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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璩作为曹魏文学家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考察其一生际遇,可以看出应璩儒道风雅并存的思想、积极为民的为官之道、诙谐自我解嘲的态度和珍视自然之美的情怀。应璩在处世方面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全力入仕和佯狂避世的风格,构成他别样的魏晋风度。
关键词:应璩 人生际遇 别样风度
一、引言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段繁荣期,期间完成了文学的自觉,也涌现出了诸如三曹、七子、竹林七贤等一系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应璩作为众多作家中的一员,虽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
二、应璩简介
1.生平
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人,三国曹魏时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中应之弟。他生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卒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四年。在《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注中,裴松之曾引《文章叙录》说:“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和,多切时要,世共传之。”{1}
2.历史上对应璩的评价
对于应璩的作品,历来评价不一。上面提到他“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强调他在书信文写作方面很擅长。的确,应璩书信文成就很高,独树一帜。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休琏好书,留意词翰”{2},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应德琏、应休琏集》题辞中亦称“休琏书最多,俱秀绝时表”{3},都给予了应璩书信文很高的评价。这与《昭明文选》大量选录其书信作品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
应璩诗歌也有较高成就,尤以《百一诗》著称。锺嵘在《诗品》中将应璩列为中品,称其诗“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4}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评价道:“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5}李充《翰林论》说:“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6}
可以看出,应璩在历代评论家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但由于其作品大都散佚,时至今日,应璩的价值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认识,不免令人叹惋。但我们仍能够沿着他现存作品里的线索,慢慢追随那已远逝的、别样的魏晋风度。
三、应璩风度之别样
(一)应璩的人生际遇
应璩历仕魏文帝、明帝、少帝三朝,其文学生命横跨建安、正始两个时期。正因如此,他自身也经历了从建安到正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年代间的一系列变故。应璩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建安年间度过。汉末,应璩饱尝了流离之苦、兵祸之灾,故在作品中充分体现出心系苍生、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匡时救世的理想。前者如“丧侧食不饱,酒肉纷狼藉”,后者如“丈夫要雄戟,更来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谁复有不 ”。这同所有建安诗人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是相一致的。曹操于邺城建都后,政治环境得以改善,文化环境也较为明朗。在曹氏父子重视文学,将文学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大环境下,作为以文致仕的应氏家族成员,应璩也同当时所有文人一样,得到了崭露头角、抒发抱负的机会。
应璩的主要创作期在曹魏后期。他辅佐明帝曹睿,任少帝曹芳大将军长史职务,仕途上似为得志,实际也经历过隳官而去的波折。同时,应璩的物质生活也颇清苦,“谷籴惊踊,告求周邻;日获数斗,犹复无薪,可以熟之”。
应璩晚年时,司马懿篡权夺势的行径甚嚣尘上。正始十年爆发高平陵事变,曹爽、何晏等人均被诛灭,实际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他们实行高压统治,残杀异己,使得“魏晋名士少有全者”。
面对这种局势,应璩选择了适时地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回归到田野乡间安度余年。《三国志·魏志·朱建平传》中有记载:“(朱建平)谓应璩曰:
‘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 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
荒诞的白狗之说使得身为曹魏旧臣的他能够避身远害,不受司马政权的牵制和迫害。这一方面得益于应璩先前与曹爽、何晏等浮华之人界限分明,因此能不被牵连其中,另一方面就是应璩自己的处世原则。生于仕宦家族的他对篡权的司马氏极为不齿,根本不可能甘心受任于其下。所以他选择“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在政治侵袭不到的纯净空间里度过最后的岁月。
(二)应璩的处世之道
考察应璩的人生际遇,可以看出他面对政治等大事的处世智慧。这是应璩留给后人永不会消逝的珍宝。
1.儒道风雅并存的思想。应璩的思想由于经历了正始玄风的浸染,在原本建安盛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基础上,加入了清玄的道家思想,有了玄道的影子。他曾在《与刘文达书》中写道:“仆顷倦游谈之事,欲修无为之术,不能与足下齐镳骋辔、争千里之表也。”可见,应璩是有意向道教的清玄无为思想靠拢的。这使得应璩从思想上区别于其他活跃于建安早期的文人,既有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和关心民生疾苦的胸怀,还同时向往老庄的清静无为。
应璩的玄道思想由于具有复杂的过渡性,是较为平和冲淡的,不似当时玄学名士那样狂热。对于某些名士过分于放诞的表现,应璩持批评态度。《与崔玄书》中他就表达了这种看法:“岂有乱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体,而以适人乎?昔戴叔鸾箕坐见边文礼,此皆衰世之慢行也。”将玄谈时放任的“衣不在体”看作衰世之慢行加以批评,可见,应璩思想仍以中庸的儒家为主。
2.积极为民的为官之道。不论应璩如何看待为官之事,他在任时都是积极地尽其所能,关注现实并为民谋利的。这从《百一诗》讽谏为主的性质就能窥其一二,现摘出其中一首。
