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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欧洲人做了主子，宽广的星球，被挤压成栈道，而他们似乎看不见自己绑架他人的独木桥。这架从来没有卸掉一个零件的庞大手术台一面切割，一面呼叫着保全尸首，我时常禁不住要用这样尖利的眼睛去看西方环保主义者。
两只母鸡
两只母鸡是李鸿章抵达首日传媒炒作的“大菜”，凡是可以抓来证明中国人“卑琐”的细节，一百多年来都被点滴不漏地筛选，成为传媒“热炒”的佐料。如此搭建的“围墙”果然安然无恙地穿越了世纪。蜂巢的哨兵人人知道怎么选料。而蜂巢从无哨兵把守的中国人，一点都不懂得掩藏，常常是拱手奉献。就像两个人的舞台，一个机关算尽，一个浑然不觉；戴着无尘手套的一方，细心挑选着投向对方的石块，然后温雅地递上白净的手，等待着对方的亲吻。不幸坐在舞台下的我，不知向哪里奔逃。
各报记者大发西式想象，说母鸡是李鸿章的护身宝，神圣得很，因为一路都有专人看护。这也是做官做到以为全世界都一个行事法则，要吃新鲜鸡蛋，手下人也不该马屁拍到给他带两只活母鸡，好像环游西半球是沙漠探险。在这类小事上不擅遮掩生存本能，使中国上层总有一条“辫子”揪在刁民手里，而其实以西方标准他们善得近乎痴傻。据说随行那么多行李里连大米都带了，因为不吃西餐。但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有意拒吃西餐。从自带下蛋鸡和大米可以推断，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在西人眼里也还没有摘净“远东乡巴佬”的标签。行为表面的雅与不雅，在贵族与小资接力“雕琢”过的西方社会，是“利”之外头等重要的事，人群间所有不成文的规矩都是以此为起点的。这杆标尺划界之深远，以及它引起的“西方”与剩下的世界的对立，自身未被西方文明浸透的人往往看不到。时常是以为抓到根本的人，连皮毛都没有摸到，如此循环往复。这个世界只在一定的切面自由翻转，超出的部分，不是滞留在上就是捆绑在下。
这个文明遮羞的锦被是“cultiverlessignes”，这句法文翻译起来找不到现成中文，“cultiver”是“栽种”、“培养”的意思，“signes”是“迹象”、“信号”的意思，解释起来，就是“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这句话是打开城堡宫殿的钥匙。在划分“同类”与“非同类”时，此为利益之外的主要标尺。所谓界外的“小孩民族”，都是缺乏这一意识的，在他们眼里便几同虫豸。“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用在个人身上，就是尽可能掩饰生存本能，好像房子要装饰到看不见下水道、电线。外在信号与中国人可以解释为虚荣心的面子完全不同，它是对立于生存本能而存在的。中华文明没有将生存本能与外在信号截然对立的传统，也就看不见两者之间有你无他的界限。对生存本能的划分，西人的精细和转弯，让我明白每一种文明为自己编织的绳结，直与弯，虚与实，都只在某个点上才找得到答案。比如马桶和浴缸，有条件的人家绝不放在一起，因为马桶在生存本能的界内，浴缸没被划入。再如痛哭与裸露，前者与尊严挂钩，属于生存本能的一种，故众人面前切勿放声，而后者则全不在此列。看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母鸡”在界的哪一边。这条界中国人是不设的，很多事都能从这条界之有无找到源头。我经常自问:中国人作为整体是否学得会“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我每看到可驯化的人和不可驯化的人朝着相反的方向聚集，然后站在界河的两边陌生人似地对望着，便惊问自己往哪里去？
“大商店”老佛爷
拉法耶特街走到尽头，接近歌剧院的时候，钱势的影子一路都在放大。先是银行一家接一家，随后便是老佛爷和春天百货商店的总店。马车经过拉法耶特街与直通歌剧院的阿雷维街的拐角时，李鸿章应该看到1893年刚刚建成的老佛爷大商店。他大概绝想不到，一百年后，店已开到北京和上海，而巴黎的总店盈门的也是中国人。你只在一两个这样的细节上看到时间退潮后已经琢刻完成的海岸，它难以更改的连接和断裂，它的深陷和凸显。
