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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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十月革命后,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是执政的苏维埃政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走一条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并在这些理念和思想的指引下,明确提出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列宁经济发展思想;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道路;具体措施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09-0001-03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也开启了列宁对国家治理的思考和探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有两个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首先是推翻资产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复辟,保护苏维埃政权的安全稳定;另一个任务是恢复和发展被战争及动乱破坏的社会生产,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劳动关系,持续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两个任务互相支撑,互为前提,没有政权的稳定生产就没有社会根基,社会生产不能恢复和提高,政权的稳定也无从谈起。但是在列宁看来,更重要的是后面一个任务,因为这是带有根本性的、发展性的目标,只有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劳动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生产不断提高不断发展,带动上层建筑、社会风貌不断发展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所面临的困难。在探索苏联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管理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十月革命后,列宁科学分析了俄国苏维埃的实际情况和现实困难,明确指出要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作为国家治理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来抓。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物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最终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在多个场合、多篇著作中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这个观点。
  巩固和发展新生的政权,根本的着力点是恢复生产力,发展苏维埃的经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在夺取政权后,党和国家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只有把被破坏的生产力恢复了,社会秩序才能稳固,经济发展才有根基,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機活动和资产阶级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行径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1]列宁认为,苏维埃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发展经济,不断提高被破坏的生产力,把经济发展起来是解决遇到所有困难的核心。“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1]
  无论是国内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始终把经济工作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始终把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抓手。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提出“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希望报纸搜集、审核和研究新生活建设中的各种事实,批评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在报纸上占用篇幅太多。他呼吁:“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1]
  列宁始终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的同时要引导劳动群众进行经济建设,而且后一任务更重要更困难。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就提出了教育必须联系政治,而政治最终要落脚于经济建设的问题。列宁认为,革命之后,教育任务应当被高度重视,而教育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教育要联系政治,而政治不仅是指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政治更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在这里,列宁辩证地看待教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把经济看作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列宁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相关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指导苏俄恢复国内生产,击溃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外国势力的干涉,保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为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和经验启示。
  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走一条符合俄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
  马克思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大贡献就是第一次将共产主义社会分成两个发展形态或两个阶段,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后来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和“高级阶段”(有人认为译成“高一级阶段”更合乎马克思的原意)。共产主义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较为发达的阶段,另一个是社会主义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分成两个发展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认为未来社会的两个阶段分别是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来的,因此要站在资本主义的肩膀上,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理论的核心涉及如何认识、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列宁由此谈到他从来反对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他说:“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1]   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苏俄如何走一条符合现实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呢?列宁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优秀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是直接没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如没收银行、大资本家的资产等等,没收的工作主要是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苏维埃执政党开始阶段,列宁有过通过赎买的方式没收这些资产,但是由于国内国外敌对势力的干涉,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二是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经验,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三是重视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列宁认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包括宗法式的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1]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能加以控制和调节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由资本家所掌控的资本主义,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列宁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如何迅速恢复遭到国内外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列宁认为,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1920年11月,列宁签署了《关于实行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的法令,以法律的形式对如何引入资本主义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做出明确规定,这种“退让”使广大工农群众产生了不了解和疑虑。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关于租让的报告、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详细地论述了租让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从政治上来说,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恢复贸易联系,防止新的武装干涉;从经济上的考虑来说,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资金把俄国无力开发的森林、土地、矿山租让出去的办法,获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列宁明确指出:“不实行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10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而只有我们恢复了经济,我们才不会被资本打败。租让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讲和,而是一场新领域内的战争。”[2]
  在论证走一条符合苏联俄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时,列宁特别强调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专家的作用,认为没有这些专家,苏俄的经济发展、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都是难以实现的。他在论证各类专家的重要性时指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1]但是新成立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而由于培养专家的社会环境是资本主义的,因此形成了资产阶级专家支配的局面,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这样的方式是“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但这一步是必要的,是解决当前的极端困难所必需的。
  国家计划委员会是统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1921年列宁在建议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时提出,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应在国家计委中占绝对优势。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中,列宁说明了国家计委组成的重要意义和广泛吸收非党专家参加国家计委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计委内的党组织不要热衷于发号施令,而要学会尊重科学技术专家踏踏实实地工作。列宁明确指出,管理俄国,必须要“学会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切实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2]。
  列宁经常提出要循序渐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很清楚地意识到从经济社会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艰巨性,消灭阶级和消灭工农差别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而这个任务是无比艰巨的,极其困难的。列宁认为:“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2]列宁告诫说,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小商品经济向公共的大经济的过渡,只会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而“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2]。此外,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特点时,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广泛而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因此,要尊重俄国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急躁冒进。
  三、明确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的经济发展措施
  列宁发展经济的思想不仅包含优先发展生产力、走适应俄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战略举措,还蕴含在这些战略举措指导下的具体经济措施,而正是这些具体的经济措施很快恢复了俄国被战争破坏殆尽的生产力,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大成就,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社会主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列宁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具体举措包括以下几方面。
  1.平均土地。列宁认为,在百废待兴的俄国要发展经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平均土地。俄国1917年颁布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颁布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都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平均土分配土地:立刻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
  2.银行国有化。列宁认为,银行国有化对全体人民,不仅仅是工人,还包括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来说,好处都是非常多的。银行国有化并非剥夺私有财产,但是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又意义重大。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对银行进行监督,“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1]
  3.辛迪加国有化。要认真调节经济,不仅仅是要把银行国有化,各大工商业也要国有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调节经济。列宁指出,“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2]
  4.取消商业秘密。取消商业秘密就是使商业账目和商业周转公开化,是对社会经济运行有效监督的必然要求,只有取消商业秘密,人民监督地主和资本家才成为可能。“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1]
  5.强迫各类企业参加联合组织。列宁认为,强迫各类企业参加联合组织,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另一方面强迫参加联合组织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使人民对经济的监督成本降低,更有效率。
  6.调节消费。为了应对俄国被国内外战争破坏而造成的极端困难,必须要调节消费,一是要求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二是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三是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四是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7.劳动要建立铁的纪律。列宁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必须执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强化管理工作。他在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意义时指出,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地、最严格地统一意志,以指导千百万人的工作。他号召把民主精神同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对统一意志的服从结合起來。《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谈到经济问题时强调,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建立铁的纪律,需要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意志,需要加强一长制。列宁批驳那种认为集体管理是工人管理,个人管理不是工人管理的错误看法,指出一切问题的解决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
  8.通过组织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竞赛是吸收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极好形式。列宁说,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的广泛且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真正地把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9-573.
  [2]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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