室广致凝阴,台高来积阳。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宫墙。饰巧无穷极,土木被朱光。征求倾四海,雅意犹未康。
关键词:应璩 人生际遇 别样风度
一、引言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段繁荣期,期间完成了文学的自觉,也涌现出了诸如三曹、七子、竹林七贤等一系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应璩作为众多作家中的一员,虽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
二、应璩简介
1.生平
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人,三国曹魏时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中应之弟。他生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卒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四年。在《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注中,裴松之曾引《文章叙录》说:“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和,多切时要,世共传之。”{1}
2.历史上对应璩的评价
对于应璩的作品,历来评价不一。上面提到他“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强调他在书信文写作方面很擅长。的确,应璩书信文成就很高,独树一帜。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休琏好书,留意词翰”{2},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应德琏、应休琏集》题辞中亦称“休琏书最多,俱秀绝时表”{3},都给予了应璩书信文很高的评价。这与《昭明文选》大量选录其书信作品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
应璩诗歌也有较高成就,尤以《百一诗》著称。锺嵘在《诗品》中将应璩列为中品,称其诗“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4}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评价道:“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5}李充《翰林论》说:“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6}
可以看出,应璩在历代评论家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但由于其作品大都散佚,时至今日,应璩的价值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认识,不免令人叹惋。但我们仍能够沿着他现存作品里的线索,慢慢追随那已远逝的、别样的魏晋风度。
三、应璩风度之别样
(一)应璩的人生际遇
应璩历仕魏文帝、明帝、少帝三朝,其文学生命横跨建安、正始两个时期。正因如此,他自身也经历了从建安到正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年代间的一系列变故。应璩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建安年间度过。汉末,应璩饱尝了流离之苦、兵祸之灾,故在作品中充分体现出心系苍生、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匡时救世的理想。前者如“丧侧食不饱,酒肉纷狼藉”,后者如“丈夫要雄戟,更来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谁复有不 ”。这同所有建安诗人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是相一致的。曹操于邺城建都后,政治环境得以改善,文化环境也较为明朗。在曹氏父子重视文学,将文学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大环境下,作为以文致仕的应氏家族成员,应璩也同当时所有文人一样,得到了崭露头角、抒发抱负的机会。
应璩的主要创作期在曹魏后期。他辅佐明帝曹睿,任少帝曹芳大将军长史职务,仕途上似为得志,实际也经历过隳官而去的波折。同时,应璩的物质生活也颇清苦,“谷籴惊踊,告求周邻;日获数斗,犹复无薪,可以熟之”。
应璩晚年时,司马懿篡权夺势的行径甚嚣尘上。正始十年爆发高平陵事变,曹爽、何晏等人均被诛灭,实际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他们实行高压统治,残杀异己,使得“魏晋名士少有全者”。
面对这种局势,应璩选择了适时地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回归到田野乡间安度余年。《三国志·魏志·朱建平传》中有记载:“(朱建平)谓应璩曰:
‘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 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
荒诞的白狗之说使得身为曹魏旧臣的他能够避身远害,不受司马政权的牵制和迫害。这一方面得益于应璩先前与曹爽、何晏等浮华之人界限分明,因此能不被牵连其中,另一方面就是应璩自己的处世原则。生于仕宦家族的他对篡权的司马氏极为不齿,根本不可能甘心受任于其下。所以他选择“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在政治侵袭不到的纯净空间里度过最后的岁月。
(二)应璩的处世之道
考察应璩的人生际遇,可以看出他面对政治等大事的处世智慧。这是应璩留给后人永不会消逝的珍宝。
1.儒道风雅并存的思想。应璩的思想由于经历了正始玄风的浸染,在原本建安盛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基础上,加入了清玄的道家思想,有了玄道的影子。他曾在《与刘文达书》中写道:“仆顷倦游谈之事,欲修无为之术,不能与足下齐镳骋辔、争千里之表也。”可见,应璩是有意向道教的清玄无为思想靠拢的。这使得应璩从思想上区别于其他活跃于建安早期的文人,既有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和关心民生疾苦的胸怀,还同时向往老庄的清静无为。
应璩的玄道思想由于具有复杂的过渡性,是较为平和冲淡的,不似当时玄学名士那样狂热。对于某些名士过分于放诞的表现,应璩持批评态度。《与崔玄书》中他就表达了这种看法:“岂有乱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体,而以适人乎?昔戴叔鸾箕坐见边文礼,此皆衰世之慢行也。”将玄谈时放任的“衣不在体”看作衰世之慢行加以批评,可见,应璩思想仍以中庸的儒家为主。
2.积极为民的为官之道。不论应璩如何看待为官之事,他在任时都是积极地尽其所能,关注现实并为民谋利的。这从《百一诗》讽谏为主的性质就能窥其一二,现摘出其中一首。
室广致凝阴,台高来积阳。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宫墙。饰巧无穷极,土木被朱光。征求倾四海,雅意犹未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