我在拉法耶特街远远就看到老佛爷占了地平线半个夜空的彩灯。它的原名直译应为“拉法耶特廊”，因为它就在拉法耶特街和奥斯曼大街交会的地方。19世纪是西欧建起家底的一百年，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在1875年左右已经完成。新的发展因素:海外扩张、石油、橡胶、钢铁和其他稀有金属、电、涡轮机和发动机等等，使西欧这些弹丸小国迅速向帝国发展。而新帝国是不放过老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就在这个世纪被逐渐肢解完毕，只剩下现今的土耳其；接下来又肢解了奥匈帝国，让单一民族的小国寡民散落了一地；中华帝国则是从那会儿一直“啃”到今天。分而治之，一直是“新千年帝国”的秘密武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欧本土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变:人口增长(海外征服使多余的人口占领了其他大陆)、银行存款剧增(主要得自文化和实业资产阶级人数的激增)、交通迅猛发展(覆盖全国的铁路建设和远洋汽轮驶往各大洲在1830到1876年间基本完成)、大规模城市改建(奥斯曼男爵使巴黎城彻底脱出了中世纪古城的面貌)、现代舆论——报纸——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业(金融资本布设的最有效的马前卒)……这一系列的变化汇总到一起，“大商店”从1855年起，在新兴的资本大都市巴黎应运而生，风卷残云般摧毁了已绵延了不知多少世纪的小本买卖。而其中第一家大商店就是李鸿章过几天会去参观的罗浮宫商场。
站在拉法耶特街与奥斯曼大街的交叉路口，望着可以遮避一切的繁荣灯火，想到一个世纪以后以同样的势头摧毁“大商店”的“大超市”，事情只在事后被掂量，而且永远似曾相似。我大概能体察几分19世纪末新贵暴富的心态，这种事情以同样的面目或迟或早地会让不同的眼睛看到。今天世界的烟花，欧洲早在19世纪就点上了雷管。19世纪被很多人称为“愚蠢的世纪”、“心灵生病的世纪”、“掠夺者的世纪”，雨果发出悲鸣，左拉开始解剖，但所有的贬义词都未能阻挡失败者不遗余力的模仿。自欧洲人做了主子，宽广的星球，被挤压成栈道，而他们似乎看不见自己绑架他人的独木桥。这架从来没有卸掉一个零件的庞大手术台一面切割，一面呼叫着保全尸首，我时常禁不住要用这样尖利的眼睛去看西方环保主义者。
金融丑闻
李鸿章抵达巴黎前的那几年，社会经济这匹快马，是在资本的温床上奔跑的，温床之下是拆都拆不断的食物链。1893年3月揭出的巴拿马运河丑闻，让八万多运河公债认购人倾家荡产不说，还把一批政治家、新闻记者拖下了水。这条旨在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通起来的运河，因为一开始就设计错误，卷裹了远远超出预算的资金，工程承建人费尔迪南·德·莱塞普为了不致破产，买通政客和新闻记者，向公众隐瞒真相，继续发行债券。金融资本的诈骗式运作，在胚胎里已经孕育，且从未因一次败露而停止，堵上一个洞，再去打另一个洞，鼹鼠一般。人们往往是在被褫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下一个受害者。在這张温床上的西方近现代史也没有多少诚实可言，诈骗方式从这个体制的起源，油点式地漫延到社会各个领域。左拉在小说《金钱》中对19世纪的贪污受贿有精确的描述。事情最终败露后，不光公共建设部部长被判刑五年，连设计和建造埃菲尔铁塔的古斯塔夫·埃菲尔都差一点被送进监狱。今天千里万里来“瞻仰”这座“现代神话”之塔的人，在埃菲尔铜像前已看不到这一切，资本的神奇在于它抹去自身丑陋的惊人效率。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为那些认购债券的中小资产阶级出了气，因黄热病和工程事故死在运河工地的无数中国苦力，则没有人提到一笔。时隔一百多年，应该有人去那个运河边为这些无语的鬼魂立一块碑。
