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专制政体之下，任何违背君主意旨的言行，都可能被处以重罪。臣子即便是出于社稷大计的考虑，对君主的不当举止给以善意的批评和劝谏，也有可能触怒君主，招致杀身之祸。深谙其中利害的韩非，就把向君主进谏形象地比喻为触犯“逆鳞”。他在《说难》一篇中，对“谏说谈论之士”提出了忠告：龙“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伴君如伴虎”之说。
　　批评先帝，这是典型的“触逆鳞”的行为。进一步说来，君主可以容忍对自己提出的批评，因为借此尚可博得“纳谏”明君的美名；但如果有哪位臣子胆敢对“先帝”提出批评，不管这种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是否符合事实，即便是号称为“开明”的皇帝，也往往要“龙颜大怒”了。道理也很简单：皇帝如果不做出强势反应，不仅得不到任何美名，还要落下一个“不孝”的罪名。这个道理，对于侍奉皇帝的大臣来说，是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直言进谏的“骨鲠”之臣，但其中敢于批评“先帝”的实属少数。也正因为如此，两汉时期发生的两起“诽谤先帝”案，才引人入胜，令人发出由衷的感叹。
　　西汉儒学名臣夏侯胜，是第一起“诽谤先帝”案的主角。
　　宣帝即位之初，为了表示“欲褒先帝”的意愿，下诏丞相、御史，历数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令群臣为武帝议立庙乐。群臣都附和旨意，惟独担任长信少府的夏侯胜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武帝虽有拓土斥境之功，但是“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朝廷大臣共同提醒夏侯胜说，这是诏书旨意，必须奉行。不料，“不识时务”的夏侯胜仍坚持己见，并公开说：“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一语招来大祸，大臣劾奏夏侯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宣帝大怒，将其下狱，判处死刑。后幸遇大赦，才保住性命（事见《汉书·夏侯胜传》）。值得注意的是，夏侯胜所言汉武帝的失德，朝廷公卿并没有给以否定，也就是说夏侯胜之言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只是按照自己所接受的儒学教育，从“民本”思想出发，尽大臣“直言正论”的义务，说出了人人皆知的事实而已，但他却触犯了政治忌讳，为此，他要承受牢狱之灾，甚至于差一点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那些朝廷大臣们，则对于皇帝不吝惜随声附和，对于同僚不耻于落井下石，实在是令人感慨。
　　发生在东汉前期的“诽谤先帝”案的主要人物孔僖，是孔子后裔，也是著名的学者。孔僖与学者崔相友善，同游太学，共习《春秋》。在读到吴王夫差的衰亡史时，孔僖废书而叹：“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崔也做了发挥：“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两位好友论古谈今，本来可以无话不说，偏巧邻房有位太学生梁郁，在旁边顺势发问：“如此，武帝亦是狗邪？”这一问题，虽然可以从孔、崔的语言逻辑中推导而来，但实在是太过敏感，孔僖、崔默然不对。梁郁却把这一态度当作故意冷落而怀恨在心，以至于暗中上书控告孔僖、崔“诽谤先帝，刺讥当世”。官府追究，崔被捕受讯。孔僖深知，罪名一旦成立，就要面临杀身之祸，抢在被捕之前，主动上书汉章帝，就“诽谤”罪的本来内涵加以论述，意在自救。他说：“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倘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这篇自我辩护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去申诉自己和朋友有没有议论汉武帝，而是强调他们的议论是据实而发，与“诽谤”的构成要素毫不相关。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作为记载于历史上，是人所共知的，后人的评议如果是符合事实的，朝廷应该引以为戒，即便是所言不当，朝廷也应该以宽容之心相待，怎能够因此而加罪于人？章帝素有“长者”之号，在批阅孔僖的上书之后，立即下诏不得追究此事，孔、崔才躲过一劫（事见《后汉书·儒林传上·孔僖》）。孔僖的见识和思辩能力，固然令人钦佩；汉章帝的仁厚宽和、不以言论治人以罪的胸襟气度，也值得肃然起敬。
　　见于史册记载的两汉政治案件虽多，但这两起“诽谤先帝”案的人文色彩无疑是最浓厚的。它们给后人留下的历史启迪，需要认真地思考和探索。如果夏侯胜、孔僖的境界，今人尚只能心仪仰慕，而无法企及，那就是一种不可言表的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