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谣言一转疯，辟谣一转没，缘何？对于赫赫事实，陈年旧谣却能被二度热传，又为何？根据奥尔波特与波斯曼关于谣言流传程度的公式，本文提出假设，若赋事件重要程度为定值，事实模糊程度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趋于无限小（趋真相），谣言流传程度却呈反趋势变大，并以“李芊非法行医”谣言再传为例，探析谣言所涉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围观者对事实的“合谋性沉默”在既定事实下对谣言流传的影响。
　　[关键词]合谋性沉默 谣言 非法行医
　　2014年6月27日晚7时，“李芊医生救人被南京法院判非法行医要赔偿”的网帖在网上突然迅速流传开来，6月28日上午8时，南京中院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对此进行辟谣，造谣者尚林辉被警方行政处罚。这则被判了“死刑”的谣言，至此本该灰飞烟灭，2015年1月此谣言一字未改并再次在朋友圈中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达到了几万人阅读转发。
　　一、谣言一转疯，辟谣一转没，缘何？
　　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认为，谣言的流传程度=（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谣言所涉事件是否重要的判定标准之一是是否与自己有关，即距离谣言事件的心理距离有多远，这种心理距离综合了物理距离、时间距离以及与自己或亲友是否有关等因素。正如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对于人来说心理距离是最短的，因此不难理解关于食品的谣言为什么会那么多。
　　谣言是人们试图降低生活中各种事情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本能反应。当人们对一些消息或新闻所反映的事实无法确定时，他们就会寻求身边的信息源。当没有官方的、权威的消息时，人们就进入了一种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寻求大众信息源”的状态。MH370航班失联不足24小时里，网络上谣言满天飞，消息的公布速度和数量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大众对生存和生活充满恐慌，谣言便不胫而走甚至以假乱真。
　　基于奥尔波特的谣言流传程度的公式提出假设，如果赋事件重要程度为定值，事实模糊程度趋于无限小（趋于真相），谣言流传程度却呈反趋势变大，此时谣言的流传程度还受到了谣言所涉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围观者对事实“合谋性沉默”的正比影响。
　　“合谋性沉默”由美国认知社会学教授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提出，在其最新著作《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中，他围绕着“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这一英语谚语展开，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他将之称为合谋性沉默。“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来说，“房间里的大象”这些实际上人尽皆知，但却不能说不能提的东西是一种公开的秘密，是“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令人不安的真相”。
　　传播视域中的合谋性沉默指的是人们在对消息、事件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对部分事实不约而同的沉默，沉默并没有藏住什么东西，人们依然看得见，也听得到。沉默，人们参与传谣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谣言的内容正好与其内心所相信的“社会真实”相契合。没有事实依据的谣言，通过邮箱、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论坛等网络介质传播，合谋性沉默能让每一张可能的纵横交织的关系网构建一个谣言的场域，人人自欺，也相互欺骗，每个人都知道那儿有一个谎言，但每个人都视而不见。
　　二、合谋初期——沉默鼓励否认
　　沉默的旁观者之所以能成为帮凶，是因为当其他人看到这些旁观者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的行为时，这些行为会进而鼓励他们否认该事物。通过这样的相互传染，沉默的旁观者群会逐渐壮大，沉默的暗示会很快进入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沉默的旁观者群不说不问不听的“意见”和态度便默契地否认了事实的存在。
　　李芊非法行医事件被二度传播，传谣主力可以分三大群：一是以医护人员为核心的传谣群，二是以集聚人气的媒体平台为核心的传谣群，三是以受一群铁杆粉丝信任的非医护人员的个群。
　　撰谣者因对《执业医师法》存误解编造了谎言，以发泄对现行法律规定的不满，然而大量医护人员也加入到这个传谣群体中。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加深了医护人员的敏感脆弱，医护人员不能忍受“自己人”受害、被欺负的不良情绪不断膨胀又相互传染，对职业法律的误读被鼓励，继而否认其合理性和有效性。而这一以医护人员为核心的传谣群默契地形成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律没法保护医护人员权益。
　　在网络传播中，各类热门站点、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以及积聚人气的私人账号在事件发声中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是粉丝眼中有“名望”的。勒庞说，群众总是需要对一切事情有现成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普遍性与它们是对是错全无关系，它们受制于名望，名望会阻止群众看到事物本来的面目，削弱群众判断力。。在传播过程中，群体意见的形成往往具有盲目性，群体更容易臣服于有名望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