巴拿马丑闻被称为“世纪丑闻”，足见那个时代金钱将社会上层捆绑在一起还没有编织完“合法”的网罩，下面的世纪则一次比一次“聪明”。而且因为这桩丑闻涉及到两个犹太裔操作手，反犹与反资本主义一路捆绑在一起，成了19世纪的风景。这些被金融资本赶鸭上架的国家，在与传统割断脐带的阵痛中，一步一个血印，但无不被精巧地掩盖。如今只看这个国家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书，只能看到这场争斗胜利者一方的证词。不用一兵一卒的“占领”过程，时常让脑筋狭窄的土著压抑和不平，族群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二战撕脸。两个撕打了几个世纪的阵营，从台上打到台下，让我这个异乡人时常如坠云雾。我最惊心动魄的发现是青史无言，最初我以为跨度至多半个世纪，越往深探越是雾障重重。若听如今被封嘴的鬼魂的说词，早在路易十六被砍头前，征服高卢文明的手就已经伸进来了。但正史上一个字没有。华夏民族可以接受现实没有真实可言，但尚未被扭曲到接受历史没有真相只有强权。来自远东的我，多少看到了一些文明城堡被攻占的细节，以及过去几千年被高山大洋护于一隅的我们近代两百年殊途同归的命运。有一天我们的历史是不是也将遭逢真事隐假语存的暗算？
理想主义反抗者
裂纹之下是一些绝望的反抗者，但征服者总能将反抗者分在南辕北辙的派别里，在这条你死我活的分裂线上，掠尽风光的其实是“背叛者”。正义的残存是加入“狼俱乐部”的主要障碍。靠剿灭正义与善征服异文明，让人看见已经惨不忍睹，如果失败者还要背着永世的罪名，则清醒者只有地狱可以遁逃。
而暴力就成了“分而治之”这盘菜的调味料。1893年12月9日，众议院被炸，造成众多议员受伤。投掷炸弹的是奥古斯特·瓦扬，两个月后，他被送上断头台。为这类人早已准备好了名词:“左翼安那其分子”。欲使一个社会的零星反抗者酝酿不出一场革命，要学会选择名词的精细。据说他这是为1892年被砍头的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拉瓦绍尔复仇。拉瓦绍尔也因为搞了四起爆炸被送上断头台，他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这个社会在腐烂。”
这是19世纪资本洪水下的呼号，你从呼号之凄厉和嘶喊者被人遗忘的速度，大略可以体察时代转弯之急速。祭祀儿还从来没有这么快地被抛弃过，背叛者还从来没有这么堂皇地与正义为伍，今天的世界是在快速“腐朽”中诞生的，为此小资们承担了解开传统社会道德绳结的使命。光华万丈的“人本”为大盗扫清了围墙和阻力。我曾一度以为这个包裹着精美绸缎的国家，埋掉二战的伤痛，便是被历史特别垂顾、光滑无痕的土地，及至触碰19世纪，才摸到这个民族旷日持久的压抑，以及屠刀下的驯服。
很快，1894年6月24日，又有一名“安那其分子”铤而走险，为回应政府“严打”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加西里奥在里昂暗杀了法国总统萨迪·卡诺。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李鴻章应总统之邀参加国庆阅兵的那天，又有人向总统开枪。
19世纪被送上断头台的人，除了刑事犯，就是理想主义者。总要有一个世纪的“合法”屠戮，才能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上扫清障碍。所以李鸿章到来的前一天，《费加罗报》有一篇杂议上说他来得不巧，看不到断头台了。因为夏天上层社会都去外省度假，巴黎的行政和执法就有一个停滞，要等到9月，才能观赏到巴黎人最喜欢观看的节目:砍头。总不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等到那时候吧。何况这位撰稿人怀疑李鸿章会把法式断头台引进中国，因为早李鸿章而来的驻法公使陈季同先生，对断头台这玩艺很好奇，曾特意跑到法国19世纪最出名的屠夫戴布雷行刑处观摩，最后得出结论:
“这玩艺拿到我们那儿割起来就不一定这么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辫子。”
