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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为是“晚年”，而且又是“谈话录”，《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才别具价值。中国人向来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话不像口述那么正规，所以这种随意的方式处处将胡适的真性情“口述实录而立此存照”，一个真实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适就这样慢慢走近读者。
胡适在谈话中臧否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学人。这些在书中俯拾皆是的回忆或描摹都是从一些细节出发的，也许正因为情景的刺激，而让述说者记忆深切。在1960年6月2日，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年之后，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1961年4月30日的谈话中，胡适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認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剔胡子的钱。”
晚年胡适在台湾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比如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胡适仅仅说了句“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胡适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因此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
而在批评胡适的阵营中也不乏“前恭后倨”的例子。1962年胡适逝世前夕，曾隐讳地批评了某某“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胡颂平在这一天的“谈话录”后加了两则史料，用以指出批评者的“知行分裂”。一则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上批评胡适的一个演讲的选段：“胡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70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同样的一个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要求一个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确实有点困难，孔子也强调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但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呈现两副面孔，而且又出现在一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书中很多章节涉及胡适作为一个学人对“道问学”的体悟，从这些谈话可以发现胡适的那种学术上孜孜以求的考据精神。胡适与胡颂平之间的一答一问，似乎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回归。用《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描述胡适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
台湾学界在今天能够成为华语学界治学之翘楚，与当年像胡适这样的大陆过去的学者筚路蓝缕之功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当年党治的氛围中，如何挣扎出学术自由的一条窄路，保卫学者研究相对的自由和自主，确乎是攸关民国学脉存亡绝续的大事体。身为台湾学术界之堡垒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自然是当仁不让，要扮演“过河卒子”的角色。在1961年12月28日的谈话中，胡适说：“民国以来的主要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国史馆里；还有一位是蒋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谁能看得到？说到研究‘匪情’，资料在哪里？此间连大陆上出版的书籍都不许进口，叫人怎样去研究？譬如‘五四运动’，我是其中有关的一个人，但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
为人、为学，包括短暂的“为政”，胡适始终坚持一个“不苟且”的较真态度，这种态度一以贯之在他的人生历程。也许从他1933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这段话可以窥知到胡适的真性情和真关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胡适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个准则。
胡适在谈话中臧否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学人。这些在书中俯拾皆是的回忆或描摹都是从一些细节出发的，也许正因为情景的刺激，而让述说者记忆深切。在1960年6月2日，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年之后，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1961年4月30日的谈话中，胡适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認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剔胡子的钱。”
晚年胡适在台湾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比如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胡适仅仅说了句“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胡适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因此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
而在批评胡适的阵营中也不乏“前恭后倨”的例子。1962年胡适逝世前夕，曾隐讳地批评了某某“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胡颂平在这一天的“谈话录”后加了两则史料，用以指出批评者的“知行分裂”。一则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上批评胡适的一个演讲的选段：“胡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70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同样的一个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要求一个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确实有点困难，孔子也强调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但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呈现两副面孔，而且又出现在一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书中很多章节涉及胡适作为一个学人对“道问学”的体悟，从这些谈话可以发现胡适的那种学术上孜孜以求的考据精神。胡适与胡颂平之间的一答一问，似乎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回归。用《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描述胡适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
台湾学界在今天能够成为华语学界治学之翘楚，与当年像胡适这样的大陆过去的学者筚路蓝缕之功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当年党治的氛围中，如何挣扎出学术自由的一条窄路，保卫学者研究相对的自由和自主，确乎是攸关民国学脉存亡绝续的大事体。身为台湾学术界之堡垒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自然是当仁不让，要扮演“过河卒子”的角色。在1961年12月28日的谈话中，胡适说：“民国以来的主要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国史馆里；还有一位是蒋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谁能看得到？说到研究‘匪情’，资料在哪里？此间连大陆上出版的书籍都不许进口，叫人怎样去研究？譬如‘五四运动’，我是其中有关的一个人，但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
为人、为学，包括短暂的“为政”，胡适始终坚持一个“不苟且”的较真态度，这种态度一以贯之在他的人生历程。也许从他1933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这段话可以窥知到胡适的真性情和真关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胡适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个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