　　“李芊火车助产系非法行医判赔”帖子被热传的第二天，南京中院确认该帖子为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谣言编造者系河南省新乡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助理尚林辉，并已被河南警方行政处罚，半年之后，该帖被一些公众账号、网站发布、转发，多个危险公众号更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删帖。。诸如拥有庞大粉丝群的意见领袖有意对部分事实持沉默，为吸引眼球而肆意推送，粉丝在对事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又基于对意见领袖的信任或喜欢的情感粘性，其质疑和反对的态度很难被马上激发，或是未能达到刺激追随者主动积极地甄别信息的真伪、被忽视的事实的程度，这些会鼓励粉丝否认意见领袖沉默的那部分事实。
　　三、合谋深化——强化网络谣言场
　　人们可以说像不存在没有神祗的社会一样，也不存在没有谣言的社会。谣言自古存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需求和交换频度的增强，互联网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个体的信息生产和群体互动，网络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和核裂变式传播，谣言乘势而上。在网络媒介参与建构的“公共空间”中，网络谣言生成“场”。 　　“李芊非法行医判赔”的谣言已有一轮辟谣，已很难再在网站、论坛获得大范围传播，第二轮的传播转移到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账号或部分微博上，同样形成了大范围的高阅读量和转发量，《南京法官又要红了》、《中国式的悲哀——南京昏庸法官再度制作奇断》等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上广泛流传，成为一些商业账号为了吸引关注的噱头，一篇名为《南京法院，应对中国大陆全社会性道德大滑坡负责！》的文章，浏览量超过10万。显然，在第二次谣言传播中，一些公众账号合谋对事件中的真实沉默了，一方面，造谣帖抓住了医患关系这个“热点”，辅以煽动性的表达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一部分医务人员带着先入为主的想法，不加甄别的加以传播发泄不满，让人们对“好人没好报”唏嘘不已，对法院的所谓“驳回上诉”愤愤不平。
　　沉默的强度不仅受参与其中的共谋人数的影响，还会受到这些人沉默的时间长度的影响。谣言场强度受合谋性沉默强度制约，合谋沉默的人数、沉默的时长与合谋性沉默强度成正比。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提到，群体形成的意见（如种族、信仰的诞生、成长）获得力量靠的是时间，或者说，时间为其准备了生长的土壤，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
　　沉默，人们参与传谣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谣言的内容正好与其内心所相信的“社会真实”相契合。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在医疗卫生这个民生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医疗费用与人们经济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医方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医患之间信任度不高，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低下，民众素质不高以及相关法律对部分无理患者的处理不到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医患纠纷的增加，“缝肛门”、“八毛门”、“医生手术台边合影”以及袭医事件屡屡发生，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医患关系已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在医患关系这根紧绷的神经上，医者、患者、大众、传媒，每个都可能是最脆弱的一环。
　　结语
　　“李芊事件”短时间引发的巨大反响和半年之后的死灰复燃，隐含的是全社会对道德难塑的深深焦虑。如何重塑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如何权衡治病救人的职责和合法权益的维护？危急时刻生死关头医生救还是不救？早在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即成为埋葬于社会、潜伏于人心、发作于不时的病灶，成为全社会道德失范的挡箭牌和遮羞布，而后酿造了“小悦悦事件”等惨剧。救与不救是纠结于公众心中一直未曾解开的心结。“女医生李芊异地救人被诉”的网帖顺势让潜伏了八年的病灶再次发作，公众稍稍松动的心结再次被系紧。
　　近年来，医患纠纷日益增多，各类医患矛盾在医院屡屡发生，给医院、医护人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不良影响。有些试图破坏医患关系的谣言，不仅只有公众为泄愤而发，还有一些谣言是因媒体报道不实或存有一定误导性，使得公众误解，让医患关系三番两次陷入舆论漩涡。针对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现状，不仅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阻止医患冲突的发生，切断线上“医闹”言语暴力的渠道，还要打破谣言所涉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围观者的合谋性沉默。
　　公共空间的人们在传播中进行选择时出现合谋性沉默，并不是他们缺乏道德认知，更多的是面临道德和个人幸福（利益为主要构成）悖论困境。在医疗体制尚未完善之前，身处矛盾中的医患注定很难达成和解。体制痼疾固然是制造医患裂缝的根源所在，但人心的溃散，会加深裂缝。在生命面前达成共识，在人性面前相互谅解，医患间的矛盾才能渐渐化解，体制制造的裂缝才能一点一点地缝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