在转上阿雷维街走向19世纪大工业艺术的杰作歌剧院的那几分钟里，我忽然问自己:生不逢时是一个人的错位还是整个时代的脱轨？来的时候，灯一盏接一盏地灭，背后拖带着一百年都甩不掉的阴影。可以从这个孔穴去透视李鸿章吗？我90年代初，也是在初次走到这地方的那几分钟里，感到了背后深长的阴影。
两只母鸡
两只母鸡是李鸿章抵达首日传媒炒作的“大菜”，凡是可以抓来证明中国人“卑琐”的细节，一百多年来都被点滴不漏地筛选，成为传媒“热炒”的佐料。如此搭建的“围墙”果然安然无恙地穿越了世纪。蜂巢的哨兵人人知道怎么选料。而蜂巢从无哨兵把守的中国人，一点都不懂得掩藏，常常是拱手奉献。就像两个人的舞台，一个机关算尽，一个浑然不觉；戴着无尘手套的一方，细心挑选着投向对方的石块，然后温雅地递上白净的手，等待着对方的亲吻。不幸坐在舞台下的我，不知向哪里奔逃。
各报记者大发西式想象，说母鸡是李鸿章的护身宝，神圣得很，因为一路都有专人看护。这也是做官做到以为全世界都一个行事法则，要吃新鲜鸡蛋，手下人也不该马屁拍到给他带两只活母鸡，好像环游西半球是沙漠探险。在这类小事上不擅遮掩生存本能，使中国上层总有一条“辫子”揪在刁民手里，而其实以西方标准他们善得近乎痴傻。据说随行那么多行李里连大米都带了，因为不吃西餐。但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有意拒吃西餐。从自带下蛋鸡和大米可以推断，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在西人眼里也还没有摘净“远东乡巴佬”的标签。行为表面的雅与不雅，在贵族与小资接力“雕琢”过的西方社会，是“利”之外头等重要的事，人群间所有不成文的规矩都是以此为起点的。这杆标尺划界之深远，以及它引起的“西方”与剩下的世界的对立，自身未被西方文明浸透的人往往看不到。时常是以为抓到根本的人，连皮毛都没有摸到，如此循环往复。这个世界只在一定的切面自由翻转，超出的部分，不是滞留在上就是捆绑在下。
这个文明遮羞的锦被是“cultiverlessignes”，这句法文翻译起来找不到现成中文，“cultiver”是“栽种”、“培养”的意思，“signes”是“迹象”、“信号”的意思，解释起来，就是“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这句话是打开城堡宫殿的钥匙。在划分“同类”与“非同类”时，此为利益之外的主要标尺。所谓界外的“小孩民族”，都是缺乏这一意识的，在他们眼里便几同虫豸。“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用在个人身上，就是尽可能掩饰生存本能，好像房子要装饰到看不见下水道、电线。外在信号与中国人可以解释为虚荣心的面子完全不同，它是对立于生存本能而存在的。中华文明没有将生存本能与外在信号截然对立的传统，也就看不见两者之间有你无他的界限。对生存本能的划分，西人的精细和转弯，让我明白每一种文明为自己编织的绳结，直与弯，虚与实，都只在某个点上才找得到答案。比如马桶和浴缸，有条件的人家绝不放在一起，因为马桶在生存本能的界内，浴缸没被划入。再如痛哭与裸露，前者与尊严挂钩，属于生存本能的一种，故众人面前切勿放声，而后者则全不在此列。看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母鸡”在界的哪一边。这条界中国人是不设的，很多事都能从这条界之有无找到源头。我经常自问:中国人作为整体是否学得会“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我每看到可驯化的人和不可驯化的人朝着相反的方向聚集，然后站在界河的两边陌生人似地对望着，便惊问自己往哪里去？
“大商店”老佛爷
拉法耶特街走到尽头，接近歌剧院的时候，钱势的影子一路都在放大。先是银行一家接一家，随后便是老佛爷和春天百货商店的总店。马车经过拉法耶特街与直通歌剧院的阿雷维街的拐角时，李鸿章应该看到1893年刚刚建成的老佛爷大商店。他大概绝想不到，一百年后，店已开到北京和上海，而巴黎的总店盈门的也是中国人。你只在一两个这样的细节上看到时间退潮后已经琢刻完成的海岸，它难以更改的连接和断裂，它的深陷和凸显。
