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读书》这样的杂志推出对大众文化的专题探讨(一九九七年第二期)颇堪玩味。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谁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感兴趣？大众文化的制造商和推销商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最多在于学术探讨是否有助于他们对于文化作为商品的扩大再生产，或能否带来广告效应。撇开文化边缘人意识的不平衡心态，对大众文化真正有学术兴趣的恐怕主要还是一些不参与大众文化由制造到推销整个过程的人文学者，或一些与大众文化仍保持一定距离的文化精英。虽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外观照有时反而清楚，但从目前的探讨看，人文学者和文化精英对大众文化只是站在另一个山头上指指点点，而对于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等许多具体问题，难免有隔靴搔痒的遗憾。所以我认为，对大众文化的概念内涵、产生背景、社会冲击等加以分析，吸纳新的理论资源加以评论，或站在文化精英的立场对大众文化作出价值判断，都是有意义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应采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研究大众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以帮助研究者获得对于大众文化的“原初体验”。我读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著作《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有两点印象极深：强调田野调查，不预设价值判断。由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能够引出文化商品、文化市场、文化竞争等一组概念，由此或能说明大众文化的内在秘密，而布氏的理论贡献与其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素养显然无法分开。看来大众文化研究确实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研究的进展既在于理论，也在于具体的“田野调查”。而就后者而言，同一期《读书》刊出的《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和《礼物交换的本土精神》两篇文章对我们也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