的朋友，不明就里地租住在法拉盛附近，每次说起这个地方都满脸痛恨不已。
在这个人口密布、空气混浊的社区中，传统的华人同乡会和商会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其带头人一般是当地有实力的商人，他们的支持对政治代表能否登上舞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这些人大多是年纪偏大的老移民，思想陈旧封闭，虽然爱国，对于太平洋那边的祖国发生了什么却常常脱轨，做出的判断常让人啼笑皆非。
去年10月，华人社团就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错误应对儿童“杀光中国人”言论的行为做出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恰巧在理发店碰到某华侨社团领袖，她鼓动我们上街所使用的语言让我惊愕，中心思想不外乎“这是白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我们总是受欺负”，让人怀疑她是否还活在旧社会。由这样的人做领袖，我们的反应怎么可能不是过激，就是不够呢？
总而言之，无论是吃住行，今天的华人移民都跟祖国大陆有着更为密不可分的关系。全球化让所有的距离都缩短了，应该也包括心的距离。因此更加希望在新的一年，春节能成为美国的法定假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同一时刻，同时鉴于12小时的时差，要么吃着早点油条豆浆，要么吃着犹太人的百吉饼，夹着阿拉斯加烟熏三文鱼、西班牙的火腿、长岛的绿色沙拉、 丹麦的果酱，最后端着一杯希腊的酸奶，看冯小刚调制出来的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