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以隐喻为技法依托,以“朦胧”为风格追求,加上“漫长”的复合创作,让《峨日朵雪峰之侧》抒情主体二元对应、抒情内核螺旋进化。由诗歌的两个创作时间,看清昌耀跨越21年的两种处境,屹立峨峰的两样抒情姿态,进而感知昌耀指向现实、过往和未来的两般情怀,能走出一条“千岩万转”的文本解读之路。内容开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教学落实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创作时间;创造姿态;作者情怀
《峨日朵雪峰之侧》(下称《峨》)是昌耀诗歌的经典作品,被选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一单元。以隐喻为技法依托,以“朦胧”为风格追求,加上“漫长”的复合创作,让《峨》抒情主体二元对应、抒情内核螺旋进化,这使得它既不易读懂,更不好教透。
好在昌耀“有心”,在《峨》密不透风的言语外壳之下,留下了“创作时间”这一后门。由诗歌的两个创作时间,看清昌耀跨越21年的两种处境,屹立峨峰的两样抒情姿态,进而感知昌耀指向现实、过往和未来的两般情怀,能走出一条“千岩万转”的文本解读之路。“是教学目的和内容‘选择’方法,而不是其相反”[1]。《峨》文本解读的深入,为合宜深刻的教学内容开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教学落实指明了方向。
一、两个时间:被时代穿透的昌耀
昌耀是极少数因诗罹祸后,仍持续隐秘写作的作家。据燎原记述,1980年时,昌耀曾在家中向他出示一本陈旧的笔记本,其中密密麻麻地写着一首首短诗,或一些吉光片羽的感受、意象。[2]299“(昌耀)个人的命运浮沉,起码是到此为止的个人命运浮沉,是那样密切地与时代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2]328。这一方面,使得昌耀的诗歌内容有着强烈的呼应现实的公共性,得以使我们有昌耀返视那个时代、那时民族;另一方面,个人与时代、民族关系的失序,又使昌耀的诗歌语言阴错阳差地获得某种“现代性”——隐喻的表达,变形的形式,奇崛的风格。正因如此,回归昌耀世界,知人论世地阅读昌耀,成为理解《峨》的必然。
昌耀1936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富绅,家资殷厚。但这个家族却有别样的“革命传统”——大伯王其梅早年参加革命,并于1955年授少将军衔;其父王其桂曾在山西抗日部队任指导员一类职务,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回乡建立中共桃源特别支部,任书记;四叔王其楝曾任人民解放军18军文化教员——这或许正是1950年4月14岁的昌耀投笔从戎的家族原因。1951年春,昌耀随军入朝作战;1953年,昌耀因空袭中头部受伤,提前回国,伤愈后入河北保定荣军学校学习。17岁,还是个孩子的昌耀,已经在战争生死线兜了一圈。1955年6月,19岁的昌耀作为国家干部,投身火热的大西北建设,来到青海,并于1956年6月进入青海省文联。至此,昌耀的路顺遂而激昂,此后则风云突变。1957年7月“反右运动”后,因诗作《林中试笛》(二首)被批判为“毒草”,次年3月定为右派,10月4日判处管制三年,送劳动改造。其后在祁连山腹地流徙21年,1979年2月24日被平反昭雪。这段非常时期对昌耀家族的打击也是巨大的,1967年8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的大伯王其梅,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蒙冤离世;同年,其父在黑龙江劳改农场的兴凯湖作业时投湖身亡。[2]
《峨》后有“1962年8月2日初稿
关键词 创作时间;创造姿态;作者情怀
《峨日朵雪峰之侧》(下称《峨》)是昌耀诗歌的经典作品,被选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一单元。以隐喻为技法依托,以“朦胧”为风格追求,加上“漫长”的复合创作,让《峨》抒情主体二元对应、抒情内核螺旋进化,这使得它既不易读懂,更不好教透。
好在昌耀“有心”,在《峨》密不透风的言语外壳之下,留下了“创作时间”这一后门。由诗歌的两个创作时间,看清昌耀跨越21年的两种处境,屹立峨峰的两样抒情姿态,进而感知昌耀指向现实、过往和未来的两般情怀,能走出一条“千岩万转”的文本解读之路。“是教学目的和内容‘选择’方法,而不是其相反”[1]。《峨》文本解读的深入,为合宜深刻的教学内容开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教学落实指明了方向。
一、两个时间:被时代穿透的昌耀
昌耀是极少数因诗罹祸后,仍持续隐秘写作的作家。据燎原记述,1980年时,昌耀曾在家中向他出示一本陈旧的笔记本,其中密密麻麻地写着一首首短诗,或一些吉光片羽的感受、意象。[2]299“(昌耀)个人的命运浮沉,起码是到此为止的个人命运浮沉,是那样密切地与时代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2]328。这一方面,使得昌耀的诗歌内容有着强烈的呼应现实的公共性,得以使我们有昌耀返视那个时代、那时民族;另一方面,个人与时代、民族关系的失序,又使昌耀的诗歌语言阴错阳差地获得某种“现代性”——隐喻的表达,变形的形式,奇崛的风格。正因如此,回归昌耀世界,知人论世地阅读昌耀,成为理解《峨》的必然。
昌耀1936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富绅,家资殷厚。但这个家族却有别样的“革命传统”——大伯王其梅早年参加革命,并于1955年授少将军衔;其父王其桂曾在山西抗日部队任指导员一类职务,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回乡建立中共桃源特别支部,任书记;四叔王其楝曾任人民解放军18军文化教员——这或许正是1950年4月14岁的昌耀投笔从戎的家族原因。1951年春,昌耀随军入朝作战;1953年,昌耀因空袭中头部受伤,提前回国,伤愈后入河北保定荣军学校学习。17岁,还是个孩子的昌耀,已经在战争生死线兜了一圈。1955年6月,19岁的昌耀作为国家干部,投身火热的大西北建设,来到青海,并于1956年6月进入青海省文联。至此,昌耀的路顺遂而激昂,此后则风云突变。1957年7月“反右运动”后,因诗作《林中试笛》(二首)被批判为“毒草”,次年3月定为右派,10月4日判处管制三年,送劳动改造。其后在祁连山腹地流徙21年,1979年2月24日被平反昭雪。这段非常时期对昌耀家族的打击也是巨大的,1967年8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的大伯王其梅,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蒙冤离世;同年,其父在黑龙江劳改农场的兴凯湖作业时投湖身亡。[2]
《峨》后有“1962年8月2日初稿