我在拉法耶特街远远就看到老佛爷占了地平线半个夜空的彩灯。它的原名直译应为“拉法耶特廊”，因为它就在拉法耶特街和奥斯曼大街交会的地方。19世纪是西欧建起家底的一百年，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在1875年左右已经完成。新的发展因素:海外扩张、石油、橡胶、钢铁和其他稀有金属、电、涡轮机和发动机等等，使西欧这些弹丸小国迅速向帝国发展。而新帝国是不放过老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就在这个世纪被逐渐肢解完毕，只剩下现今的土耳其；接下来又肢解了奥匈帝国，让单一民族的小国寡民散落了一地；中华帝国则是从那会儿一直“啃”到今天。分而治之，一直是“新千年帝国”的秘密武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欧本土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变:人口增长(海外征服使多余的人口占领了其他大陆)、银行存款剧增(主要得自文化和实业资产阶级人数的激增)、交通迅猛发展(覆盖全国的铁路建设和远洋汽轮驶往各大洲在1830到1876年间基本完成)、大规模城市改建(奥斯曼男爵使巴黎城彻底脱出了中世纪古城的面貌)、现代舆论——报纸——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业(金融资本布设的最有效的马前卒)……这一系列的变化汇总到一起，“大商店”从1855年起，在新兴的资本大都市巴黎应运而生，风卷残云般摧毁了已绵延了不知多少世纪的小本买卖。而其中第一家大商店就是李鸿章过几天会去参观的罗浮宫商场。
站在拉法耶特街与奥斯曼大街的交叉路口，望着可以遮避一切的繁荣灯火，想到一个世纪以后以同样的势头摧毁“大商店”的“大超市”，事情只在事后被掂量，而且永远似曾相似。我大概能体察几分19世纪末新贵暴富的心态，这种事情以同样的面目或迟或早地会让不同的眼睛看到。今天世界的烟花，欧洲早在19世纪就点上了雷管。19世纪被很多人称为“愚蠢的世纪”、“心灵生病的世纪”、“掠夺者的世纪”，雨果发出悲鸣，左拉开始解剖，但所有的贬义词都未能阻挡失败者不遗余力的模仿。自欧洲人做了主子，宽广的星球，被挤压成栈道，而他们似乎看不见自己绑架他人的独木桥。这架从来没有卸掉一个零件的庞大手术台一面切割，一面呼叫着保全尸首，我时常禁不住要用这样尖利的眼睛去看西方环保主义者。
金融丑闻
李鸿章抵达巴黎前的那几年，社会经济这匹快马，是在资本的温床上奔跑的，温床之下是拆都拆不断的食物链。1893年3月揭出的巴拿马运河丑闻，让八万多运河公债认购人倾家荡产不说，还把一批政治家、新闻记者拖下了水。这条旨在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通起来的运河，因为一开始就设计错误，卷裹了远远超出预算的资金，工程承建人费尔迪南·德·莱塞普为了不致破产，买通政客和新闻记者，向公众隐瞒真相，继续发行债券。金融资本的诈骗式运作，在胚胎里已经孕育，且从未因一次败露而停止，堵上一个洞，再去打另一个洞，鼹鼠一般。人们往往是在被褫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下一个受害者。在這张温床上的西方近现代史也没有多少诚实可言，诈骗方式从这个体制的起源，油点式地漫延到社会各个领域。左拉在小说《金钱》中对19世纪的贪污受贿有精确的描述。事情最终败露后，不光公共建设部部长被判刑五年，连设计和建造埃菲尔铁塔的古斯塔夫·埃菲尔都差一点被送进监狱。今天千里万里来“瞻仰”这座“现代神话”之塔的人，在埃菲尔铜像前已看不到这一切，资本的神奇在于它抹去自身丑陋的惊人效率。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为那些认购债券的中小资产阶级出了气，因黄热病和工程事故死在运河工地的无数中国苦力，则没有人提到一笔。时隔一百多年，应该有人去那个运河边为这些无语的鬼魂立一块碑。
巴拿马丑闻被称为“世纪丑闻”，足见那个时代金钱将社会上层捆绑在一起还没有编织完“合法”的网罩，下面的世纪则一次比一次“聪明”。而且因为这桩丑闻涉及到两个犹太裔操作手，反犹与反资本主义一路捆绑在一起，成了19世纪的风景。这些被金融资本赶鸭上架的国家，在与传统割断脐带的阵痛中，一步一个血印，但无不被精巧地掩盖。如今只看这个国家放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书，只能看到这场争斗胜利者一方的证词。不用一兵一卒的“占领”过程，时常让脑筋狭窄的土著压抑和不平，族群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二战撕脸。两个撕打了几个世纪的阵营，从台上打到台下，让我这个异乡人时常如坠云雾。我最惊心动魄的发现是青史无言，最初我以为跨度至多半个世纪，越往深探越是雾障重重。若听如今被封嘴的鬼魂的说词，早在路易十六被砍头前，征服高卢文明的手就已经伸进来了。但正史上一个字没有。华夏民族可以接受现实没有真实可言，但尚未被扭曲到接受历史没有真相只有强权。来自远东的我，多少看到了一些文明城堡被攻占的细节，以及过去几千年被高山大洋护于一隅的我们近代两百年殊途同归的命运。有一天我们的历史是不是也将遭逢真事隐假语存的暗算？
理想主义反抗者
裂纹之下是一些绝望的反抗者，但征服者总能将反抗者分在南辕北辙的派别里，在这条你死我活的分裂线上，掠尽风光的其实是“背叛者”。正义的残存是加入“狼俱乐部”的主要障碍。靠剿灭正义与善征服异文明，让人看见已经惨不忍睹，如果失败者还要背着永世的罪名，则清醒者只有地狱可以遁逃。
而暴力就成了“分而治之”这盘菜的调味料。1893年12月9日，众议院被炸，造成众多议员受伤。投掷炸弹的是奥古斯特·瓦扬，两个月后，他被送上断头台。为这类人早已准备好了名词:“左翼安那其分子”。欲使一个社会的零星反抗者酝酿不出一场革命，要学会选择名词的精细。据说他这是为1892年被砍头的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拉瓦绍尔复仇。拉瓦绍尔也因为搞了四起爆炸被送上断头台，他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这个社会在腐烂。”
这是19世纪资本洪水下的呼号，你从呼号之凄厉和嘶喊者被人遗忘的速度，大略可以体察时代转弯之急速。祭祀儿还从来没有这么快地被抛弃过，背叛者还从来没有这么堂皇地与正义为伍，今天的世界是在快速“腐朽”中诞生的，为此小资们承担了解开传统社会道德绳结的使命。光华万丈的“人本”为大盗扫清了围墙和阻力。我曾一度以为这个包裹着精美绸缎的国家，埋掉二战的伤痛，便是被历史特别垂顾、光滑无痕的土地，及至触碰19世纪，才摸到这个民族旷日持久的压抑，以及屠刀下的驯服。
很快，1894年6月24日，又有一名“安那其分子”铤而走险，为回应政府“严打”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加西里奥在里昂暗杀了法国总统萨迪·卡诺。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李鴻章应总统之邀参加国庆阅兵的那天，又有人向总统开枪。
19世纪被送上断头台的人，除了刑事犯，就是理想主义者。总要有一个世纪的“合法”屠戮，才能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上扫清障碍。所以李鸿章到来的前一天，《费加罗报》有一篇杂议上说他来得不巧，看不到断头台了。因为夏天上层社会都去外省度假，巴黎的行政和执法就有一个停滞，要等到9月，才能观赏到巴黎人最喜欢观看的节目:砍头。总不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等到那时候吧。何况这位撰稿人怀疑李鸿章会把法式断头台引进中国，因为早李鸿章而来的驻法公使陈季同先生，对断头台这玩艺很好奇，曾特意跑到法国19世纪最出名的屠夫戴布雷行刑处观摩，最后得出结论:
“这玩艺拿到我们那儿割起来就不一定这么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辫子。”
在转上阿雷维街走向19世纪大工业艺术的杰作歌剧院的那几分钟里，我忽然问自己:生不逢时是一个人的错位还是整个时代的脱轨？来的时候，灯一盏接一盏地灭，背后拖带着一百年都甩不掉的阴影。可以从这个孔穴去透视李鸿章吗？我90年代初，也是在初次走到这地方的那几分钟里，感到了背后深长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